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丈夫仍然像往常一样没回家吃饭，但让我不安的是竟然一夜未归。当夜里我再一次醒来，发现书房里也没有丈夫时，我才慌了。联想起白天与常天丽的冲突，我一下子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既然常天丽能那样诋毁我，那么丈夫所面临的问题可能更严重、更尴尬。这也让我想起丈夫说过的别人的提醒，以及袁一林对他的建议。作为我的中学和大学同学，袁一林一度也是我的追求者，因此当年也算是丈夫的情敌。我不知道袁一林对丈夫说过什么，又是出于什么居心。我想我得找袁一林谈一谈，我要弄清楚他知道些什么。

儿子上学后，我梳洗穿戴整齐去了丈夫的单位。那是一个阴雨潮湿的秋日上午，我竭力做好的头发因为天气的潮湿而变得软踏踏的，尽管我收拾了将近半个小时，但是这个烦人的秋雨还是将我出门之前所做的一切努力化为乌有，这是我从丈夫工作的大里前厅那面巨大的镜子前清清楚楚地照见的。正是这一瞥，使我本来就晦暗的心情一下子变得更加沮丧起来，代之而起的是一种不好的预感：自己这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还不到上班的时间，因此，整座大楼似乎还在沉睡，我从静寂的电梯里出来一路直奔丈夫的办公室。果然不出所料，敲门声响了三遍后，门开了。

我在他意外的眼光注视下，侧身挤了进去，几乎在迈进的同时，我闻见了办公室里缭绕的烟味。习惯使我第一个反应便是把他所有的窗户都开得展展的，接着将他零乱的床收拾得整整齐齐。然后，我坐下来，坐在他的床上，小心翼翼将眼睛转向办公桌后那副冷漠的脸。那是一张阴沉冰冷的脸，拒人千里之外的神情似乎在告诉我，不用做任何努力，一切都无法挽回。不，我不相信，我在心里向那种表情做着最后挣扎般的抗议，我要挽回，挽回家庭和婚姻。我不相信一个家庭这么容易结束。

丈夫一句话都不愿说，仍然冷漠地坐着，屋内一片尴尬。有一阵风从大开的窗户飘来，夹着星星点点的雨气和尘土味，我觉得脑子顿时清醒过来。办公桌上有一两页纸被风吹起，一页落在了我的脚下，一页落在了桌前。我轻手轻脚地站起，一页一页拾起重新放在丈夫的桌上。顺势我绕到丈夫的椅子前，我想，或许无意中我伤害了他的自尊，我要争取他的原谅。

我蹲在他身前，将头靠在他的腿上，轻轻地说，请原谅，我没想到写小说会惹来麻烦。

他仍然没有说话，只是坚决地把我的头推到了一边，似乎在推一只讨厌的狗。我没有抬头，因为我不想看见他脸上厌恶的表情，那会使我丧失信心。在他的手松开时，我再一次厚着脸皮将头靠在了他的身侧，并用手搂住了他的腰。我说，那是故事，是虚构的故事，你不能像居心不良的常天丽那样也认定我做了什么。

他再一次将我的头和手推开，站了起来。我也只好站了起来。

他站在我对面，漠然的眼神里突然闪出一丝光亮，然后像夜里篝火旁一粒火星，一闪即失。在这粒火星飞灭的同时，他说话了，口气也比刚才的脸显得缓和了。

他说，我不相信你做了什么，关键是你引起了什么，你明白吗？

我不解地说，能引起什么？故事本来是写的，故事里本来有美有丑的，不是那么多的人在写吗？难道我就……

他打断了我，口气比刚才生硬多了，他说，他们愿意写什么都可以。你不可以。

我感到他的话即没道理，又太霸道，便准备用更强有力的道理说服他，但不等我张口，他将手向我的方向伸来，然后暗示我别张口。接着，他用更为不讲理的口气，蛮横地说，谁写是谁的事情，我没有资格说。既然你写了，那么，也就到头了。就这样简单！

说完这句话，他从我身边擦过，在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时，便一脚迈出了门，在临消失的刹那，他头都未回，像扔一颗烂苹果一样向后甩出一句话，走时给我带上门！

