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歆真的是利欲熏心之人吗

说到华歆，大家可能都知道，他因为一则“管宁割席”的故事，再加上京剧《受禅台》（又名《献帝让位》）中的精彩片段，给世人留下了贪慕虚荣、为虎作伥的奸臣形象。然华歆真是为虎作伥的奸臣贼子吗？

《世说新语·德行》中记载：“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者过门，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然而人活于世，德行高低的标准本就尚无定论，见到片金拾起，遇到热闹观望，在今天看来可谓人之常情，实难因此而说华歆贪慕虚荣。

京剧《受禅台》中，献帝刘协，挂白须，着素衣，手捧玉玺，满怀亡国之痛，唱腔凄惨；太尉华歆，金冠玉带，翎羽高挑，按剑逼帝，挥来使去，一副奸臣模样。正是这副“盛气凌人、气焰嚣张”的奸邪模样，使得华歆被世人认定为助魏篡汉、助纣为虐的千古罪人。翻查正史，却并未找到关于华歆如何逼献帝让位的记载，而是在《三国演义》中有“华歆诌事魏，故草次诏，威逼献帝降之”的描述。舞台形象取材于此，岂不冤哉。

事实上，《三国志》注引华峤《谱叙》时说，华歆在曹丕受献帝禅位时，并非气焰嚣张，而是面露忧色。曹丕对此不满，问尚书陈群：“我应天受禅，诸侯群后，无不人人喜悦，其形尽现于声色，唯独相国（指华歆）和你脸有不豫，这是为了什么呢？”陈群答曰：“臣与相国曾为汉朝之臣，内心虽为陛下感到喜悦，但在义理上，臣等的神色实应畏惧，甚至憎恨陛下才对。”曹丕遂打消疑虑。

华歆归附曹操后，曾任议郎、尚书、侍中、尚书令，赤壁之战时任军师，于曹丕即位后拜相国，一路官运亨通，并非趋炎附势，而是乱世之中不可多得的治世之才。他主张重农非战，重视文教德化。太和初年（227），魏明帝派兵攻打蜀汉，华歆上疏坚决反对，并指出：“为国者以民为基，民以衣食为本”，应先治理好本国事务，“以征伐为后事”，“兵不得已而用之”，切不能舍本逐末。时值秋雨连绵，不利于战，明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华歆位极人臣，却始终廉洁自奉。当年他受曹操征召将行，“宾客旧人送之者千余人，赠遗数百金”。华歆推辞不过，就暗自在礼品上做记号，事后一一送还。魏文帝时，华歆官拜相国，但“歆素清贫，禄赐以振施亲戚故人，家无担石之储”。

华歆无论在做人还是做官方面，都并非大奸大恶，一切骂名皆因参与了汉禅位于魏的改朝换代并易其主。史书《三国志·武帝传》注引《曹瞒传》中记载，皇后伏氏曾写信给父亲伏完，言及曹操“残逼之状”，并“令密图之”。此事泄露，曹操大怒，派华歆“勒兵入宫”。华歆“坏户发壁，牵后出”。华歆因此遭世人非议。

身逢乱世，帝王之位有能者居之，治世之才如良禽择木而栖。若有才不为国家所用，有力不救民于水火，只顾清高，明哲保身，又岂能为世人敬仰、万代流芳？华歆本是一代名相，结果却落下一世骂名，实在是冤枉。

建成太子是无能之辈吗

史书记载中，大唐太子李建成是一个不光彩的失败者，而我们对建成太子的印象则建立于《贞观政要》《旧唐书》《新唐书》这类书的基础上。相反，李世民却是一个顶着历史光环的贤明君主。可是这个所谓“贤明”君王的英明之处，不在施政方面，而在于他修改了历史史实。据记载，李世民曾经先后三次要求亲自观看高祖李渊和他本人的《实录》。然而，粉饰的历史终究掩盖不了真相。翻开各类史料，从各种自相矛盾的记载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建成太子并非史书所说的那番不堪。

从人品修养上来讲，史书将李建成丑化成“喜酒色游猎”之徒，无疑是为了粉饰李世民夺位的合理性。事实是怎样的呢？《资治通鉴》里说，李建成“性仁厚”，这一点倒是平实可靠。其实，若真提到好酒色、游猎，李世民倒是有些这类事迹。据史书所载，有一次，李世民随李渊到齐王府，李元吉暗伏刺客欲于席间击杀李世民。反而是李建成心地仁厚，怕因此而惊骇了李渊，及时制止了他的行动。事后李元吉埋怨说：“我不过是为大哥你着想罢了，这对我又有什么好处？”这一句话很妙，从上文的语气来猜测，此时李元吉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时说的，完全是一派“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情景。这就令人不得不疑心他深层次的动机。而在玄武门事变前夕，又是李元吉向李渊进言，要求诛杀李世民。而李建成的反应，史书却没有记载，若他有比李元吉更激烈的主张，史书一定会大书特书，以显示他是何等不念兄弟之情。但却从未出现李建成欲杀李世民之事。这只能说明，李建成远不像李元吉那样，急于要置李世民于死地。因此，说李建民是个宅心仁厚的太子可谓有理有据。

说到军事才能，用史学者何木风的话说：“作为李渊的长子，李建成在唐帝国未建时所立功勋是卓著的。可以这样讲，如果李渊没有李建成，就很难成为唐高祖。也就是说，有了李建成才有了后来的唐帝国。”建唐初期，晋阳起兵，定西河、下绛县、驻永丰、入长安等军事活动中，李建成冲锋陷阵，战功卓著。攻破长安也是李建成所为，这奠定了唐朝号令天下的军事基础。

除了在军事上卓有成效外，李建成也擅长玩政治，且不逊色于李世民。李建成招贤纳俊，一度网罗了魏征、王珪等人才，这些人后来也成了贞观年间的一代名臣。他在第二次对刘黑闼作战中，采纳魏征的建议，以怀柔为主，武力为辅，更显示出他的政治和军事完美结合的才能。李建成当上太子之后辅佐李渊处理政务，可谓有条不紊，也表明他有较强的处理政务的能力。

与李世民相比，李建成并非如史书所说的那样不堪，他与李世民都是人中之龙，都有经天纬地之才，而李建成更是名正言顺的开国太子。只是，谁够狠谁就可以活到最后，李世民先下手为强，以下犯上，以臣逼君，最终杀了亲哥亲弟，登上皇位。假使没有李世民，李建成可能同样会给唐王朝铸造一个盛世，甚至不会比李世民差，然成王败寇就在一念之间，李世民胜在占了先机，李建成则败在不知防人。

“潘仁美”的历史原型

说起潘美，也许不太有人知道。但说起《杨家将》里的潘仁美，估计就耳熟能详了。这是一个在文学艺术里塑造得相当成功的大奸大恶之人，其陷害忠良、卖国求荣的恶行，令世人发指。然而在真实的历史中，“潘仁美”的原形，却是北宋开国功臣潘美，绝非奸佞之臣。

潘美字仲询，大名（今河北大名东北）人。初事周世宗柴荣，补供奉官。因与赵匡胤交情匪浅，当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时，拥立其称帝。宋朝建立后，为了巩固统治地位，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解除了开国诸将的兵权，唯独潘美例外。可见，赵匡胤对潘美信任非常。其后，潘美率兵南征北战，先灭南汉，再灭南唐，后伐北辽，屡立奇功，对北宋的统一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颇受赵匡胤的赏识与器重。

潘美不仅战功赫赫，而且宅心仁厚。宋人王铚在《默记》中有记载，某日赵匡胤看见太监带来周世宗柴荣的两个儿子，便命左右拉去斩首。当时潘美手掐殿柱，低头不语。赵匡胤看出其心事，便问：“汝以为非也？”潘美回答说：“臣岂敢，但于理未安。”赵匡胤便放还二子，并把其中的一个赐给潘美，即潘美的养子潘维正。可见潘美的确具有仁爱之心，品格忠厚。

