管仲为何被妓女奉为“祖师爷”

私妓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又说：“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民俗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治，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另外《诗经·周南·汉广》曰：“汉有游女，不可求思。”上面资料表明，这些赵女郑姬精于打扮，善于歌舞，兼善媚术，色艺俱佳。为了金钱她们不惜出卖肉体和色相，有时甚至长途跋涉。她们的经营方式主要是上门服务。《诗经》中用“游女”一词，将当时私妓的经营特点非常贴切地说明了。

营妓（也称“军妓”）的最初形式在这一时期已经开始出现。据《越绝书》《吴越春秋》等书记载，公元前470年前后，“越王勾践输有过寡妇于山上，使士之忧思者游之，以娱其意”。越王勾践为了解决士气低落的问题，让“有过寡妇”为军中“忧思者”提供性服务，这就是典型的“营妓”。虽然当时越王勾践让“有过寡妇”为军士提供性服务，但那可能只是一种应急措施，并没有形成一种制度，但它却一直被看作是中国营妓制度的雏形。

但是，真正由国家经营的娼妓业，却是由管仲开创的。

管仲，名夷吾，初与友人鲍叔牙经商为生。后来“鲍叔牙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被囚，鲍叔牙“遂进管仲”，“力陈管仲之贤，桓公于是任管仲为相。”（《史记·管晏世家》）管仲在任期间，竭力协助齐桓公治理国家，实行了一系列改革。重新划分行政区域，整顿吏治，严肃军队纪律，利用官府力量发展盐铁业，促进生产，统一管理货币，调整物价，通过“尊王攘夷”控制各诸侯国内政，抵御周边少数民族。通过这些改革方案，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

管仲在位时不但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还设置“女闾”。所谓“女闾”，就是妓院。也就是说，管仲是第一个设置官方妓院的人。管仲于公元前685年被封为“卿”，死于公元前645年，因此设“女闾”制应该是在公元前685年至公元前645年之间。这比梭伦创立雅典国家妓院（公元前594年）至少还要早50年以上。

当时妓女数量还是比较多的，如管仲设女闾300，据《周礼》中说“五家为比”，“五比为闾”，一闾是25家，总数当为7500家，若设700，就有1.75万家之多。

“女闾”制开了国家经营娼妓业的先河。作为政治家的管仲，其实行“女闾”制，目的有四：一是为了增加国家收入。清代褚人在《坚瓠续集》卷一记载：“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教坊花粉钱之始也。”二是为了缓解及调和社会矛盾。三是招揽游士，网罗人才。当时诸侯争雄，齐桓公为了能够称霸天下，借助美女来招引人才。四是供齐桓公淫乐。齐桓公是一个好色之徒，这在文献中有所记载：“好内，多内宠，如夫人者六人。”但管仲设立妓院，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从中收税以作军费。

在管仲的影响下，春秋各国纷纷效仿，后世的封建统治者也从此让娼妓制度获得合法地位，这恐怕是作为春秋时期的大政治家、思想家的管子始料未及的吧！

晋朝人斗富的历史真相

有诗曰：“醉卧美人，醒握杀人权。”在古代男人看来，似乎应对生活的最好武器是“权力和财富”，而享受生活的最好方式则是“美酒与美人”。深谙享乐之道的晋朝开国君主司马炎对酒色这两样事物很下功夫。当他用权力和财富夺了天下后，便日日想方设法地享受。晋国大军征服吴国后，司马炎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广撒网，多捞鱼，将天下美女网罗进皇宫后院，供自己享乐。为了讨好新主，地方官们便把美女尽数运到洛阳皇宫里。

除了贪图美色，在吃喝玩乐上，司马炎也是毫不含糊，花样百出。为了满足自己的这些乐趣，他甚至把官位拿去卖钱。君主都这样恣情纵欲，贪图享乐，底下群臣就更不用说了。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他手下的人也纷纷效仿。

晋国初期的宰相何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每天的饭钱要花一万钱，即便如此还愁没什么可吃的。他的儿子何劭青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每天的伙食费是父亲的两三倍，他们一家的伙食费是三五千平民一个月的生活费。

而这还不算是最奢侈的，谈到晋国的奢华浪费就必须要提石崇，他和国舅爷王恺的斗富故事可谓是家喻户晓。

石崇通过打家劫舍发家后，便用钱买了个官位，从而开始了为官敛财的日子，积攒下了更大的家业，成为当时京城里数一数二的巨富。他不但住在高档豪宅里，还有着一百多个貌美如花的姬妾，而石崇每天的工作就是和达官贵人吃喝嫖赌，声色犬马。

王恺也不逊色，仗着自己是皇亲国戚，地位比石崇尊贵，便一心要和石崇比个高下。于是二人的斗富从厨房开始：王恺用麦芽糖刷锅，石崇就用蜡烛当柴火烧；王恺将几十里长的路上铺满绸缎，石崇则用更长的绸缎将道路做成了一个锦绣长廊；王恺用花椒面漆房子，石崇则用赤石脂当涂料……

逢斗必败，王恺很不服气，便去找他的皇帝亲戚帮忙，而当司马炎听到王恺斗富这种荒唐的行径时，居然还给予了支持。他让人从国库中取出一株价值连城的珊瑚树，高约二尺左右，让王恺拿去斗败石崇。

得到外邦进贡的宝物，王恺信心倍增，岂料石崇看到那株珊瑚后，一言不发地将其打碎，然后将王恺领到自己的库房中，让他任意挑选，用来赔偿他的损失。石崇库房中的珊瑚树，每一株都高大丰满，似乎王恺所展示的是最次等的货色，这次的失败让王恺彻底认输，灰溜溜地离开了。

这次斗富之后，石崇的名声更是远播。夜夜都有客人到他府上喝酒飨宴，石崇也是热情招待。在客人吃饱喝足后，要去上“洗手间”，结果发现男厕所里有十多个美女手捧托盘，上面放着锦衣华服，还有香料，洗漱用品等等。

客人要想上厕所，就需要换上新衣服，解手完毕后，还需用高档的护肤品擦手擦身，以防身上沾有臭气。

石崇只不过是晋国一个中级官僚，就如此铺张浪费，可想而知那些高级官员和帝王国戚是怎样的行径了。有一次司马炎到官员王济家去吃饭，有一道烤乳猪令司马炎赞不绝口，王济便对皇上透露了自己这道菜肴的秘诀。