看着他的背影从屋内走到屋外到消失，我只是站着，一动未动，因为我的脑子还在想着如何说服他，如何驳倒他。而当他突然间从我的眼前消失后，我才知道这种努力和思索都已不需要了。我沮丧地闻着从窗子里飘进来的清新凉爽的空气，看着办公桌上几张散乱的纸页在一个杯子下发出的微微抖动，而宽阔的办公台后边的那把黑色转椅像一只蹲着的黑色大猎狗正在怒目瞪视着我，似乎只要我一有什么不适举动便会窜上前咬我一口。我不禁哆嗦了一下。我才想起丈夫现在已经是政府部门赫赫有名的博士、学者，总工程师。这种种职务和荣誉光环以及天性中的骄傲，使他本性中的固执和刚愎自用已经发挥到了极致。

楼道里已有了动静，有来来往往的走路声和打招呼声不断传来。从丈夫临走时虚掩的门缝里，还有穿裙子的或者穿裤子的腿匆匆走过。就在我站在屋当中，心慌意乱地思考着接下来的行动时，突然在两声轻轻的敲门声后，一张年轻漂亮的女人脸，从门缝里伸进来，几乎同时，传来一声甜美的问候：你好！于总呢？

我在吃惊过后，瞪着漂亮的女人脸，慌乱地摇头。门重新关上后，我灰暗的心突然生出一种可怕的预测：于致是不是有了外遇？这个念头一闪现，我顿时感到了灾难般的恐惧。一分钟后，我缓过神来，一把关死了丈夫的屋门。我决定在他的办公室里寻找蛛丝马迹。

除了上锁的抽屉，我详细地一个个翻着，一页页地看着。偷窥的结果，不是寻到他的婚外情的痕迹，却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地址含糊不清的信封。那是一张电脑打印的署名好心人的信件：

“傻帽儿”

“你以为你老婆是作家呀，我提醒你还是小心一点儿。其实我没有多此一举告诉你的必要，只不过同为男人，无法视而不见。”

我傻眼了，这是什么？诬告信？谁会这么害我呀！我拿信的手开始颤抖，胸腔里一股烈火也开始熊熊燃烧。如果当时我的手里有把刀子，如果写信的人就在眼前，我相信，我会一刀捅死他。尽管我最怕看见鲜血！

不知道如何离开了他的办公室，也不知道怎样来到了街上。当雨水像细细的线条，从空中一条条浇在头上、身上时，我才发现自己已经走了很远了。值得奇怪的，我竟然没有忘了骑车子。天灰蒙蒙一片，我带着燃烧的仇恨和对未来的恐惧，从一个街区穿行到另一个街区，不知道应该停在哪里。在茫茫的灰色雨雾中，那个简单的匿名信，像是一张恐怖的白脸，不停地在眼前飞舞、晃动。怪不得于致突然关心起我的作品，怪不得他坚决要求分开，怪不得他不听我的解释。对于这样一个骄傲自大、又刚愎自用的男人，这一封信足够成为他离婚的理由。

路还在车轮下延伸着，雨还在头顶上流淌着，愤怒和恐惧的潮水一遍遍随着雨水从头顶长泄而下，流过眉毛，流进眼睛，我终于感到眼睛因为雨水而带来的涩疼难受。于是，我停下车子，站在雨中，轻轻地摸了一把脸上的雨水，终于用手捂着咧开的嘴巴，无声地哭了起来。

还能说什么？还能挽回什么？对未来，我已经彻底失去了信心，对于致，也失去了幻想。如果说当初的自信来源于自己内心无愧的话，那么今天那张诬告信却使我一下子被打蒙了。我深深了解我的丈夫，了解这个从不进行任何幻想，不作任何无用劳动的男人。对于他，过程永远是次要的，他只重视结果。因此，当行为带来这种结果后，这封信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根本不是他关注的东西。如此看来，这个写匿名信的人不但与我有着深仇大恨，而且也非常了解于致的脾气。