如此一位开国功臣、大宋良将，为何在《杨家将》中竟成了卖国求荣的奸臣了呢？恐怕还得从宋辽之战说起。

宋太宗雍熙三年（986），辽军以十余万兵力大举入侵北宋。宋廷兵分东西两路迎击敌人，东路军由曹彬统帅，战败于涿州。西路军由潘美统帅，杨业为副帅，与辽兵接战于朔州。杨业便是《杨家将》中佘太君的丈夫，杨继业。宋辽之战，辽兵实力强大，杨业深知硬攻不可取，但随军监军王侁、刘文裕等邀功心切，主张强取，更下令逼杨业出战。杨业就是在力谏不成，被逼强攻而后援接应失误的情况下，兵败被捕，绝食身亡的。

史实如此，是否应该说是王侁害死杨业？可为何陷害忠良的罪名最终却落在了潘美头上？仔细推敲，身为统帅的潘美，历经数年征战，对其时的敌我形势应该心中有数，竟然眼看着副帅杨业被逼出战而不力保之，这恐怕就是潘美被后人非议，甚至被塑造成反面人物的根源所在吧。但潘美是故意任杨业送死而不顾，还是因有心无力、有所顾忌，仍未可知。

之所以说潘美有心无力，有所顾忌，是因为王侁的监军身份。太宗皇帝在兵制上采取了收权的措施，在军中设监军，往往由其亲自指派的宦官担任，对在外将领进行监督，负责将士的功过赏罚，甚至有权处死意图不轨的将帅。后来竟演变为监军有权处理军机，并且能使将帅服从命令。这就造成了精通军事的将帅无权而不懂用兵的宦官发令的混乱局面。王侁恰恰就是一个刚愎自用但又深得皇帝信任的监军，也难怪潘美可能会心存自保之念而不敢与之作对，唯有眼看着副帅杨业“英雄一去不复还”了。

岁月沧桑，终不能磨灭潘美在北宋王朝建立初期的丰功伟绩。然而人言可畏，世代相传的文艺作品，致使多少历代忠臣良将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被世人唾骂？这恐怕比杨业之死，还要令人心痛吧。

吴三桂降清的历史真相

吴三桂归降清朝，使清军不费一兵一卒占领山海关，改变了整个中国历史的进程。吴三桂忠明叛明，联李破李，降清叛清，因此吴三桂是大汉奸的盖棺定论，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同。但是，学术界对于吴三桂降清还有颇多争议。

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自杀，吴三桂放弃山海关，引清兵入关击退李自成。清政府成立之后，吴三桂被封平西王，管理云南贵州地区。吴三桂因此也被贴了叛臣贼子的标签。

近年来，经史学家考证，当年李自成十万大军到达山海关下，吴三桂确有向清朝求援的举动，但是吴三桂是否降清，还有待商榷。

广为传颂的“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故事，历来被人们认为是吴三桂降清的主因。其实，吴三桂降清与否的疑点还是颇多的。大多数人认为吴三桂主动投降清朝，依据主要在于：清政府成立之后，给了吴三桂王爵。吴三桂作为明将，为何会被清政府封为平西王呢？极有可能是因为吴三桂投降，献出山海关，让清军能顺利通过山海关，入主中原。吴三桂的投降对清朝统一天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清政府以封王来奖励吴三桂。此外，明朝灭亡以后，南明政权曾多次要拉拢吴三桂反清复明，吴三桂却采取了追杀南明永历王的举动，这无疑成为吴三桂背叛明朝的铁证。

但是，也有不少人持相反的观点，认为吴三桂并未降清，而是形势所迫。吴三桂的确向清政府借过兵马以攻打李自成。关键在于他所借兵马的人数——一万人。为何只是区区一万人呢？难道吴三桂因为多了这一万清兵就能打败李自成？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战场何等残酷，并不是区区一万人就能改变形势的。况且，李自成十万大军兵临山海关下，虽然吴三桂只有五万兵马驻守山海关，但是这并不代表吴三桂怕了李自成。因为吴三桂这五万兵马都是长年南征北讨而组成的精锐之师，李自成虽然在人数上占优势，可是他的大军战斗力并不强。所以，从战斗力上来说，吴三桂的大军并不输给李自成。既然吴三桂并不害怕李自成，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向清军借兵呢？他又是如何借的兵呢？这就涉及与吴三桂、清朝都有密切关系的两个人，即降清明将洪承畴和祖大寿。洪承畴是吴三桂的老上司，祖大寿则是吴三桂的舅舅。当初洪承畴降清时，被俘明军有3000人，而祖大寿降清之时，被俘明军有7000多人，两组人数相加正好是一万人。与吴三桂借兵一万正好吻合。在祖大寿与洪承畴的配合之下，吴三桂想要借得这一万人马也极有可能。然而，吴三桂真正的目的并不是借兵，而是要收回这一万兵马，并借此摆脱清军的威胁。吴三桂能想到的，多尔衮当然也能想到。即使如此，多尔衮还是必须要拉拢吴三桂。吴三桂与多尔衮商定，清军由中协入关，与吴军配合，两面夹击李自成。当战役开打之时，清军14万援军却直扑山海关而来。形势对吴三桂极为不利，吴三桂不得不让出山海关。换一个角度，如果吴三桂一开始就有意降清，那么他也没有必要向清军借兵，甚至发动对李自成的战役，最后还让本来已经落入自己圈套的李自成逃走，而害死了自己的亲人。

其次，吴三桂打退李自成的大顺农民军之后，南明小朝廷曾经为了表彰吴三桂打退李自成的功绩，特封吴三桂为蓟辽王。如果吴三桂降清，南明朝廷也不可能封赏一个背叛自己的叛将。这也说明吴三桂当年并未降清。

从吴三桂刚直的性情来说，他也不可能降清。山海关之战，多尔衮背弃了与吴三桂的信约，让14万大军直扑山海关而来，吴三桂与多尔衮双方已经失去信任的基础。因此在多尔衮执政期间，吴三桂根本不可能降清。吴三桂真正降清也应该是在多尔衮去世之后。

收复台湾的施琅是叛将还是忠臣

施琅，福建晋江衙口人，祖籍河南省固始县方集镇，字尊候，号琢公，生于天启元年（1621），卒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施琅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人们对他的看法往往存在这样的分歧：施琅是收复宝岛台湾，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爱国将领；他是背弃明朝，投靠清朝的叛臣。

从小生长在海边的施琅，拥有一身技冠群雄的武功。顺治三年（1646），施琅加入郑成功的抗清队伍，不久成为郑成功旗下最为得力的骁将。

早年时的施琅，性格十分要强，常与郑成功擦出不和的火花。顺治八年（1651），施琅对郑成功“舍水就陆”、掠夺军饷的举动提出了异议，引发了彼此间强烈的不满。之后，施琅的部下曾德因犯罪而逃至郑成功处，并在郑军中得以重用。施琅不顾郑成功的意愿，杀了曾德，因而再次得罪郑成功，形成不可调和的矛盾。郑成功下令将施琅父子三人（施琅及父亲施大宣、弟弟施显）逮捕起来，投入大牢。施琅用计逃到大陆，可是其父和弟弟却惨遭杀害，施琅被迫降清，任福建水师提督，与郑成功为敌。

康熙二十二年（1682），施琅率领清军东征，攻克澎湖。当时，经过多次的谈判都无法达成一致的意见。而施琅对完成清朝的统一起了重要的作用，也为清奠定现代中国版图，巩固和发展多民族国家作出了贡献。