他家里用于做菜的小猪全是用人奶喂养，所以才肉味鲜嫩异常。这个王济还喜好跑马，当时他看中一块地价昂贵的地段，于是他就把跑马场一样大小的地方铺满了钱币，买下了那块地。

疯狂的奢靡最终只能换来更为疯狂的报复。在这些达官贵人沉迷享乐的时候，百姓们却经受着天灾人祸，食不果腹的日子。终于在毫无活路的情况下，奴隶出身的石勒带领着大批饥民进行反抗，他们对富人发动了野蛮的复仇战争，将男人杀死，女人霸占，肆意烧杀抢掠。整个晋国逐渐陷入混乱之中，到公元304年的时候，全国发生了可怕的饥荒，不但平民吃不上饭，就连那些一顿饭花费一万钱的贵人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和人比富的石崇也没能逃过这场劫难，不但被起义军抄了家产，还丢了性命。富得流油的晋国就这样，随着巨富们的烟消云散，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毁灭了。

古代女子劝阻丈夫出轨的高招

爱情从来都是自私的，无论古今都是如此，现代的一夫一妻制度，尚管不住一些男人的心猿意马，古代的一夫多妻制度，更让女子需要忍受丈夫被其他人抢去的痛苦。在性与情感上，古今的女人都不允许被人侵占，都希望能够独占枕边人的身与心。

但古代并没有明确的婚姻法，保护女子的权益，处于低下地位的女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丈夫纳妾，另结新欢，不能夜夜与自己共度春宵。于是有的女子为了捍卫自己的婚姻和爱情便想出各种招数来阻止此等事的发生。

古代女子为什么要阻止丈夫纳妾？又是怎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妨碍丈夫纳妾的呢？这里必须先提一下古代男子纳妾后，在性生活方面的时间安排。

古代男子纳妾后，和妻子还有小妾的性生活便有了顺序规定，这规定一直要男性履行到他60岁为止。《礼记·内则》记载：“故妾虽老，年未满五十，必与五日之御。将御者，斋漱浣，慎衣服，栉缈笄总角，拂髦，衿缨，綦屦。”

意思就是小妾不到50岁的时候，每五天就要将自己洗干净，与男人交好。大多女子自然不希望把自己的丈夫送到别的女人的床上，但也没办法。古代不纳妾的男人实在是太少了，虽然圣贤也曾告劝过：“二八佳人体似酥，腰中仗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

但于事无补，男人就算不纳妾，也会去烟花之地鬼混。为了让丈夫不出轨，也为了不让丈夫与其他女人发生关系，古代不少女子做过努力，唐朝宰相房玄龄的夫人卢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房玄龄在晚年的时候，唐太宗多次赐美人于他，但都遭到了房玄龄的婉言拒绝，探问之下，才知道原来房玄龄的夫人很厉害，不许他纳妾。为了做通房玄龄夫人的思想工作，唐太宗专门让长孙皇后前往，但房玄龄的夫人只是说：“妾宁妒而死！”

听闻此言，唐太宗便派人给她送去一坛酒，告诉她如果她还继续反对，就要把这坛毒酒喝掉，但没想到她情愿喝掉毒酒，也不愿意和别的女人分享房玄龄，此事只得作罢，后来唐太宗感慨：“我尚畏见，何况于玄龄。”

态度坚决可以阻止男人出轨，而有的女人则是心狠手辣，对勾引自己丈夫的女人下毒手，以暴力保卫自己的妻权。隋文帝的独孤皇后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她不仅与隋文帝约定：“此生永矢相爱，海枯石烂，贞情不移，誓不愿有异生之子。”

还从隋文帝那里要来了整治后宫的权力，让那些妃子都不敢靠近隋文帝。有一次，隋文帝刚刚临幸了尉迟氏，这个女人第二天就被独孤皇后派人乱棍打死了。不但如此，她还形影不离地跟着隋文帝，隋文帝上朝的时候，她与隋文帝共乘坐一辆辇车，退朝后，她再和隋文帝一起回到后宫。

同吃同乐同寝，相顾欢欣，俨然一副管犯人的样子，当然古代女人并不是每个都能这么铁腕，一般的女人还是多以柔情打动丈夫，阻止丈夫寻花问柳。元朝至元二十四年（1287），书法家赵孟頫娶了浙江吴兴美女管道升。管道升不仅貌美如花，还是个难得的才女，能作诗，善绘画。

不过，这样也没能让赵孟頫收心。结婚不久，赵孟頫便另觅新欢了。为了挽回丈夫的心，管道升开始想办法。一开始，她写了一首诗来感化丈夫：“夫君去日竹初栽，竹子成林君未来。玉貌一衰难再好，不如花落又花开。”管道升想让丈夫想想之前的情意，想想少年夫妻老来伴的好处。

除此之外，她还写了一首十分有名的《我侬词》，针对丈夫纳妾表明自己的态度：“你侬我侬，忒煞情多。情多处，热似火。把一块泥，捻你一个，塑我一个。将咱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

不过虽然用情很深，但赵孟頫并没有因此而停下纳妾的脚步，古代女子不像现代女子有很强的自主能力，很多时候，她们也只能自怨自艾，忍受这种被冷落，甚至被男人抛弃的命运。丈夫是否出轨，主要还在于他自己，女人如何出招，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古代出家要求哪些资质

很多人听说现在一些寺院中的出家人还要具备高学历，就觉得很不可思议，以为古代出家很容易，但凡看破红尘就可以遁入空门了。其实，在古代出家也不容易。

且不说在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代武宗、后周世宗等灭佛时期，一般人想要出家难上加难，就是在古代大多数崇佛时期，想出家也不容易。在崇佛时期，一个人只要穿上出家人的衣服，帝王看到都会合掌问讯，尊敬他的道德、学问，他就是“人天师范”，即言行举止是天上、人间的榜样。所以，那时出家要经过皇帝考试，考试及格才颁发文凭，称作“度牒”。考取度牒之后，还要看这个人跟哪个道场、哪位法师有缘，方可到那里出家。若没有度牒而私自剃度是犯法的，要受国家法律的处分。