有人超过我在向我打招呼。我从刚才的哭泣中清醒过来，一眼发现打招呼的人旁边还有一张雪白的脸闪过。在潇潇雨雾中，那张白脸竟然同眼前一直飘浮着的匿名信重叠起来，白花花一片，慢慢从我模糊的泪眼前飘游：是常天丽！那个长期以来仇恨我的女人！

是她！我愤怒的心终于在混沌的状态中撕开了一条光亮。我相信是这个女人，她不但恨我，而且了解我的丈夫。信中虽然有意暴露自己是男性，我想，这只能证明她此地无银。在我们多年的相处中，她一直以绝对的优势，从各方面压倒我，包括她的美貌，她的高干家庭，她开着公司的丈夫等等，都是她炫耀的资本。特别是当于致出国前，因为单位效益不好，辞职回家专攻外语时，她一直借各种机会羞辱我，羞辱我卑贱的出身，丈夫的无能等，来满足她的优越和虚荣心理。然而，当于致取得博士资格归来，一夜之间成为市里最大的立交桥的总工程师后，我也有了炫耀的资本。我记得有一次她在炫耀自己的富有时，我顺嘴胡说道，于致在做完这个工程后，将受聘美国一家公司，年薪是十八万美元。当时，她的脸色几乎变成紫色。再加上我的论文发表和获奖，不但使她的优越感受到了挑战，而且成了她补上副所长职务的一大块绊脚石。因此，为了心理上的平衡，为了实现她的目的，我相信她会采取各种卑鄙手段，来发泄她的怒气。更何况多年的磨擦，我们之间早已积聚了太多的仇恨。

常天丽的身影已经消失在大楼里了，我停在单位门口望着楼门，竟发现自己不敢跨进大门了。我不害怕常天丽对我的打击，包括她对我平时的各种羞辱，各种攻击，但我受不了这样的毁灭性陷害，因为唯有于致、儿子和家庭才是我生活的最重要内容。

我怎么办？那一刻，我站在楼前，发现自己昨天那种富于挑战的勇气消失得无影无踪，我觉得自己从来不像今天这样不愿看见她，不愿面对她。在对婚姻前途的担忧中，对她的仇恨已经退到次要的地位。我感到最强烈的念头，就是躲开这个女人，躲开眼下的痛苦，躲开凶多吉少的将来。

雨越下越大，我重新调转车头，骑车离开了单位。虽然衣服湿透了，但我已经难以顾及了。我知道，害怕的事情是躲不掉的，所有该发生的事情没有有效的阻挡，终究是要来的。但是，现在我该怎么办？我该去哪里？我不知道，我没有一点主意……就这样，我漫无目的，再一次穿行在迷蒙的大雨中，任泪水雨水在脸上纵横交错。

不知过了多久，我发现到了我家的路口，我没有下车，却又骑回了丈夫的单位，我仍然没有下车，因为我知道现在找他没有任何用处。于是我又继续骑车前行，遇到红灯便拐弯，遇到绿灯便直行。我感到越来越冷，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止了哭泣，我只是满脑子胡思乱想着，想着常天丽的狠毒，想着丈夫的冷漠，想起所长，想起袁一林。这时我才觉得我有了目标。我要到电脑城找袁一林。

一刻钟后，我头上滴嗒着雨水敲开了袁一林的办公室。袁一林衣冠楚楚地站在门里，平静的脸上瞬间夸张出一副惊鄂的神情，像大白天见了鬼一样，瞪着眼睛几乎五秒钟没有缓过神来，而手里的文件几乎同时正像一只巨大的鸡毛向身后飘去。我不知道是我的表情吓着了他，还是我湿淋淋的样子吓了他，也许二者兼有。我想在那种心情下，落汤鸡似的我也许真像一个失魂落魄、大难临头的女冤鬼。

接过他递来的毛巾擦完头发和脸，再喝下一杯热茶，这时，我才看清了坐在沙发对过的袁一林棱角分明的脸。他脸上的坚毅和自信一如当年大学里的他，只是多了一分成熟，少了一分张狂。