在清军入澎湖之时，有人认为施琅可以借此机会为亲人报仇，施琅却以其宽广的胸襟告之：“我们的作战是为国为民，而非私事。”他还示意他的手下，不能公报私仇。

收复台湾后，朝廷内部对是否留台的问题产生了争论，在施琅等少数大臣的力争下，康熙转变了之前“弃台”的观点，认识到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采纳了施琅的意见，决定治理台湾。

忠，自古就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即要尽心尽力，真心实意，没有二心。而对辗转于明清的施琅，人们的看法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视施琅为“叛徒”，作为一臣子，他必定要忠于其主。本是明朝将士的施琅，就得臣服于明朝，臣服于郑氏，乃至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台湾本是他的故土，而他却引狼入室，带领着清廷军队攻打台湾，这是对国家的不忠；明清之争乃满汉之争，施琅投身强大的清政府而欺凌弱小的台湾，是对民族的不仁；施琅进攻台湾，背叛了曾经的君主，是对君主的不义，由此可见是个十足的“汉奸”。

但也有人认为郑成功杀害施琅的父亲和弟弟，是不义在先，那么施琅的降清也就不是不忠。而此时清朝的建立和强大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郑氏坚守的台湾与清朝政府不再是两个民族、两个帝国之间的斗争，而是关乎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不管是满族还是汉族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他收复台湾，是从大局出发，从整体利益出发的。他维护了中国大一统的版图，维护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所以说施琅是个忠国忠民的有功之士。也有人认为，评价施琅，不能够因为他投靠清军，就给他背上“叛臣”的罪名，而否定其作出的贡献，也不可因为收复台湾而一味将其尊奉为“忠义”的圣贤，忽视他易主的事实。

历史已然逝去，对于施琅的评价，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而施琅到底是不是忠臣，也自有后世来评说。

柳下惠并未“坐怀不乱”

古人以“坐怀不乱”一词，形容男子在两性关系方面作风正派。所谓的“坐怀不乱”者，指的便是春秋时期鲁孝公之子公子展的后裔柳下惠。事实上，“柳下”是他的食邑，“惠”则是他的谥号，所以后人称他“柳下惠”。

柳下惠曾被孟子尊称为“和圣”，因其道德学问深厚，名满天下，在当时受到很多名门贵族的推崇。有一段时间，柳下惠任鲁国大夫，后来遭人排挤，仕途蹭蹬，遂隐遁成为“逸民”。有许多贵族招揽他，但都被他拒绝。《孔子》曾记载过他不再出仕的理由：“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言下之意是说，自己在鲁国之所以屡被黜免，是因为坚持了做人的原则，如果不改原则，到了哪里都会遭到黜免。倘若真的可以委曲求全，何必舍近求远，在鲁国就能够得到荣华富贵。

柳下惠如此德行，自然深受诸子推崇，也正因为其品德谦厚，对礼学深有研究，于是在《诗经·小雅·巷伯》的西汉毛亨传本里，记载了这样一段与柳下惠有关的故事：

鲁国有男子名为颜叔子，独居一室，邻居独居一寡妇。一天夜里，暴风雨大作，寡妇的房子被摧毁，遂来到颜叔子这里请求庇护。颜叔子不让妇人进门，妇人问何故？颜叔子说：“我听说男女不到六十岁不能同居一室。如今我年纪轻轻，你亦如此，我怎可放你进来。”妇人说：“你为何不像柳下惠那样，用身体温暖来不及入门避寒的女子，而别人也不认为他有非礼行为。”男子说：“柳下惠可以开门，我不能开门。所以我要以‘不开门’来效仿柳下惠的‘开门’”。

看罢该则典故，人们应当发现，柳下惠“坐怀不乱”是从西汉学者毛亨传《诗经》的本子中提及的，且“坐怀不乱”典故出于颜叔子之口，而真正的春秋时期并没有关于柳下惠“坐怀不乱”的实际记载。直到元代时的胡炳文（1250～1333）在《纯正蒙求》卷上才记录道：“鲁柳下惠，姓展名禽，远行夜宿都门外。时大寒，忽有女子来托宿，柳下惠恐其冻死，乃坐之于怀，以衣覆之，至晓不为乱。”

从春秋到元代，时隔一千多年的时光，纵观整个春秋史，根本没有柳下惠“坐怀不乱”之说。此乃西汉始有提及，元代方才形成真正的故事。原来人们对柳下惠在男女关系上正派的想法竟是一个天大的误会。

那么，究竟是谁杜撰了柳下惠“坐怀不乱”的故事呢？有人认为，元人应当是受了宋代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影响，为了彰显儒家传统道德，教育世人洁身自好，所以借古人引话题。而柳下惠因为是古代著名的道德学者，素有“以礼治邦”“执法以平”“治国以德”的美名，再加上西汉毛亨传《诗经》本中提到了柳下惠的有关内容，自然就被元人拿来大大地夸耀一番。不过，西汉的毛亨作为著名的训诂学者，为何也会讲柳下惠“坐怀不乱”呢？

或许，是柳夫子高贵品行给了世人过多美好的想象，才造成了后世诸多的误解，不过这个误解尚算理想，也算是评价男子品性的标准之一。

赵高根本不是太监

赵高，一个在秦始皇魂归西天之后篡改诏书逼死长子扶苏、拥立幼子胡亥称帝的秦朝官吏，由中车府令一路升迁至当朝丞相。他操纵傀儡皇帝，玩弄皇权，巧取豪夺，陷百姓于严刑酷法、赋税徭役的水深火热之中。为官十数载，赵高处心积虑陷害忠良，苦心筹谋篡夺王位，其结果是——他在距离王位一步之遥处，死于非命。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坏事做尽的奸佞小人，居然也有被人冤枉的时候。世人的误读给赵高扣上了“宦官”的帽子，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宦官亡国的第一人。然而，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并没有赵高列传，而是在《秦始皇本纪》《蒙恬列传》《李斯列传》中零散地记述了一些赵高的生平行事，即便如此，也没有提及“赵高是宦官”之类的说法。遍寻东汉以前的史籍文献，也没有明确指明“赵高是宦官”。那么，赵高究竟是如何成为“宦官”的呢？

说赵高是宦官，一是出于对“隐宫”一词的曲解，二是出于对“宦”字的误解。

《史记·蒙恬列传》中有记载：“赵高兄弟皆生隐宫。”“隐宫”一词，语义并不明确。东汉以后，一位为《史记》作注的刘姓人士不知从何得知此词的含义，竟将“隐宫”之“宫”解释为宫刑，进而说赵高的父亲受了宫刑，母亲与他人野合生下赵高兄弟。后因赵高兄弟冒姓赵，也受宫刑而成了宦官。如此以讹传讹，“赵高一家都是宦官”逐渐成为“事实”，唐代以后几乎成了一种固定的说法。

秦史专家马非百先生曾根据《睡虎地秦墓竹简》指出，“赵高兄弟皆生隐宫”的“隐宫”，实际上是“隐官”的误写。《张家山汉墓竹简》出土后，“隐官”的意义清楚明了，即“刑满人员工作的地方”，同时也用来指称“刑期已满的人”。此词无论如何都与宫刑毫不相干。除此之外，从句意上看，倘若将“隐官”注释为“宫刑”，那“皆生隐官”的解释将牵强拗口。相比之下，若注释为“刑满人员工作的地方”，则句意清晰，一目了然。由此可见，此说有其合理性，并非标新立异的突兀之说。