当时的进士是国家考试最高的等级，相当于现在学校里的博士学位。出家人在普通学术上拿到进士的学位，然后考佛法，再考德行，全部及格才发度牒。度牒就相当于国家认可的出家资格证书，是政府机构发给公度僧尼以证明其合法身份的凭证。唐代的度牒都用绫素、锦素、钿轴制成。宋代一度改用纸制，至南宋仍旧用绫。度牒上一般写明所度僧尼的法名、俗名、身份（指明童子或行者及其职衔）、籍贯、年龄、所住或请住持寺院（入何寺院名籍）、所诵经典、师名等，并有礼部的批文、签署日期和官署名等。僧尼有了度牒，便取得了合法的身份，有度牒的就算是正规僧人，留居本寺或行游他方都不会被人为难，可免赋税和劳役、兵役等义务，受到政府的保护。

为增加财政收入，官府经常出售空名度牒。据宋代《燕翼诒谋录》等书，宋徽宗初年每道度牒价钱220千，卖度牒成为官府重要的收入来源。因为得之不易，大家都非常重视。《水浒》上说鲁智深溜下桃花山，“胸前度牒袋内藏了真长老的书信”，可见度牒是小心收藏的。“棒槌似粗莽手脚”的孙二娘也有温柔的一面：她取出度牒，缝个锦袋盛了，教武松挂在贴肉胸前——可见这本护身符在她心目中的分量。

另外，出家还有更多详细的要求。

1.年龄不可太大或太小，生活要能够自理。

太老者，过七十，若减七十，不堪造事，卧起须人。若过七十，能有所作，是亦不听。年满七十，康健能修习诸业，听与出家。若太老，不应与出家。若已出家者，不应驱出。若度出家受具，越毗尼。（《僧祗》）

2.具丈夫身，有坚强意志，能吃苦耐劳。

欲新出家者，先说苦事：谓一食、一住、一眠、少饮食、多学问，言能不？答：可者。方得受之。（《僧祗》）

3.父母允许。

若有来求出家者，应先问父母许已，方与出家。若不先问与出家者，得越法罪。（《出家》）

4.没有犯边罪。

曾受佛戒已（含白衣五戒八戒在内），于淫杀盗妄四重戒中，随犯一戒，即漂弃佛海边外，故名边罪。

5.出家的动机纯正（非是贼心入道）。

为衣食利养混入僧团，盗听大僧说戒、羯磨、同僧法事，受人恭敬利养礼拜，名为贼住。

6.志性坚定，信仰明确。

曾为外道来受具戒，后复入外道，今又重来出家受戒，此人志性不定，名为破内外道。非佛法器，佛不许度。

7.没有债务在身（非负债人）。

有负债人为逃避债主而出家，乞食为财主捉；财主嗔恚言，沙门释子尽是负债人。不得度负债人出家。（《四分》）

8.不是承担社会重任的官职人员（非官人）。

不应度大臣出家，见来求请应须诘问，汝非王臣不，若不诘问与出家者，越法。若外国人来，无人委识，应与出家。（《杂事》）

9.身体健康。

病者，癣疥，黄烂，癞病，痈痤，痔病，不禁，黄病，疟疾，謦咳消尽，癫狂，热病，风肿，水肿，腹肿，乃至服药未得平复，不应与出家。若已出家，不应驱出。若度出家受具足者，越比尼。（《僧祇》）

10.四肢齐全，五官端正。

手足不健全、聋、哑、盲、跛、曲腰、侏儒、极丑等不能出家。

可见，古代出家并非想象的那么容易，并不是想出家就能出家的，只有达到标准才能出家，只有手持度牒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僧人，否则就是“非法”出家。

古代官员为何虚报年龄

中国古代的官场上，以打探官员们的真实年龄为禁忌。当然，不许问年龄的禁忌，并非一开始就出现的。从史料记载来看，秦汉时期，官场上还并不存在这个年龄问题。著名例子便是甘罗，因为12岁出使赵国有功，便官拜上卿。可见，当时的官员年龄制度并不是十分严格。

一直到汉武帝时期，因为官官相护，相互包庇之风盛行，使得官员队伍日趋年轻化，全都是官员子弟。这种情形的产生，令当时的统治者不得不采取行动，到汉顺帝时期，尚书令左雄上书说：“郡国每年举孝廉，都是马上就要授职施政、教化民众的，应该选取那些老成可用之人。孔子称：‘四十不惑。’《礼记》称：‘四十曰强，而仕。’请从现在起规定：年龄不满四十，不得察举。”

所说的“察举”制度，其实就相当于举贤任能，一种推举制度。这个制度可以破格提拔人才，但也有其弊端，便是上面提到的，会让一些官员相互勾结，互相推荐亲信，结党营私，于皇权很不利。于是，这个建议很快便得到了汉顺帝的采纳。

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既然对当官的年龄进行了限制，只要更改年纪，不是照样可以为官吗？官员制造假年龄，便以此为源头。

后来到唐朝时期，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六月发布了一个新规定：“凡人三十始可出身，四十乃得从事。”官员的年龄再次被列入规章制度之中。所谓“出身”，是指做官的资格。要想做官，要经过一层一层的考核，这期间的过程很漫长，通常过个三五年、七八年都很正常，例如韩愈25岁及第，到正式被授予官职时已经到了35岁。

为了及早当官，许多人便开始想对策。在唐代科举中，有为早期教育设置的童子科，而且考试题目也相对简单，只是考一些基本入门的知识点，毕竟孩童的条件还是十分宽松的。这成为入仕的捷径。许多大龄男子便冒充孩童，虚报年龄，只求能够通过此捷径，走入仕途，不用再去白费那好几年的时光。

唐朝时期举童子的年龄多限制在10岁以下，一旦通过考试，那上岗工作的时间就大大提前了，为了能够走上仕途，许多人便贿赂官员，修改自己的年龄，这样便能提前入仕途。当然，这只是官员隐瞒年龄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一旦考中科举，免不了会有富贵人家，达官贵人前来说亲选婿，选婿当然是年纪越轻越好，为了能够顺理成章地攀龙附凤，这些人也会将自己说得更年轻。