在他满含关注的眼神里，我一时感到自己不知如何开头。我想从头解释，但又不知哪里是开头，只是含含糊糊地说，我们有了问题。

我的不知所云让他更是一头雾水，他伸出手轻轻触了触我的额头，我想他一定是认为我发烧说胡话了。接下来，他再次倒了一杯热茶递给我说，别着急，慢慢告诉我。

喝完第二杯热茶后，我感到身体暖和一些，心里也平静了好多。我说，于致不想要我了。

我觉得自己平静了许多，我觉得自己可以理智地与袁一林谈论我的问题了。但是当我第一次说出于致不想要我时，我发现自己的情绪突然间崩溃了，一时间泪水哗哗流出。不知是因为第一次明确地面对这个问题，并且自己清楚地说出这个问题，还是因为第一次自己不得不承认这个问题，我呜呜地哭了起来。

他站了起来，显然是被我吓了一跳。他声音紧张而急促地问道，为什么？

我抬起泪眼，模糊地看着眼前这个晃动的高大的身影，我说，因为那部小说，还有人向他写匿名信诬告我。

他沉默了。在这种沉默里，我又开始不由自主地小声抽泣。办公桌上漂亮的电脑主机里单调地嗡嗡叫着，饮水机又开始了循环加热，微小的电机声音与电脑声音混和起来，几乎难以分辨。我知道我在等待他的援助。

当饮水机的加热声音突然停下时，他终于皱着眉头说话了，我已预感到你们的问题了。在一个月前，于致曾经跟我说过，有人给他发信骂你，也骂他。我当时劝他别当回事，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麻烦。

他坐了下来，若有所思地盯着前方的电脑，摇着头说，于致学得是设计，思维极度精确，特别是他本性中的固执和自傲，使他很难理解文学艺术的东西。更何况他是一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如果他真的听到别人攻击的话，他的反应也是情理之中。他从电脑处收回眼神，转过头，盯着我的眼睛，成竹在胸地说，这样吧，我去找他谈谈，不会有什么的。或许，过几天他自己也就会平静下来的。

在他的许诺和判断中，我似乎得到了些许安慰，似乎也完成了某种任务。然后，我拒绝了他的邀请，像一个幽灵晃晃荡荡地走出他的大楼。

雨不知何时已经停了，太阳透过刚洗过的天空，耀眼地照着大地，以及在地上所有的一切，包括我半干的衣服和潮湿的情绪。我慢慢蹬着半旧的自行车穿行在人流中，像森林里一只受伤的动物有气无力地向前爬行。我知道接下来我必须去上班了，那怕晚一些，总比旷工要好。我还知道接下来我必须面对的是常天丽，虽然现在还搞不清她到底是不是那个写匿名信的人。

4

常天丽没有在办公室，我不由得松了一口气。当家庭的矛盾在心头像一片阴影挥之不去时，我最想躲开的便是常天丽，特别是对她可能是匿名人的怀疑，更使我在无形中产生一种压力和恐惧。我有时觉得，这个女人简直像一个可怕的女巫，随时都可以幻化成一缕无处不在的空气，挤进你的生活，你的家庭，甚至你的隐私……她有这样过人的能力，她还能如数家珍一样记着你说的每句话，你做的每件事，甚至细到你每件衣服的价钱，你几月几号吃的什么饭。我想，之所以在业务和学问上难以做出成绩，恐怕就是因为她几乎将所有精力都用在这种鸡毛蒜皮小事的争斗上了。我总是在她这种电脑般精确的记忆和随时的提醒和纠正中提心吊胆地工作和说话，我还得忍受她那种高干家庭的优越感、傲慢和对我们这群农村人的鄙视。这是怎样的一个女人呢？我有时真的难以搞懂！我想总有一天要离开这个女人，离得越远越好，总有一天我要证明她就是那个写匿名信的家伙，我还想总有一天我要让她知道我不比她差。