除“隐宫”一词使赵高蒙冤外，最致命的要数后人对“宦”字的误解了。《史记·李斯列传》有记载，说赵高是“宦人”，有“宦籍”。根据新出土的《张家山汉墓竹简》，“宦”，意为“在宫中内廷任职”；“宦人”，就是“任职于宫内之人”，相当于皇帝的亲近侍卫。“宦籍”，即“用来登记出入于宫门者的登记册”。秦汉时代，被施以宫刑去势的男人称为“奄（阉）人”，在宫中任职的阉人被称为“宦奄（阉）”。由此可见，赵高是任职于宫中的宦人，即皇帝的近臣，而不是后人所理解的“太监”宦官。

字词上的误解，只是赵高蒙冤的源头，而源远流长的骂名，则依附于历朝历代接连不断的由宦官专权、扰乱朝纲引起的改朝换代、亡国灭族的祸患。无论是朝臣抑或百姓，都对宦官的恶劣行径痛恨不已。在文献记载的误读之下，联系史籍中赵高的所作所为，“赵高是宦官”的流言经久不衰，也可谓之“情理之中，意料之内”了。

武松没有上过梁山

大家都知道，武松是个英雄，功夫也十分了得，他的故事至今让人津津乐道。“赤手空拳打虎”“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等，每一个故事都脍炙人口，让人拍手称快。他的行侠仗义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水浒传》是一部小说，所以大家可能会把武松当作小说中的人物，认为武松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他的英雄事迹是作者杜撰出来的。

其实不然，历史上确实有武松这样一个人。经历史学家考证，武松是今河北省邢台市清河县人，生活在北宋年间，身怀武艺、有勇有谋。他是一个下层侠义之士，崇尚忠义、快意恩仇。

虽然他在小说中的事迹是杜撰出来的，但他的确是一个为民除害的英雄。

《临安县志》《杭州府志》《浙江通志》等史籍中都有关于武松的记载：武松，原系浪迹江湖的卖艺人，“貌奇伟，尝使技于涌金门外”，“非盗也”。杭州知府高权见武松武艺高强，才貌出众，就邀请他来知府当督头。不久，因功被提升为提辖，成为知府高权的得力助手。后来，因高权得罪权贵，被奸人诬陷而罢官。武松也因此受到牵连，被赶出衙门。

继任的新知府是太师蔡京的儿子蔡鋆，是个大奸臣。他倚仗其父的权势，在杭州为非作歹，横行霸道。百姓怨声载道，便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蔡虎”。武松对这个“蔡虎”恨之入骨，决心拼上性命也要为民除害。

一日，他身藏利刃，躲在蔡府附近，等到“蔡虎”前呼后拥回府的时候，便箭一般地冲上前去，向蔡鋆猛刺数刀，当即结果了这个坏蛋的性命。官兵蜂拥前来围住武松，武松终因寡不敌众被官兵捕获。后惨遭重刑死于狱中。

从这里可以得知，武松除害后在狱中“遭重刑”而死，并没有上梁山。

杭州的老百姓“深感其德”，为了纪念这位好汉，将他葬于杭州北山街西泠桥畔，面对着秀丽的西湖。后人立碑，题曰“宋义士武松之墓”。

如此侠义之人自然成了小说家笔下完美英雄的化身，其中尤以施耐庵通过艺术加工，将他塑造成了《水浒传》中的武松的形象，至于武松最后的结局，《水浒传》也写到他成了清忠祖师，得享天年，实在是一种符合老百姓心愿的、美好的艺术处理。

岳母从未刺字

孟母三迁，岳母刺字，这些都是民间流传下来的小故事，有很深的教育意义。听这些故事不禁让人觉得，凡是一心为国的大英雄，都必然有一位深明大义、知书达理的母亲。那么，岳飞的后背上是否刺有“尽忠报国”四个大字呢？如果有，真的是岳母亲手刺上去的吗？

很多史书都对岳飞背后的刺字做了记载。首先来看《鄂国金佗粹编》中第九卷《遗事》中的一段文字：“先臣天性至孝，自北境纷扰，母命以从戎报国，辄不忍。屡趣之，不得已，乃留妻养母，独从高宗皇帝渡河。河北陷，沦失盗区，音问绝隔。先臣日夕求访，数年不获。俄有自母所来者，谓之曰，‘而母寄余言：为我语五郎，勉事圣天子，无以老姐为念也。’乃窃遣人迎之，阻于寇攘，往返者十有八，然后归。先臣欣拜且泣，谢不孝。”而在《宋史》第三百八十卷《何铸传》中描写岳飞被审问的时候提到的：“飞袒而示之背，背有旧涅‘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深入肤理”这四个字说明尽忠报国四个字已在岳飞背后多年，结合上面一段古人留下的文章，岳飞的母亲要求他为国家效力，其间托人转告，勿念家中老小，并未提及刺字一事。转而到了岳飞被审问，背上的尽忠报国就已经“深入肤理”，刺字的时间上首先出现了疑问。

其次，就刺字这件事而言，岳飞之母虽深明大义，但毕竟只是一名村妇，中国自古讲的是“女子无才便是德”，不要说刻字，可能连字都不识。对于刺字这门手艺，也不是谁都可以的，这一点从《水浒传》中就可以得到证实。《水浒传》第八回中说到林冲要被在脸上刺字发配充军的时候，有这样的文字：“唤个文笔匠，刺了面颊”；第十二回说到杨志被判刑的时候也提及“唤个文墨匠人，刺了两行金印，迭配北京大名府留守司充军”。可见，刺字这件事的确不是谁都会的。

那么岳飞背上“尽忠报国”四个大字到底是谁刻上去的呢？

明朝末年，冯梦龙所撰写的《精忠旗》一书给了我们确切的答案。书中第二折“岳侯涅背”就告诉了我们岳飞背上的字到底是谁刻上去的。后人摘录出这样的文字：生说：“张宪，你把刀来，在我背上深刻‘尽忠报国’四字。”生“解袍露背介”，末说：“怕老爷疼痛。”生大怒介，说：“唉，我岳飞死且不惧，怕什么疼痛！”末说：“既如此，小人大胆动手了！”作刻介，末说：“刻完了。”生说：“与我以墨涅之。”末应涅介，外与生穿衣，末说：“老爷固然立志报国，何苦忍此疼痛？”生说：“张宪，如今为臣子者，都则面前媚主，背后忘君，我今刻此四字于背上呵，唤醒那忘主背君的，要他回顾。”这里的“生”指的就是岳飞，而“末”指的就是张宪，也就是说，岳飞背上的“尽忠报国”并不是他的母亲刻上去的，而是张宪刻的。刻这四个字的目的也不是像后人流传的那样，是岳母为了时刻提醒岳飞要尽忠报国，而是岳飞要给背主忘君的人敲一个警钟。

而岳母刺字的传说则是直到康熙五十三年，《如是观传奇》的问世才出现的。这本书中第一次出现了岳母为岳飞刺字的情节，说岳母刺字是为了提醒岳飞要时刻记得助君主击退胡酋，并且这时已将先前的“尽忠报国”讹传为“精忠报国”。

此后清朝与岳飞相关的各个版本的书籍都会以此为依据，添加岳母刺字这一段，场面描写也是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激昂悲壮。自此，岳母刺字的故事就这么被大家误传开来。

倭寇主要是中国人

戚继光带领戚家军抗击倭寇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现代人几乎都以为，倭寇就是指来自日本的海上盗贼，其实不然，只因为日本古称倭奴国，而最早的一批海盗来自倭奴国，所以人们才有这样的误解。

公元13世纪开始，倭寇频繁出现在中国、朝鲜沿海，直到16世纪才渐渐消泯，前后历时达三百年之久。这些倭寇并非纯正的海盗，虽然他们曾经被归类为海盗一脉，但其实际劫掠的对象不仅仅是海上船只，有时还直接深入陆地，劫掠海边城镇，杀害大量平民百姓。这也就决定了倭寇不仅是海盗那么简单，还包括内陆上与之勾结的盗贼和奸商。他们最主要的成员是日本武人、浪人（不同国家流亡海上的败将残兵）、海盗商人和破产农民。