还有人选择隐瞒年龄，则是和朝廷规定有关。在宋太祖时期有规定，凡参加科举考试够一定次数，年满60却依然没能够中第的人，可以从宽赐予官职，当时称之为“特奏名”或“恩科”。很多才学平庸，没有什么大志向的人希望早日做官，便谎报年龄，将自己的年纪说大，这样就可以及早为官。总之官员的年纪变大变小，都是与朝廷政策挂钩的。

《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便是一例，他一出场便坦言道：“童生20岁应考，如今考过20余次……”怎么算，也应该是个年过半百的人了，可是他却对外说自己只有三十几岁，这样虚报年龄的情况，正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映射。

唐代楼市崩盘的真正原因在哪里

在我国历史上鼎盛的唐朝时期，楼市就曾出现了崩盘，按现在的收入算，唐朝的房子就曾经从几百、上千元一平方米，跌至几十元一平方米。而此时，唐朝政府却没采取任何措施拯救“楼市”的崩溃。

唐宣宗大中十年（856），敦煌居民沈都和因为急等钱用，卖掉了自家的房子。按照惯例，他跟买方签了一份房屋转让合同，合同上写道：“慈惠乡百姓沈都和，断作舍物，每尺两硕五升，准地皮尺数。算着舍椟物二十九硕五斗陆升九合五圭干湿谷米。其舍及地当日交相分付讫。”意思是说沈都和这套房子按面积计价，每尺价值小麦两硕五升。另外房子里所有家具陈设也随房子一块儿出让，价值小麦二十九硕五斗六升有余。合同上写的“一尺”是指一平方尺，为现在的0.09平方米；“硕”是容量单位，跟“石”通用。“两硕五升”小麦重约180斤，按今天麦价去买，至少需要140元。“每尺两硕五升”，说明每0.09平方米能卖140元，也就是每平方米能卖1555元。放在一千多年以前的敦煌，这房价是很高的。

唐僖宗乾符二年（875），同样住在慈惠乡的另一位敦煌居民陈都知卖掉了自家“东西宽三丈九尺，南北长五丈七尺”，其面积约是现在的203平方米的宅基，换来小麦“八百五硕五斗”。拿宅基总价除以宅基面积，可以得出这块宅基的单价：每平方米556元。考古报告显示，唐代敦煌民宅全是单层，容积率很低，所以当地价高达五六百元一平方米的时候，房价在千元以上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那么，唐朝人的工资水平如何呢？据《敦煌资料》等文献记载，在公元九世纪后期，不管是帮人牧马放羊，还是给人运送货物，甚至包括替人当兵在内，敦煌平民每月的收入一般都不会超过两石小麦。换言之，工薪阶层的月薪大多在300元以下。像这样的收入水平，就是一年不吃不喝，也只能挣两三个平方米，倘若想买一套像模像样的房子，恐怕得忙活几十年。

值得庆幸的是，这样的状态并没维持多久，敦煌房价在每平方米1555元这个房价制高点上盘旋了一段时间，很快就急转直下——敦煌楼市崩盘了。

唐昭宗乾宁四年（897），敦煌居民张义全卖房，“东西一丈三尺五寸，南北二丈二尺五寸”，只卖了小麦“五十硕”，每平方米才卖250元。唐昭宗天复二年（902），敦煌居民曹大行跟人换房，“东西三丈五尺，南北一丈二尺”的房子，仅估价“斛斗九石”，房价已经降到了33元一平方米。

关于敦煌房价的描述，目前能找到的文献非常之少，暂时还弄不清刚开始房价为什么高，后来又为什么暴跌。另外，鉴于中原和江南地区出土的唐代经济文献更加稀少，研究者也不敢确定在敦煌之外的其他区域是不是同时出现了房价暴跌的现象。

不过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在敦煌房价暴跌之后，大唐朝廷和敦煌政府都没有出手救市。因为《新唐书》《旧唐书》《册府元龟》《唐六典》等史书和现代的敦煌石室藏书释文汇编《敦煌资料》中均未曾出现相关内容。那么，唐朝政府为什么不救市呢？

第一，当时没有专门的“房地产开发商”，所谓房地产交易只是在业主之间进行的二手房买卖，而业主们作为一盘散沙，是没有能力游说政府做出救市决策的；第二，当时房地产行业在整个国民经济领域所占的比重非常小，无论这个行业是否兴旺，对GDP的影响都不大；第三，当时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田赋和人头税，政府从来没有想过卖地生财，房价暴涨也好，暴跌也罢，只能影响地价。

可见，唐朝政府之所以不救市，倒未必是出于替广大购房者着想，才容许房价不断下滑的，而是因为没有真正损害到政府自身的利益而已。

唐代人离婚的程序揭秘

随着法律制度的健全，离婚协议书逐渐成为一种常见的法律公文。很多人以为离婚协议书是近代才出现的新生物，谁会想到在倡导一女不侍二夫的封建制度下居然也会有离婚协议书。实际上，在我国唐朝时就已经出现了“离婚协议书”。

在敦煌出土的唐朝“离婚协议”的内容是：“凡为夫妇之因，前世三生结缘，始配今生之夫妇。若结缘不合，比是冤家，故来相对……既以二心不同，难归一意，快会及诸亲，各还本道。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婵鬓，美妇娥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大意是：如果我们结合在一起是错误，不如痛快地分手，使彼此得以解脱，希望你旧貌换新颜，再攀高枝，这样总胜过两人看不顺眼互相挤对。离婚之后，希望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再找个好人家……

从这份协议书中我们不难看出，其内容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离婚协议，夫妻因感情不和离婚，于是请来双亲父母和亲戚朋友，做此见证，好聚好散，最后，男方还不忘给妻子一些美好的祝愿。

唐朝的婚姻法《唐律户婚》对离婚有三条规定：

1.协议离婚。指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所谓“和离”，“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

2.仲裁离婚。指由夫方提出的强制离婚，即所谓“出妻”。

3.强制离婚。夫妻凡发现有“义绝”和“违律结婚”者，必须强制离婚。从史实来看，提出离婚者也不只是夫方，妻方提出离婚的也不在少数。虽然在中国历史的多数时期，女子一直是处于被压迫地位，很多朝代妇女没有离婚自由，男子可以任意“休妻”、“出妻”，女子却只能忍受。但是这份唐朝的“放妻协议”却告诉我们：并不是古代历朝历代女子的地位都是那么低下的，这也凸显了唐代婚姻制度的公平性。