周铸文已经看完报纸连载，他在桌子旁，歪过身子，无限钦佩地看着我说，蘋姐，真的不错，没想到你的写作天赋很好的，我觉得你其实更适合走创作的道路。

我能听出周铸文是出于真心，然而，此时此刻，对这本书的评价对我来说已经不像刚开始那般重要了。如果说重要，不如说是一种恐惧，它对我来说几乎就像是一块害怕揭开的伤疤，不愿被人提起或者看见。面对周铸文的赞扬，我只是在面部用力挤出了一丝笑容，以表示我的感激。

我一边心不在焉地整理着所长交给我的资料，一边听着周铸文兴高采烈的谈论。其实我心里根本没有听清楚他在说什么，只是礼貌地一边点着头一边不停地随声附和着。当他说起所长老娘住院，杨菴现在正在陪床时，我才明白了我目前应该做的事。

我停下手中的活，抬头问周铸文，我是不是该去看一看需要我帮什么吗？

周铸文眨着那双清澈的大眼睛，没有思索地答道，当然，这可是一个好机会，你不是还要评职称吗？

我很感激周铸文的提醒，也很佩服周铸文的机灵和世故。中午，我买了一大堆高档补养品，按着周铸文提供的地址，去了医院。

杨菴刚吃完饭，正守着病床上昏睡的老太太看晚报。我提着大堆东西一步迈进去，杨菴脸上的表情竟像看到外星人一样。我想，我历来的清高或许让他感到我今天的行为有些不可思议吧。我没有顾得上杨菴的神情，只是一味地想知道所长在哪里，不然我今天不是花冤枉钱了吗？

对面的床铺是空的，显然没有安排病号。我想一定是那个副院长照顾的结果。我一边走向那张床坐下来，一边打听着所长的行踪。原来所长与常天丽和所长的同学，以及副院长一起吃午饭去了。等我明白所长的去处时，我再一次为自己与常天丽的差别沮丧不堪起来，并且在心里不断责怪自己怎么就不能早来一步？可是，即使我早来了，我不会喝酒又不会应酬又能做什么呢？想到这里，我突然对自己以往的瞎清高讨厌透顶。就因为我这自命不凡的孤芳自赏，使自己像一只可怜又可卑的蜗牛一样，面临外界的一切只有逃避的能力。当然，更不能讨得所长的欢心，取得大家的认可，所以才在职称评定中落到这样的境地。有时分析自己，我觉得自己并不是不在乎功名利禄，只是功名利禄的追逐需要付出的东西太多，而这些东西正是我天性中最最难以舍弃的。因此，当固守这些东西的结果，使我失去的东西更多更多后，我才在良心的天平上为自己做了调整。我想，顺应历史和时代，顺应世俗和人情，像周围许多人一样，也许并没有错！

所长的老娘在点滴中昏睡，杨菴告诉我，他自己已经吃了饭了，老太太也稍微吃了些。看到我没有马上走的意思，他便问我是否吃饭了。我说还没有。我想我一定要等李子峰回来再走。我无精打采地翻看着杨菴递来的两张报纸，在四处弥漫过来的来苏水味和各种饭菜味中，灵敏地听着走廊里或重或轻的动静。这一刻，我真希望闻到常天丽身上可恶的香水味，因为这种味道意味着李子峰的到来，意味着我的投资可以被主人看到。

一个中午过去了，所长仍然没来，当然常天丽的香味也没有飘进来。我肚子已经开始咕噜叫了。正当我犹豫着是走还是留的时候，旁边杨菴的呼机响了。看过呼机的内容，他抬起头来，结结巴巴地问我能不能替他一会儿。

杨菴连奔带跑地离开了，我坐在老太太的床前不知应该做什么。其实，长这么大，我还从来没有伺候过病人，尤其是这样的老太太。因此，坐在那里我根本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老太太仍在安静地睡着，衰老松垂的脸上以皱纹刻记着生命的年轮，这使我不禁感叹起生命的残酷。她枯瘦的手裸在被子外边，几块白色胶布将针头隐藏了起来，输液瓶里还剩小半瓶黄色的液体，那一滴一滴缓缓流下来的药液不知到何时才能流完。不知为什么，或许太无所事事了，望着床上睡熟的老太太，我竟然想起了没有印象的妈妈，想起了独自呆在农村的年老父亲，眼睛在瞬间潮湿起来。