在这里，浪人这个概念需要解释一番。元朝末年，不少民间的武装力量被朱元璋打败，因为无法在中土立足，所以有很多逃亡日本，以日本周边的海岛为根据地，联合部分不受政府控制的浪人和武士，返回中国海岸抢劫。也就是说，日本的浪人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本是中土人。所以说，倭寇仅指日本人，显然是不正确的。

再者，倭寇的侵扰行为并未受到日本政府的指使。13世纪至16世纪时期，日本正值软弱无能的室町幕府统治，后又逢战国时代，天皇形同虚设，根本无力管理地方藩镇和武士，四分五裂的日本国无暇顾及是否有倭寇出海横行。不仅如此，由于倭寇会从中国、朝鲜等地抢掠大量珍贵物品回到日本兜售，间接刺激了日本的经济发展，所以日本政府对倭寇横行事件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既不纵容，也不控制的态度，令明朝政府无法直接指责日本，只能自行解决。

据史料记载，当时中国沿海的一些不法分子进行走私活动，他们不仅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还会时而勾结无业的日本武士在中国沿海贩私抢劫。其中，李光头、许栋、汪直、陈思盻等大走私贩闻名一时，令中国沿海居民闻风丧胆。真实的历史就是，十寇倭者三四，其余皆是本地豪强霸王。

明成祖朱棣永乐十七年（1419）六月，明辽东总兵刘江率师于“望海埚”全歼数千来犯之倭后，倭寇稍稍敛迹。但随着明政府海防逐渐薄弱，倭寇再次泛滥。直到1563年，戚继光、俞大猷等带领家将大破倭寇，同时整顿内陆奸贩，才强硬地遏制倭寇活动。1567年，明政府终于解除了长达两世纪的海禁，允许中国商人到南海通商，随着商贸活动的频繁，四邻皆能获得优惠，倭寇活动才大大减少。

董鄂妃不是董小宛

明末秦淮名妓的爱情故事不知被后世演绎了多少次，故事被民间加工得跌宕起伏却又极具传奇色彩。比如引得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的陈圆圆；跳水殉情的柳如是；还有一位更戏剧化的人物董小宛。董小宛如此有名，除了她本身作为秦淮名妓艳名远播之外，最重要的是后人还把她与清世祖顺治皇帝联系在了一起，认为董小宛就是清史上记载的与顺治帝情投意合的董鄂妃，即那个让少年天子顺治出家的女主角。

与顺治帝倾心相爱的董鄂妃，真的是董小宛本人吗？其实把顺治帝与董小宛联系起来实属无稽之谈。

董小宛是明末秦淮名妓，名白，生于公元1624年，卒于公元1652年。是冒襄（辟疆）的妾。冒襄是当年江南的四大公子之一，他曾经与秦淮河畔的另外一位风云美女陈圆圆有过一段风花雪月的交往。但是最终也随着陈圆圆入宫无疾而终。后冒襄又同与陈圆圆齐名的董小宛交往，董小宛虽然是秦淮河畔的美女，才色双全，但是她的出身也注定了她为妾的命运。冒襄曾作《影梅庵忆语》以及《如皋冒氏严书·家乘旧闻·亡妾董小宛哀辞》来描述董小宛，这是历史上唯一有关董小宛的记载。

至于顺治皇帝，《清史》等正史之中有详细的记载。顺治帝即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是清太宗皇太极的第九个儿子。皇太极去世之后，皇太极长子豪格与皇太极之弟多尔衮陷入帝位之争，但是双方实力相当，最后在不得不妥协的情况下选择了年仅六岁的福临继承帝位。称帝后的福临在摄政王多尔衮的帮助之下，从满洲汗国的汗王一跃成为中国皇帝，少年皇帝的名字可谓实至名归，上天的确给他两个贵人，多尔衮和吴三桂。多尔衮代替他征战南北，吴三桂一怒为红颜，使多尔衮的部队能够不费吹灰之力越过山海关，占领了北京。

顺治这么一个异族皇帝与董小宛这么一个汉族美女又是如何被联系在一起的呢？

误会还起源于大文豪龚鼎孳《贺新郎》中“难倩附书黄犬”这句词。《贺新郎》这首词是龚鼎孳读冒襄《影梅庵忆语》而作的观后感。人们认为“黄犬”就是清廷太监，据此推测出董小宛曾入宫。其实“黄犬”最先出自《晋书·陆机传》，“初，机有骏犬，名曰黄犬，甚爱之”。所以“黄犬”也只是一个典故罢了，根本不是指太监。

其次，生于公元1638年，六岁继位的顺治皇帝，由母亲孝庄文皇后亲自教养，在摄政王多尔衮的主导之下，把孝庄文皇后的侄女、蒙古科尔沁部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之女册立为皇后。但是小两口的感情并不好，时有摩擦发生。后来顺治与常到后宫入侍的董鄂氏相恋，董鄂氏因此被封为皇贵妃。人们把董小宛与顺治联系起来，可能是由于董鄂氏与董小宛同姓董，而且都是才色双全的美人。但是，冒襄《如皋冒氏严书·家乘旧闻·亡妾董小宛哀辞》记载，“痰涌血溢，五内崩舂”“脾虚肺逆”，也就是说董小宛死于疢疾，即肺结核。冒襄在《如皋冒氏严书·家乘旧闻·亡妾董小宛哀辞》的前文小叙中记载：“小宛自壬午归副室，与余形影丽者九年，今辛卯献岁初二日长逝。”因此，我们可以肯定董小宛的确死于冒襄家中。而壬午就是明崇祯十五年，亦即公元1642年，辛卯系清世祖顺治八年，亦即公元1651年。所以董小宛于1642年嫁给了冒襄作妾，1651年因肺结核而死于冒襄家中。

根据两人的生卒年月，生于1624年的董小宛比生于1638年的顺治皇帝整整大了15岁。而董小宛1651年去世之时，顺治皇帝才13岁。那一个13岁的少年天子如何与一个28岁的成熟女人相恋，还谱出了一曲生死恋曲？

之所以把顺治与董小宛连接起来，只不过是好事者们进行的文学想象罢了。

建宁公主其实是康熙的姑姑

在古代平民百姓看来，贵为皇室公主，金枝玉叶，荣华富贵享之不尽，风光无限。然而，这不过是她们光鲜生活的表面而已，其实，这些光环的背后藏匿着鲜为人知的惨淡与痛苦。清太宗皇太极的小女儿建宁公主就是一位颇具代表性的可怜人，因其公公吴三桂，一生痛苦不已。

众所周知，驻防云贵的吴三桂作为三藩之首，位高权重，连万人之上的皇帝也畏惧他三分，坐立难安。为了清除吴三桂这块心病，一统海内，顺治十年（1653），顺治帝将妹妹建宁公主许配给了平西王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封吴应熊为十四额驸，并生得一子吴世霖。本以为利益联姻可以稍稍牵制吴三桂，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简单，吴三桂的嚣张气焰不降反涨。

为了阻止吴三桂叛乱，免得形势进一步恶化，吴应熊和建宁公主都试图劝阻吴三桂安分守己，心向朝廷，以免弄得家、国都不安宁，但于事无补，吴三桂最终还是主演了“三藩叛乱”。

康熙十二年（1673）春，康熙皇帝做出撤藩的决定。吴三桂首先于当年十一月杀云南巡抚朱国治，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提出“兴明讨虏”的口号，将矛头指向朝廷。吴三桂的军队由云、贵开进湖南，几乎占据湖南全省。进而进犯四川，四川官员纷纷投降。福建、广东、广西、陕西、湖北、河南等地都有藩王或将领响应。