唐史研究专家孟宪实说：“古代曾有女子觉得丈夫没有出息，闹到公堂要求离婚，当官者训斥该女子不应如此，但该女子仍然坚持离婚，最后当官者只得判离，可见在古代女子离婚并不如我们想象中困难。古代放妻书的存在，说明古代人比较重视感情在婚姻中的作用，在放妻书中多以感情不合为理由，有时还会出现‘今后将孤燕单飞’等表达悲伤的句子。当然，如果真的悲伤就不会离婚了，这或许只是表面文章，所以说有时放妻书只是范文作用，在休妻的时候使用。”

事实上，古代离婚的事情在各个朝代都有，只不过唐朝的婚姻制度给人感觉更自由一些，高层离婚就更容易实现了，比如太平公主就轻而易举地离婚了。虽然不能确定协议书的具体年代，但它的存在却证明唐末五代宋初时，男女在婚姻问题上是相对自由的。虽然家中掌事的人仍然是男性，但妇女地位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低。

“老公”“老婆”之称源自何处

老公老婆是现代对丈夫妻子的常用叫法。很多人以为，老公老婆最初是我国港台的叫法，是改革开放后随着港台片的热播流行起来的。实际上，老公老婆这个称呼在唐朝时就已经有了。

据说，唐朝时有一个叫麦爱新的读书人，考中功名后就开始嫌弃妻子年老色衰，想再纳新欢。于是，写了一副上联放在案头：“荷败莲残，落叶归根成老藕。”妻子看到后，从联意中觉察到丈夫有了弃老纳新的念头，便提笔续写了下联：“禾黄稻熟，吹糠见米现新粮。”以“禾稻”对“荷莲”，以“新粮”对“老藕”，不仅对得十分工整贴切，新颖通俗，而且，“新粮”与“新娘”谐音，饶有风趣。麦爱新读了妻子的下联，被妻子的才思敏捷所打动，便放弃了弃旧纳新的念头。妻子见丈夫回心转意，不忘旧情，乃挥笔写道：“老公十分公道。”麦爱新也挥笔续写了下联：“老婆一片婆心。”

于是，这个故事很快流传开来，并传为佳话，从此，汉语中就有了“老公”和“老婆”这两个词，民间也有了夫妻间互称“老公”“老婆”的说法。

那么，除“老公”与“老婆”外，夫妻之间还常有哪些称呼呢？

1.妻子与丈夫

母系氏族时期，女尊男卑。男女结为夫妻后，男人怕女人被其他男人抢走，就天天跟在女人后面一丈之远，故男人被称之为“丈夫”。

另外，中国古代有些部落有抢婚习俗。女子选择夫婿，主要看这个男子是否够高，一般以身高一丈为标准。当时的一丈约等于七尺（那时的一尺约合现在的六寸多），有了这个身高一丈的夫婿，才可以抵御强人的抢婚。根据这种情况，女子都称她所嫁的男人为“丈夫”。

而“妻子”一词的来历最早见于《易经·系辞》：“人于其官，不见其妻。”但在古代，妻子一词并不是男子配偶的通称。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妻子”才渐渐成为所有男人配偶的通称。

2.爱人

现代人常用爱人来称谓自己的配偶，这一称呼来源于英国。位于苏格兰达姆弗利的斯威特哈特寺院使用英语单词“sweet heart”表达“爱人”之意。

斯威特哈特寺院是由1296年去世的巴纳德城堡领主约翰·巴里奥尔之妻德鲍吉拉夫人修建的。德鲍吉拉夫人与丈夫二人一生恩爱，丈夫死后，她将丈夫的尸体安葬，但将丈夫的心脏熏香后装在了象牙盒里随身携带，常常谓之曰：“我最可爱的心，不会说话的伙伴。”

《清明上河图》的曲折经历

北宋画家张择端创作的长卷《清明上河图》，被公认为稀世神品。千年来，它曾五次进入宫廷，四次从宫中被人盗走，历尽劫难。

首先收藏此画的是北宋宫廷。宋徽宗赵佶视之为神品。据考证，该图前面应当还有一段，描写的是远郊的山，并且还有赵佶瘦金体的“清明上河图”五字签题和他收藏用的双龙小印。靖康之祸时，该画流落民间，为金朝监御府书画官张著所得。元灭金后，此画第二次进入皇宫。元顺帝至正年间，宫中有个姓裴的装裱匠挖空心思，用临摹赝品将真本换出，暗中高价卖给某真定太守，随后又将其辗转易手。

之后，此画又到了明朝奸相严嵩手中。据严嵩败后官府查抄他家财产登记账中，确有此画的记录，在明朝隆庆时被收入宫廷。明穆宗不喜欢字画，成国公朱希忠趁机奏请将《清明上河图》赏赐给他，皇帝便让人估成高价，抵其俸禄折卖给他。但是此时名画却不翼而飞了。不久，宫中传说一个小太监得知《清明上河图》值钱，便将画盗走，不想出宫时遇见管画人，小太监仓皇之中将画藏到阴沟里，正值阴雨连绵，三天后来取，画已腐烂。最终此事不了了之。

后来，人们才知此画落入秉笔太监、东厂首领冯保之手。名画“毁尸灭迹”的传说不过是他一手策划的。

清兵入关后，此画相继为陆费墀、毕沅所得。清廷早就对这幅名画垂涎欲滴，据说毕家因此画而家破人亡，《清明上河图》也得以第四次进入皇宫。1911年，清王朝灭亡，但溥仪仍留住宫中。溥仪以赏赐其弟溥杰为名，将重要文物偷运出宫，《清明上河图》亦在其中。

1945年，溥仪携大量珍宝至通化，准备逃亡日本。飞机还未起飞，就被苏联军队俘获，并将国宝交回中国政府。《清明上河图》先存放在东北博物馆，后被故宫博物院收藏。

宋朝流行大龄青年的原因是什么

宋朝是个很有意思的朝代，重文压武，宋真宗有首诗就写道：“富家不用卖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归结大意便是在他们大宋朝，最有前途的职业不是行贾的商人，而是读书的文化人。宋真宗这样说也是有缘由的。之前的五代十国，动荡不安，皇位更迭频繁，一直到赵匡胤陈桥兵变，才算结束了这种日子。