记事以来，我就不曾见过妈妈。由于她的过早去世，在脑子里我几乎没有任何印象。在儿时甚至在青春年少时，看见同学的妈妈，我曾经也许多遍幻想过妈妈的模样，并为此忧伤过。但是自从成人，自从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几乎忘了自己也是妈妈生的。在我的意识里，只要提起亲情，提起父母，我脑子里全部的图像便是年老的父亲。谈论童年和成长，人们总是与妈妈温暖的怀抱联系起来，而我却是在父亲男性的硬壳保护下，不少毫分地长大的。是父亲给了我一切，是父亲无微不至的爱，填补了我缺少母爱的心灵。因此，父亲就是我的天空，我的妈妈。

老太太似乎有什么灵感似的，当我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着她的脸，回忆农村的父亲时，她突然睁开浑浊的眼睛，像一根即将燃尽的烛火，在生命将熄之时，释放着最后的一点亮光。对生命的感叹，对年老父亲的回忆，使我本性中的善良和温柔一时间像股地下热泉，汨汨流出。我柔和地告诉老人：我是你儿子的部下，有什么事尽管说。

我给老人剥了一根香蕉，递到了她的嘴边。我还给她冲了一杯牛奶，准备喂给她。

然而，她似乎不需要这些，只是仍旧用浑浊的眼睛望着我。在我慢慢地将一勺牛奶从她的嘴边移开重新倒回杯子里时，我看见她满脸的皱纹里涌出了感激的表情。而在感激的表情背后，似乎还有一种什么难为情的神态正在竭力隐藏着。在接下来的疑惑里，女人特有的敏感使我明白了老人的问题，她要小便。

我没有嫌弃，也没有一点怕脏的情绪，在这个陌生的老太太面前，我很自然地给她递过去便盆，帮她撩起被子，虽然很笨拙但还是塞进了她的身下。这一系列的动作，我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反而似乎被一种什么类似神圣职责所支配，我只觉得自己是一个善良的女人，一个高尚的女人，并为此而感到自豪。

也许我的表现太出色了，就在那一刻，也许感动了上天。上天竟然奇迹般地把所长李子峰送了过来。那时，我正从老人身下端出便盆并准备倒出去。

李子峰站在门口，一眼看见我手里的便盆，竟愣在了原地。他身后刚刚走来的常天丽看到眼前的一幕，也惊呆了。在李子峰脸上掠过一丝激动的同时，常天丽因为酒精而变得泛着红色的脸却出现了一丝尴尬。我想，他们一定没有想到我这一向自命清高的女人会如此巴结领导，会如此对待老人。李子峰一边结结巴巴地说着感谢的话，一边将便盆从我的手里抢过，迅速走了出去。

再次进来，他已经变得平静了，他亲热地递给我一条洁白的毛巾，催我去洗手。我从他的身边走过，闻见了他呼出的酒气和他的体味，以及常天丽身上的香水味。我从李子峰安静的眼睛前走过，在那短暂的路程里，我却感到了他平静的眼神后边一些陌生而温柔的东西，我为此感到满足和欣慰。当我刚走到门口时，走廊里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然后，几乎在我准备跨出门的同时，杨菴一头冲了进来，差点与我撞个满怀。他顾不上向李子峰打招呼，而是向我不停地抱歉，蘋姐，你饿坏了吧，我忘了你没吃饭了，对不起！对不起！

我也忘了吃饭的事情，或许是饿过头的原因，我一点也没有觉得饿。我摇着头向杨菴表示着没有关系，然后走出门，走向卫生间。等我回来准备向李子峰和杨菴告别的时候，李子峰却意外地拿起我的包，告诉我他要带我去吃饭。