为了打击吴三桂的气焰，康熙于1674年四月十三日下令处死吴应熊及其子吴世霖。吴三桂在起兵反叛前，曾派人到京城去秘密接吴应熊及其子吴世霖去昆明。虽然不可能劝说自己的父亲放弃起兵反叛的罪恶之念，但吴应熊也绝不会为了苟全性命而犯下叛逆之罪。按照大清的律例谋反大逆是要株连亲属的，作为吴三桂的儿子将被处以极刑，这一点吴应熊心知肚明。即便这样，也宁愿留在京城接受惩处，到死也要做大清的子民。

“为叛寇所累”的额驸及其子吴世霖为三藩之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顷刻间建宁公主失去了丈夫和儿子，失去了属于自己的家庭。这一年她才33岁，其悲伤和心碎之痛可想而知。在此后其独自支撑的30年中，虽然康熙多次下诏安慰在三藩之乱中受到巨大伤害的姑母，然而，这又怎么能够治愈建宁公主心灵的创伤呢？

康熙不可能爱苏麻喇姑

在《康熙大帝》里，贯穿整本书的就是康熙和大他几岁的美貌少女苏麻喇姑之间缠绵忧伤的爱情故事。在很多电视剧里，都把苏麻喇姑塑造成康熙帝的初恋，是康熙帝的忧伤情人。特别是《少年康熙》里面，那个皎皎如白玉兰一般的苏麻喇姑，那个立在一树白花下微笑和铰发时断然坚定的苏麻喇姑，让人久久不能忘怀。但是，苏麻喇姑和康熙真的有过一段如此唯美的爱情吗？

其实，对比一下他们的年龄差距，就知道他们之间不可能发生姐弟恋。

苏麻喇姑，蒙古族人，出生在科尔沁大草原一个贫苦牧民之家，出生年大约在明万历四十年（1612）前后。原名索玛勒，意思是毛制的长口袋，自幼在蒙古科尔沁贝勒宰桑家当使女。公元1625年二月，年仅13岁的孝庄文皇后嫁给皇太极的时候，她作为贴身侍女，一同被带到宫中，此后在皇宫中一住就是80年。顺治晚期或康熙年间改称苏麻喇姑，意思是“半大口袋”。康熙四十四年（1705），苏麻喇姑以九旬高龄在清宫作古。

康熙，清圣祖玄烨，清入关后第二位皇帝，姓爱新觉罗氏，顺治帝福临第三子。母佟佳氏，汉军都统佟图赖之女。顺治十一年（1654）三月十八日生于景仁宫。顺治十八年，福临去世，以八岁孩稚继承皇位。改次年为康熙元年（1662）。康熙二年二月，生母去世，由祖母博尔济特氏（孝庄文皇后）抚育。康熙自幼苦读，好学不倦，身体强健，骑射娴熟。14岁亲政，在位61年，一生勤奋治国，开创了一代盛世，是中国古代杰出的英明帝王。

根据历史事实可以看出，苏麻喇姑1612年左右出生，康熙祖母孝庄皇后1613年出生，苏麻喇姑和孝庄是同辈人，即是康熙的祖母级人物。康熙1654年出生，比苏麻喇姑小整整42岁。康熙即位时虚龄只有8岁，此时苏麻喇姑已经50岁了，怎么可能还是如花少女？试想，一个八岁的孩童怎么可能与一个跟她祖母一样年龄的人发生暧昧关系？

再者，苏麻喇姑在生活上有一个与人不同的特点：终年不浴。只有到年终最后一天即除夕之日，才用少量的水洗一洗身体，然后再把这些用过的脏水喝掉。试想，一个普通人都难以接受这样的习惯，更何况是九五之尊的皇帝？

其实康熙幼年曾经患上天花绝症，根据当时的规矩，他避痘离宫，离开亲人到福佑寺里养病。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正是苏麻喇姑一直守在康熙身边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直到他彻底康复。

因此可以说，苏麻喇姑是康熙的生命守护神，是康熙一辈子都感激的人，他们之间有的是类似亲情的东西，但绝对不是爱情。

华佗到底是不是中国人

华佗，字元化，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县）人。史载他生于公元108年，卒于公元208年，享年近100岁。他是古代著名的医学家，精通内科、针灸和外科手术，并发明了一种麻醉药剂“麻沸散”。还模仿虎、鹿、熊、猿、鸟的动作，创造了健身操——五禽戏。

因为他医术高超，所以千百年来，他一直深受人们的崇敬和爱戴。

然而，国学大师陈寅恪宣称：华佗并不是中国人！陈寅恪一生以“治学严谨”著称，他的证据主要为以下两点。

第一，他认为，天竺语（即印度梵语）“agada”是药的意思，旧译为“阿伽陀”或“阿羯陀”，为内典中常见之语。“华佗”二字古音与“gada”相对应。“阿伽陀”省去“阿”字者，就好比“阿罗汉”可以省略仅称“罗汉”一样。华佗的本名为“敷”而非“佗”，当时民间把华佗比附印度神话故事，因称他为“华佗”，实以“药神”视之。他的意思很明显，“华佗”这个字和音均来源于印度神话，是当时中国的好事者将印度神话在民间传播，以致最后被陈寿等拿到了中国的历史之中。

第二，他认为，华佗的原型可能曾在中国存在，也可能真是沛国谯县一带人，甚至也有可能“通晓”一些养生之术。但此人后来变成了“华佗”则完全是将印度之“佗”（药王神）强加给了这位中国人。这位中国人搭上了顺风车，成了人们敬仰的神秘人物。

陈寿的《三国志》记载，华佗治病时，会对不同的病症施以不同的治疗，比如病人必须动手术的，便让他服下麻沸散，然后再破腹取出患结。病患如果是在肠子里，就切开肠子进行治疗，再把腹部缝合，在伤口敷上药膏，四五天后伤口便痊愈了，不再疼痛，病人自己也没有感觉，一个月左右，伤口就会完全长好。这个故事其实来自于耆域治拘闪弥长者儿子的病。

又如，华佗治广陵太守陈登的病时，他让陈登服了两升汤药，吐出了大约三升虫。虫被吐出体外时，它们红色的头还在蠕动，半截身子像是生鱼片。这个故事其实和神医耆域的故事也有类似之处。

而日本学者松木明知则认为，“华佗”二字是波斯文“XWadag”的谐音，其含义为主或神。所以华佗不是人名，而是主君、阁下、先生的意思，引申到华佗个人的职业应是“精于医术的先生”之义。同时，他指出，波斯（古称安息，今之伊朗）国人经“丝绸之路”而东渐，华佗可能是经此路而游学徐土（今徐州）的波斯人。波斯人经丝绸之路入中原有据可依。根据这些，松木明知先生断言：华佗是由丝绸之路过来，游学徐士（今徐州）的波斯人。

关于华佗的身世众说纷纭，但他是中国历史上被神化、被理想化的神医，这一点是没错的。

谁是第一个到西天取经的僧人

《西游记》中的唐僧是以玄奘为原型塑造出来的。历史上的玄奘是一位有着多重贡献的高僧。他把梵文佛经翻译成汉语，又把汉语著作介绍到外国，丰富了我国佛经，也促进了两国文化的交流，所以，他的名气是很大的。不过，你可能不知道，还有比唐僧更早的去西天取经之人，而且不止一人。

历史上第一位去西天取经的人是高僧法显，他是现在的山西襄丘人，俗姓为龚，在家中排行第四。当时父母怕养不活他，就把他送进仙堂寺去做小沙弥，希望他能得到佛祖的庇佑。

几十年的修炼，使他对佛学的研究和探索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成为当地学问最深的僧侣。当他发现现存经书有很多错误和残缺时，为了维护佛教“真理”，矫正时弊，年近古稀的他萌生了西行取经求法的念头。