但也正因为如此，宋朝后来的皇帝都十分反感武臣。在他们看来，习武之人有着强大的杀伤力，稍加不慎，便会被他们推翻帝位。而文人就不一样，他们手无缚鸡之力，除了能在口舌上占点便宜之外，还是相对容易控制的。

所以，宋朝虽然是武将建朝，却是重文轻武，赵家大量启用文官，而为了安抚这些文官，更是不惜血本的启用了高薪养官的政策，将官员的工资提到了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企及的境界。

宋代文官不但月工资丰厚，逢年过节还会发福利，遇到特殊的日子还有额外的奖金。不仅如此，但凡官员犯点错误，那也是能免就免，从轻发落，宋朝对官员的纵容程度和它的工资制度一样让人叹为观止。

没有严厉的监督惩罚体系，宋朝官员就算是贪污受贿，犯罪以后，也可以钻钻法律的空子，逃脱惩罚，例如地方官员的调任就十分方便，只要向上级上一道疏表，基本都会被批准。所以，在一个地方有了政绩污点，官员便调离到另一个地方，而且那时的官员数量十分庞大，常常是一个官位有着两三个人同时担任，彼此间相互包庇，互相勾结的事常有发生。

官员的生活如此安逸幸福，天下的男人自然是人心往之，于是读书便成了宋朝的一大热潮，不论是耕田的农夫还是茶馆的伙计，个个都悬梁刺股，发奋读书，一心要考取功名，入朝做官。

古语有云：“先成家，后立业。”这些怀揣着伟大理想的男人们自然是想功成名就之后再娶妻生子。所以，他们宁愿独身，忍受寒窗苦读的寂寞，也不放弃目标。但可惜的是，宋朝的官位再多，也是有限的，能冲过科考这架独木桥的人毕竟是少数，许多人头年不中，便来年再考。这样周而复始，考中的还算运气好，考不中的更是沉沦其中。如此便造成了许多男人中年未娶，个个都成了剩男。男人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考中功名便不娶亲这尚可理解，但当时的女人却也是非官员不嫁。

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为了后半生能安稳无忧，锦衣玉食，女人们也是要对自己的夫婿千挑万选，既然当官那么吃香，她们自然是要当官太太了。于是，宋朝便出现了一个独特的景象。

每到放榜的日子，有钱有势的人家便纷纷出动“择婿车”，去发榜的地点选择乘龙快婿，但凡榜上有名者，十之八九会被这些人家拉回家中，而那些没有抢到的也不放弃，等待来年再接再厉，于是，等来等去，一批剩女也就这样等出来了。

当时在朝为官的司马光谈到男女婚龄时说：“男不过三十，女不过二十耳，过此则为失时矣。”

按照这个标准，宋朝超龄的未婚男女大有人在，除了官位的货源奇缺，供不应求之外，还有一个原因便是当时出嫁费用高涨。宋朝的商品经济日益发达，整个社会逐渐形成了一股攀比奢华的不良风气，很多人家为了撑场面，就算借钱也要将婚宴办得风光无比。

在淳熙年间，太学生黄左之中榜之后，做了汝阳王的女婿，为了办婚宴，充足场面，一次就花费了500万两银子。还有宋神宗的弟弟杨王赵颢有几个女儿，因为每次花费的费用都很大，到最后实在是囊中羞涩，不得不找自己的皇帝哥哥借钱将婚礼办下去。

科举制度和崇富心理为宋朝造就了一批剩男剩女，在没有朝廷的大力号召下，男人们自觉自愿地晚婚晚育，一心为了自己的事业埋头苦读，既不做伤风败俗的事情，也不搞破坏社会安定的活动，堪称一大历史奇观。

古代考生高超作弊技能大揭露

科举制度是我国历史上的官员选拔制度，它始于隋，止于清末，前后历经一千多年，为朝廷选拔、输送了许多优秀人才。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作弊并非现代独有，在古代，就有许多学子禁不住“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诱惑，研究出了各种各样的考场作弊手段。这些作弊手段与现今的高科技相比，一点都不逊色。

古人的创造力很多时候超过了现代人，其中作弊现象最严重的是在唐朝。那时不论是高干子弟，还是平民百姓，都精于作弊技术。其中以著名的大诗人温庭筠为一绝，即使在主考官的重点盯防下，他依然可以替好几个人写完试卷，然后全身而退。温庭筠在当时的作弊界内，无人能与他抗衡。

他的作弊技巧高超。到底有多高超呢？

首先是他的成文速度十分快，而且作弊的手段十分隐蔽，让人无法看出。温庭筠因为诗才了得，早就名满天下。公元858年的科举，他报名参加，为了防止他帮助其他人作弊，几个主考官都看着他，而且还专门把他的座位单独调出。

在众目睽睽之下，温庭筠答完考题，起身离去。但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他居然同时为八位考生写完了卷子。在短短时间内，他可以快速答完八份考题，这让主考官们十分费解，而这也成了当时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随着科举的延续，作弊的手法和方式也在不断出新，从现在出土的不少文物中就可以看出，古代人的作弊技巧不亚于现代人。

如天津一青年收藏了一套完整的清朝道光年间考试作弊工具。这套作弊工具共9卷本，均长4.5厘米，宽3.8厘米，厚0.5厘米。每卷本内约有10余篇文章，共10多万字，并配有一双可将卷本藏匿于鞋内底层的加厚底男布鞋。让人称奇的是卷本内文字约有1毫米见方，由牛角刻版印刷而成，可见当时作弊手段高超，已经形成规模。

另外，在一场拍卖会上，出现了一件清朝末年间的“作弊坎肩”，在坎肩上面，有用毛笔抄写的四书五经。

坎肩看上去是用麻布做的，尺寸不大，可以推测这件坎肩的主人并不胖，个头也就一米七左右。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的视力一定特别好，坎肩上的字最大也不过三四毫米宽，有观众试图辨认一下，结果读两个字就串行了。