就在这一天，我与李子峰原先那种互相敬而远之、不相往来的关系改变了。我第一次与李子峰单独吃了一顿饭，而且吃了几乎两个小时。

那是一个阳光新丽、空气凉爽的下午，我在所长的再三邀请下，撇下常天丽，与文质彬彬的所长一起来到了医院附近的一家饭店。因为不到吃饭的时间，整个大堂除了三三两两的服务员便是我们俩。单独面对李子峰，我竟然感到他像换了一个人一样，所有在办公室形成的印象几乎都改变了，甚至那闪闪发光的镜片后的一双眼睛也变得奕奕生辉了。我觉得在我面前坐着的是一个戴着白色眼镜的风趣优雅的男人，一个平和近人的男人。当有了这一发现后，我感到自己内心一直绷紧的神经开始渐渐放松。我饿了！

菜到齐了，面对满桌子的佳肴，我极力控制着因为饥饿而来的迫不及待感，并竭力作出优雅的吃饭姿态。像有意解除我的思想负担似的，李子峰一反办公室的客气和礼让，为我夹起一大筷子菜放到我面前的碟子，并不停地催我多吃。然后，他开始不停地讲解这个菜能美容，那个菜能补钙，这个菜能补血，那个菜能“长个”，而且在他的提议下，我还喝了一口酒。就这样，在他制造的风趣气氛里，我的拘紧、客套以及彬彬有礼，慢慢被他的轻松所感染。我不但逐渐习惯了与他朋友式的谈话，而且还可以偶尔随着他的情绪说上几句俏皮话，这使我们的对话也几乎不再掺有上下级之间的色彩，变得像朋友一样平和、亲近。在我的胃里有足够食物垫底后，他一边将我们的吃饭速度控制了下来，一边将谈话内容延伸得越来越广泛，这使我们的关系变得也越来越溶洽。

李子峰说我是一个很聪明的女人，一个很有素质的女人，一个很善良的女人，一个很善解人意的女人。他还告诉我，他希望我能工作更积极些，更上进些，他说他希望我能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挥的淋漓尽致。因为他愿意给我更好更多的机会，只要我努力。

我不是已经下定决心改变自己了吗？这难道不是很好的机会吗？在这种动机的驱使下，我感到脑子变得更加活跃，胆子更大，我再一次主动举杯与所长喝下一杯酒，乘着酒兴开始作无耻的表白和拍马。我说，我原来一直觉得所长很严肃，不易接近，现在看来我错了，其实所长你很有情调；我还说，我原来一向不愿巴结所长，不愿走近所长，现在看来是我太不懂人情世故了。最后我还颇有诱惑地说，所长，从今往后，你要把我当作你自己人，不管你的私事还是工作，我都会努力做好的。

我不知道我是在巴结奉承李子峰还是在表白自己，抑或二者兼而有之。总之这一席话说完，李子峰那秃顶的头更光更亮了，我甚至都可以通过那个秃顶看见旁边壁灯照射下来的桔色光影。望着李子峰明亮的脑门，我突然想起一部小品里的一句话：平坦的马路不长草，聪明的脑袋不长毛。于是我告诉李子峰，你真聪明，你是我工作后第一个佩服的男人。

我是很少夸赞人的，或许我的吝啬使李子峰听起来更感到真实可信。因为李子峰听到我的表述后竟然像一个孩童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在灿烂的笑容里那明亮的脑门再一次在我的眼前辉映着四周射来的灯光。于是我又想起，这是一个性欲亢进的男人，没有女人，他怎么办？

到快吃完的时候，我们俩对这个饭店竟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了依依不舍的感情，似乎我们之间还有什么话不曾说清楚，有什么事不曾办完。如果说这天，除了我们的关系起了变化以外，还有什么痕迹留下的话，便是我走出大厅，迈下台阶时，因为酒精的缘故咧趄了一下所造成的一个后果，在后文我将会提到这个后果。那时，我因为看不清脚下台阶，一脚迈空差点摔倒在所长的身上。最后是被所长一手拦腰、一手扶肩扛住的。

整个晚上，我的心一直飞扬着畅快的感觉，这种感觉甚至冲淡了家庭问题所带来的恐惧和难过。一直到天将黎明，我在心里仍然不断重复着这个迟到的经验：没想到，巴结领导如此简单，奉承领导如此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