一天，他在洗脸时，突然看到自己映在水中的衰老面容，便长叹一声道：“若再犹豫，我的夙愿就要化为泡影了。”于是，在东晋隆安三年（399）的三月，年已62岁的法显同慧景、道整、慧应、慧嵬四人一起，从长安动身，向西进发，开始了漫长的西行。次年，他们到了张掖（今甘肃张掖），在这里又有一批僧侣加入。

他们沿着古代“丝绸之路”西出阳关，进入白龙滩大沙漠。法显一行不畏艰苦，冒险前行，经过17个昼夜，行程1500里，终于走出了这片死亡之海。

之后，他们沿塔里木河向西北行进，到乌隶国（今新疆北部），又折转南下，进入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法显在回忆这段行程时写道：“行路中无居民，沙行艰难，所行之苦，人理莫比。”

公元404年，法显和道整终于来到了印度佛教发祥地。相传这里是佛祖释迦牟尼生前居住说法最久的地方。公元410年，法显踏上了归国的征途，他的最后一个同伴道整留居印度不走了，他却大志不改，孤身一人前行。回国后，他被当时江西庐山东林寺的著名高僧慧远接到南京讲经和译经。他历时五年译了经典六部，共63卷，计100多万字。后来，已近暮年的法显迁往荆州，于公元422年圆寂，享年86岁。

第二位取经人是高僧昙无竭，他本姓李，幽州黄龙人（现辽宁省朝阳市）。据《高僧传》记载，昙无竭很小时就在龙翔佛寺出家，他潜心修炼，遵守戒律，在众多僧徒中表现得出类拔萃，很快就成了龙翔佛寺僧众中的佼佼者。

在修行的过程中，他常慨叹佛经残缺不全，又听说山西有僧人法显等躬践佛国，从古印度取回真经，于是他立下誓言，决心亲赴西天取经。

公元420年，昙无竭和僧猛、昙朗等25人，携带法器、食钵等物，从燕都龙城出发，向西行进。他们先到今天的青海，再出甘肃的河西走廊，穿过新疆吐鲁番东等地，翻越雪山大漠、绝壁深渊。同行取经的25名东北和尚中，有12人坠崖而亡，有8人中途饿死，最终只剩下昙无竭等5人。

历经数年，最终到达现在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等地。昙无竭在印度各地礼拜佛陀圣迹，寻访名师，学习梵文经典数年后，从南天竺搭乘商船，过印度洋、南海，一行人安全抵达广州。回国后，昙无竭住在江南弘扬佛法，直至去世。他将在西天寻求的梵文《观世音受记经》译成汉文后，广泛流传于南北各地，后收录于《大藏经》中，为古今世人所传诵。昙无竭将在西天取经的游历与见闻写成《历国传记》，欲传后世，可惜此书早已失传。

他们西天取经回来，法显带回并翻译的佛经有6部24卷，昙无竭带回一部佛经，玄奘带回并翻译的经、论有75部1335卷，他们为我国佛教文化发展和古代中印文化交流而作出的贡献永远值得称颂。

明朝“隆庆开海”的真正目的

自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四年（1371）诏令“濒海民不得私自出海”开始，标志着明朝持续200多年的海禁政策确立了下来。该诏令一经下发，全国所有海船悉数改为平头船，出入须有官方正式手续，而民船则是不能从事海运。然而，当这个禁令还在大发神威的时候，隆庆皇帝年间竟然出现了开放海禁的现象，不禁叫人称奇。为什么一向施行海禁政策的明政府突然解除了海禁呢？这一切的根源可以从倭寇那里追溯起来。

倭寇不仅仅是日本武士和流民，其中也包含元末时逃亡日本的中土武装组织。而倭寇之所以能在明朝时于中国东南海岸大肆横行，也与陆地上一部分奸商里应外合的行径有关。由于国家强制禁止海上商贸，一些民间商人遂通过走私来与外界通商，其中大的走私商贸团伙与倭寇相互勾结，劫掠船只，甚至引倭寇直接深入内陆抢劫，或与倭寇进行商贸往来。另外，这些走私商团也拥有大量的武器装备，成了朝廷的心腹大患。

为了阻止倭寇继续侵犯沿海边境，解除沿海商人的武装力量，明政府几代朝臣都曾向帝王提出实行开放沿海、与外通商的建议，但均被否决。直到明穆宗隆庆皇帝时期，皇帝欲重振朝纲，对内实行了一些安抚政策，同时也下达诏令，开放漳州月港一带地区的海禁，准许中国商民出海贸易。

这一举措一经实施，明朝的海上贸易事业就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为国家带来丰厚的财政收入，同时也有效地遏制了走私集团的发展，倭寇也因此大大减少。然而，我们应当意识到，对于偌大的中国海岸线，仅仅是漳州月港开放，就能够满足海上贸易的需要了吗？当然不是。而且明政府也不是真正打算开放沿海地区，只不过通过开放一个点状地区而遏制整个负面势力。明政府的目的从“隆庆开海”的“出海船引”制度就可以看出。

所谓“出海船引”，就是凡可以在月港出海的商人，根据规定首先要在自己所在地邻勘报保结，然后向所在道府提出申请，经由海防机构核准后，发给商人船引。一般来说，担保人多是牙商（俗称商贸中介）和洋行（专门经营海外贸易的中介商人机构）。这道手续看似简单，实则要将商人的祖宗、亲戚全部录清楚，然后把自己所贩货物丝毫不差地交代明细。除了这些手续之外，商人还要交“引税”，相当于关税性质的钱财。

关于申请海外商贸的商人户籍，政府也有严格规定。除了漳州、泉州二府商人外，其余地区商人申请出海的手续更加严格，广、浙、福州、福宁等地商人，如若没有买通关系，几乎做不了海外生意。对于海外贸易地区，明政府也有明确规定，诸如禁止与日本进行贸易往来等。

明政府的所谓“解除海禁”，表面上开放，实则是为了更好地控制海上贸易。隆庆时期福建巡抚许孚远曾言：“于通之之中，寓禁之之法。”一语点破了明廷真正开海目的，不过是在有限开放基础上更好地实现“海禁”政策。

可是，明朝政府忽略了一点，越是被严格控制的事情，越容易向白热化发展。从事海贸的商人们想尽办法、绞尽脑汁出海做生意，谋取暴利之心从未消泯，倭寇虽然渐渐淡出历史的视线，但中国却逐渐招来了觊觎东方财富的西方的野心狼子。

“公主坟”葬的是哪位公主

北京西郊复兴门外，复兴路和西三环路交界处的街心花园，有个著名的旅游景点叫公主坟。对于这个公主坟，民间自古传说颇多。自从电视连续剧《还珠格格》播映后，人们对京西公主坟内埋葬的公主是谁，引发了高度的关注。

公主坟里埋葬的到底是谁呢？民间主要有以下三种传说：

1.降清明将孔有德之女孔四贞。这是最广为流传的一种说法。传说因明将孔有德降清后屡立战功，顺治六年被封为“定南王”。在顺治九年，孔有德在桂林被明将李定国围困，受伤后自杀身亡。顺治母亲孝庄皇后收养其女孔四贞为义女，并封为和硕公主，成为清朝唯一的汉族公主。她死后就埋葬在北京西郊。

2.元帅金泰的妻子。传说汉人金泰从小被满族人收养，因立下战功被封为元帅。在游园时与公主相遇，一见钟情。但是朝中老臣却从中作梗，令皇帝流放了金泰，贫病交加的金泰上书公主，说见信时我已不在人世了。公主见信后从容服下毒酒，追随爱人而去。皇帝无奈，于是将金泰草草葬于香山，而将公主远远地埋在了今天的公主坟。