现场还出现另外两件“挟带品”，都是一尺见方的绢，上面同样抄满文字，其中一块正反面都是字，而且字体更加小。据有关专家说，这样的“挟带”以前听说过，但是将“挟带”做成坎肩儿样式的极为少见，目前存世的则更为稀少。从这三件“挟带”上可以看出，清朝末年的政治腐败，让企图入仕的各位举人煞费苦心。

这些作弊器具让今人大跌眼镜，手艺之精，用心之巧，令人叹为观止。但是在科举制度已灭亡的今天，作弊行为依旧活跃在考场之中，这期间的传承关系实难理清。

古代“丐帮帮主”的真实生活

看过武侠小说的人，肯定对“丐帮”都不陌生。丐帮中地位最高的就是丐首，也就是丐帮的帮主。丐帮并不完全是江湖上自发组成的帮派，在明清时期，丐帮甚至是受朝廷直接控制的。在官办丐帮中，丐首可以世袭。丐首虽然属于“下九流”的末流，而且也脱不了乞丐的身份，但是他们在乞丐世界中却拥有无上的权力，实际生活水准远非普通人能比，很多丐首甚至富比王侯。

历史中很多丐首生活非常阔绰，例如关帝厅人马的丐首陈起凤，他不仅住的房子非常豪华，还有好几房妻妾，分别住在他住所附近的民房里。陈起凤经常手持长烟筒，戴着金表，穿着绸缎做的衣服招摇过市，衣服上还挂着很多古玉、配饰等。这种生活早已超出当时的普通人的生活水平，甚至可以与富户商贾比肩。

丐首这种奢华的生活其实得益于他在丐帮中的地位，他本人一般不会亲自沿街行乞，他的财富来自于对丐帮成员的压榨和盘剥。每隔一段时间，帮内的乞丐都必须向丐首交一定数额的钱。而且，在丐帮势力范围内的店家，尤其是那些生意红火的，每逢年节，也都会向丐首交一定的“保护费”，不交“保护费”的店家会经常被丐帮的众乞丐上门滋扰。对于一般的百姓人家，只有在逢婚庆丧葬的时候，丐首才出面去讨喜钱。如果这家不肯给，到时肯定会有很多乞丐前来搅扰。他们挤在门口，恶言相戏，非常有碍观瞻。而一旦丐首收到了喜钱，就会在这家门上贴一张写着“贵府喜事众兄弟不得骚扰”之类的纸，或者挂一件信物，有了这个，乞丐们就不会来闹事了。

陈起凤做关帝厅丐首的时候，广州百姓如果家里要办嫁娶丧葬之事，一般都会事先准备一些喜钱，送到关帝厅。然后，关帝厅会给他们一张写着“附城花子陈起凤”的条子，门上贴了这张条子，就不会有乞丐来滋扰了。如果那家办喜事不主动给关帝厅送喜钱，门上没有条子，那就惨了，陈起凤会亲自带领一帮乞丐上门来“道喜”，这时候要摆平他们，给的钱就更多了。

大户人家办喜事的时候，丐首一般也要去参加，而且是坐在上席的。如果这家办喜事没有请丐首来，那么丐首会把手下的乞丐召集起来，命他们分拨到办喜事的人家去搅扰，给钱也不走，就在他们门口唱一些不吉利的歌。每到这时候，东家就急了，一般会找跟丐首关系非常密切的“劳头忙的”去说情，这时候丐首一般会把价格要得很高，而且给完钱之后，东家还要把丐首请到上座。有时候，“劳头忙的”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故意和丐首商量好，不去请丐首。等到有乞丐来捣乱的时候，他再出面说和，等丐首拿到钱之后，“劳头忙的”一般就能分到其中的三成。这就是“吃大头”或“吃肥羊”。

除此之外，丐首还经常会以调停为名来牟利。当乞丐骚扰别人的时候，他会以调停为名对人进行敲诈勒索，从中获利。

据传，有些丐首在事主与乞丐之间居中调停，每逢婚丧嫁娶等庆典，丐首就会拿一根杆子或鞭子挂在事主的大门两旁，这样可以避免乞丐们挤到事主门前讨要。门庭塞满乞丐，哪家的事主也无法忍受，所以大多事主都会老老实实地找丐首关照一下，事后，事主也免不了要给丐首一些好处费。如果遇到那一天有很多家办喜事，丐首的收入就非常可观了，而且这种收入一般都是全部进入丐首的腰包，普通乞丐是没份的。

可见丐首其实跟地痞和敲诈犯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比一般地痞和敲诈犯更令人无奈的是，他们是合法的，他们要闹起事来，甚至连官府也没办法管。

中国古代的“身份证”是什么样的

现在人们所使用的身份证，是用于证明持有人身份的一种证件，多由各国或地区政府发行给公民。

我国在1984年4月6日开始颁发第一代居民身份证，到2004年3月29日，中国大陆开始正式为居民换发内藏非接触式IC卡智能芯片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第二代身份证采用了数字防伪措施，存有个人图像和信息，可以用于机器读取。

身份证只有现代社会才有吗？事实并非如此，在我国，身份证古已有之，但它的起源却只是官员的识别符号。

隋唐时期，我国出现了最早的“身份证”，当时的朝廷发给官员一种类似身份证的“鱼符”。它是用木头或金属精制而成的，其形状像鱼，分左右两片，上凿小孔，以方便系佩，鱼符上面刻有官员姓名、任职衙门及官居品级等。那时，凡亲王和三品以上官员所用鱼符都是用黄金铸制的，以显示其品位身份之高；五品以上官员的鱼符为银质；六品以下官员的鱼符则为铜质。五品以上的官员，还备有存放鱼符的专用袋子，称之为“鱼袋”。

当时，鱼符的主要用途是证明官员的身份，便于应召出入宫门验证时所用。因为品级不一样，鱼符的材质也不一样，所以它也是当时官员身份高低的象征。因此有“附身鱼符者，以明贵贱，应召命”之说。