3.乾隆的义女。相传，有一年乾隆与刘墉、和珅到民间微服私访。行走中不知不觉天色已晚，乾隆感到又累又饿，于是便在一个小村庄向一农户借宿。农户家就一老汉和小姑娘，老汉心地善良，让乾隆他们免费食宿。乾隆很喜欢这个小姑娘，第二天出门时对老人说：“老人家，你要乐意，就让您的女儿给我做干闺女吧！”老人一听很高兴，就让女儿过来拜见了干爹。乾隆掏出一块黄手帕，递给姑娘，“孩儿如遇急难，可拿它到京城找我，只要一打听皇……”，这时刘墉哼了一声，接着说：“打听皇家大院！”乾隆忙改口：“对！对！皇家大院。”

几年后，赶上连年闹灾荒。父女俩实在过不下去了，只好到京城来找姑娘的干爹。父女俩找遍北京，也没找到干爹的黄家大院。不久，老汉就去世了，姑娘情急之下来到护城河边，想寻短见。就在这时，正好遇到刘墉，于是刘墉就将姑娘带进了宫。乾隆自然是忘了这回事，但是有刘墉作证，怎么赖得掉？于是便将姑娘留在宫中。可是姑娘在宫中没住多久就患病去世了。乾隆就准备草草埋葬了，可是刘墉却说：“这位公主虽说不是万岁亲生，可却是您自己认的干女儿啊！并且留有信物，就这么草草葬了，万岁脸上可不光彩呀！”于是乾隆只好传旨，按公主的葬礼，把姑娘葬在了公主坟。

虽然对公主坟里埋葬的公主的传说有很多，而且说法各不一样，但公主坟内的公主是谁，早在1965年北京市政府修建地铁一号线时，文物部门就对公主坟进行了考古挖掘，并参考历史资料考证，谜底早已揭开。

原来公主坟内葬的是嘉庆皇帝的两位公主（满族称为格格）。两位公主分别葬东西两边，东边葬的是庄敬和硕公主，她是嘉庆的第三女，是和裕皇贵妃所生，生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十二月。她于嘉庆六年（1801）十一月，下嫁蒙古亲王索特纳木多布济。嘉庆十六年三月卒，年31岁；西边葬的是庄静固伦公主，是嘉庆第四女，为孝淑睿皇后所生，生于乾隆四十九年。她于嘉庆七年下嫁蒙古族土默特部的玛尼巴达喇郡王。嘉庆十六年五月卒，年28岁。

由于清朝的祖制，公主下嫁以后，死后不得入皇陵，也不能进公婆墓地，必须另建坟茔，所以北京郊区有很多公主坟，有的地方现仍叫公主坟。因和硕公主和固伦公主是同年而亡，仅隔两个月，所以埋葬在一处。两个墓葬都是夫妻合葬墓，陪葬有许多珍贵物品。墓地原有围墙、仪门、享殿等地面建筑，四周及里面广植古松、古柏和国槐、银杏等树木。地宫均为砖石结构，非常坚固。之后，由于年久没有人打理，才逐渐没落，遂不为外人所知晓。

揭秘北洋海军的工资

1861年，咸丰皇帝去世后，小皇帝同治继位，因为年幼无力，慈禧与慈安两位太后垂帘听政，辅佐政事，清朝进入了女人当家的时期。在这以后的20多年里，中国社会还算是稳定和平，但在1885年八月二十三日的时候，这短暂的安逸被打破。

当日在福建海面的马江，法国海军与中国的北洋舰队作战，仅仅40分钟，中国舰队就被击沉，这件事情对于清政府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刺激。举朝上下一片愤慨，众大臣提议重建海军，重振声威。

一遇到重大状况，女人总是显得慌乱无章。慈禧当时既想出口恶气，又害怕得罪外国人，变得矛盾重重。此时，一个男人坚决地站了出来，力抗此事，替慈禧解了燃眉之急。他便是鼎鼎大名的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

李大人的办事能力一流，不过三年时间，便将海军风风火火地建立了起来，而且还排到了世界的第七位，亚洲第一位。这支北洋海军成立不久，便出现了满员，甚至超员的问题，许多绿营兵，甚至是八旗子弟，都纷纷要求去当北洋海军。有些人为了能进入海军系统，不惜砸锅卖铁，请客送礼，很是下血本。

不过区区一个北洋海军，居然能吸引这么多兵源，其中还不乏高干子弟，个中缘由恐怕只有李鸿章自己能够解释——北洋海军的薪水高。

军人是用来打仗护国的，以生命保障国家和人民的安全。所以，要有足够的动力，才能让他们奋勇向前，不退缩败阵。而海军的要求也是更为严苛一些，不但需要懂得打仗，还需要懂得航海技巧。

所以，想要进入北洋海军，都必须是正经的水师学堂毕业，也就是古人所说的科班出身。想要加入北洋海军，不但要会读书识字，还需要掌握舰艇知识，更需要懂得作战技巧，可谓是文武兼备，这样的人难以寻觅。所以，高薪的制定，也是为了能吸引到综合性人才来为海军所用。

李鸿章在这一点上还是很有远见的，他力主高薪养兵，希望能以此加强海军的战斗力。所以，在一开始制定海军的章程时，他就明确下达了指令，北洋海军的薪水要高于其他军种。

针对此，北洋海军的薪水进行了提升，军官的年薪分为两部分：一是“年俸”，二是“船俸”，也就是基本工资和年底分红。不但如此，还取消了其他军队里那些乱七八糟的薪、蔬、烛、炭、心红、纸张等薪水分类的名目。

这样下来，北洋海军的薪水就很可观了，根据记载，大概标准如下：

海军提督一年收入大概为8400两白银；

海军总兵一年收入大概为3960两白银；

海军副将一年收入大概为3240两白银；

海军参将一年收入大概为2640两白银。

这都比其他军种里，同级别的官兵多个三两倍，而且不止如此，北洋海军还有其他的额外收入，例如，军舰的维修费用也可以有部分划入海军的薪水中，叫作“行船公费”，大到煤炭装卸，采购物资，小到购买油漆，更换国旗，都能让海军捞到油水。

这笔费用根据舰艇的吨位大小各不相同，吨位越大，油水就越多。例如北洋舰队的几支主力舰船“定远”“镇远”的行船公费每月各有850两，而其他一些小吨位的舰船就会少个二三百两。

这些费用都是政府买单，李鸿章为了弘扬海军，不惜大下血本，令北洋海军成为名噪一时的“不差钱”部门，人人挤破头皮都想进去捞一把。因为，不仅军官的工资高，就连士兵们也是薪资丰厚，当时的北洋海军士兵的薪水按等级来分是这样的：

一等水手月薪10两白银；

一等炮手月薪20两白银；

岸上勤杂人员月薪3两白银；

鱼雷匠月薪24两白银；

电灯兵月薪30两白银。

不论是打杂兵还是技术兵，就连在岸边当差的人，一个月工资也有三两白银，要知道当时的人均收入可都不高，一般地，一家农民的年收入大概为40两白银，一个工人的年收入大概为50两白银，两相对比，就充分说明了北洋海军官兵的高薪已经远远高过了平常百姓的年收入。

李鸿章想通过高薪制度，吸引人才，打造一支与国际接轨的高科技水军，但天不遂人愿，这支海军轰轰烈烈进行到1895年的时候，便消失在了世界上，有着最好的武器装备，最精良的战舰设备，最高昂的官兵薪资，却在中日海战时，几乎没有击沉一艘日本战舰就全军覆灭了。

强大的军队需要用钱来完善，但仅仅有钱，也是买不来一支战斗力强的军队的，李鸿章不明白的正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