到武则天时，鱼符被改成形状像龟的龟符，但用途与鱼符一样。到宋代，鱼符被废除，但仍佩带鱼袋。至明代，改用“牙牌”，这是用象牙、兽骨、木材、金属等制成的版片，上面刻有持牌人的姓名、职务、履历以及所在的衙门，它与现代意义上的卡片式身份证已经非常接近了。明人陆容《菽园杂记》中有记载，牙牌不但官员要悬带，“凡在内府出入者，无论贵贱皆悬牌，以避嫌疑”。由此可知，明代身份证的用处已不仅局限于在朝官员，并开始向中下阶层发展了。

到清代，这种身份制度有了大的改变，各阶层的身份以帽子上的顶子（帽珠）来证明，其帽珠用宝石、珊瑚、水晶、玉石、金属等制成。如果是秀才，可佩铜顶；若为一品大员，则佩大红顶子。一般百姓帽上无顶，只能用绸缎打成一个帽结。一些富商、地主为求得高身份，常用数目可观的白银捐得一个顶子，由此而出现了“红顶商人”“红顶乡绅”一类怪事。

中国最早的身份证制度，应该是1936年，民国宁夏省政府所制定的“居民证制度”。1933年，马鸿逵被中央政府任命为宁夏省政府主席。为了加强统治，他建立保甲制，开始在全省清查户口。1936年，为了抵御红军，宁夏制定出各种反共防共之策，收发“居民证”便是其中一种。居民凡15岁以上的男女一律要佩带居民证。这个“居民证”上面写有姓名、年龄、籍贯、职业、身长、面貌、特征以及手纹箕斗形状等项，虽与后来的国民身份证尚有不同，但已具备了身份证的各项要素，应当是中国近代身份证最早的雏形。

麻将是郑和发明的吗

麻将是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益智类游戏形式。那么，麻将到底是什么时候发明出来的？又是谁发明的？

麻将的由来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隋代的时候被人发明的，但是民间最广为流传的是由明三宝太监郑和在航海之时发明的。但是郑和为何要发明麻将？这与他七下西洋大有关系。

明宣德年间，三宝太监郑和率领数万将士，组建了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船队，七下西洋。有人说郑和下西洋为了宣扬国威，也有说是为了经商贸易，更有甚者说是为了寻找失踪的建文帝。

在茫茫大海上，船上的随从们常常因为无聊而滋生事故，让郑和不便管理，也有一些随从因为海上生活单调而思乡，精神萎靡不振，甚至积郁成疾。

郑和看到这种情况，非常着急，担心长此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为了不让随从们滋生事故、振兴将士们的士气，郑和开始寻找解决方案。于是他决定设计一个娱乐项目，但这个项目必须符合以下原则：一、必须可以多人玩，以便联络感情、监视军情；二、规则简单，方便学习，还可以不断更改；三、持续时间长而不厌，适应海上的连续枯燥的生活。

根据当时航海的情况和自己的一番冥思苦想，郑和终于想到了切合现实的娱乐项目。郑和利用船上现有的毛竹做成竹牌，刻上文字图案，再制定游戏规则，放在吃饭的方桌上就能供大家娱乐。

在文字图案的确定上，红“中”代表中原大地，符合中国红的原则，也迎合随从们的思乡之情；竹牌刻上“发”字，暗合航海的经商名义，发财的数量则从“一万”到“九万”，按照中国的习俗，过满则溢，所以没有更多的万。万字牌定下来之后，其他的就照推了，船上粮食以大饼为主，于是就有了一饼到九饼；遇到风平浪静，将士们也会捕鱼，于是有了“一条”“二条”……“九条”；行船靠风向，有了“东”“南”“西”“北”风；海上航行水手往往不记日期，只辩寒来暑往的节气变化，这样，竹牌中又加上春、夏、秋、冬四个“花”牌；根据装淡水的水桶数刻上一桶到九桶，根据船上号令牌的内容刻上白板和发财，共计136张牌。

游戏一经推出，海上浩荡的船队一片哗啦之声。玩起这个游戏来，将士们的萎靡不振一扫而光，郑和看到这竹牌能麻痹将士的思乡之情，于是就将其命名为“麻将”。

从此，一个风靡中国大地600余年仍生生不息的游戏“麻将”就这样诞生了。其实，麻将是何人发明的已经不重要了，真正重要的是，麻将作为中华民族游戏史的一个缩影，与任何游戏品类一样，多少年来，让玩者在其中体味到休闲、趣味。

北京城缺失一角的真实原因

北京城最早称为元大都，距今已有3000余年历史。它经过多个朝代建设，建筑工期长，工程量大。北京在做元朝都城时，建造的是南北端正、左右平直的长方形的城垣。在明代改建时，打破了元城墙规矩整齐的格局，缺了西北角。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发射的地球资源卫星在北京上方所拍摄的照片上，我们能清楚地看到明代修建的内城城墙的痕迹，照片显示城垣在西北角处呈现东北——西南的走向。

为什么一个规矩方正的城垣要专门削去一个角呢？一直以来众说纷纭。

据说，北京城的建设严格遵循风水理论。连紫禁城的名字都是取自“紫微星垣”。皇帝自称“天子”，是上天的儿子，因此皇帝居住的地方也要按照天帝的居所来布置。紫微星垣是以北极星为中心的星群，是传说中天帝的居所。紫禁城内专门设置了七颗赤金顶象征北斗七星，其中中和殿、交泰殿、钦安殿各一颗，五凤楼四颗。

传说明代修建北京城时，明成祖命令刘伯温和姚广孝重新对北京城进行设计。他俩在画图的时候，不知为什么，都看到了天神哪吒显圣。哪吒告诉他们

传说固然让人听来着迷，然而这却不可能是我们要找寻的真相。有人认为，城角会缺失，是地震造成的。

根据卫星照片分析，北京城西北方有两种墙基影像，一种呈直角，一种呈35度左右的夹角。这说明北京最早的城墙确实是长方形的。但是，后来为什么舍弃了直角呢？据史料载，明清年间，北京附近经常发生地震，城墙西北角经常被震塌，屡次修葺，屡次崩坏。负责营造的单位专门找来风水先生来看，发现这一区域有活断层，不适宜建筑城墙。人不能逆天而行，明朝政府最后只好舍弃了直角城墙，绕过了这个区域。卫星照片证实了这种说法的真实性，从车公庄到德外大街有一条地层断裂带，这里确实是地震多发区，避开此地区修建城墙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