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伐纣，日子不确定

商纣王后期，昏庸无道，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他耗费巨资建鹿台，造酒池肉林，致使国库空虚，又听不进任何反对意见，杀贤臣、宠小人，渐渐失去人心。这时候，周武王伺机而动，联合西方11个小国会师孟津，对商朝发起了进攻。周武王在进军到牧野的时候，举行了誓师大会，他列举商纣王的诸多罪状，鼓动军队与商纣王决一死战。牧野离朝歌仅70里距离，直到此时，商纣王才意识到了自己的危险。他停止享乐，召集诸大臣商议对策。由于此时商朝的军队主力不在都城，一时也调不回来，纣王只好将大批的奴隶和俘虏组织起来派到了牧野。由于这些奴隶和俘虏非常痛恨纣王，所以一到牧野，他们就集体倒戈转而杀向纣王。纣王当然无法抵挡，在牧野大败，连夜逃回了朝歌。自知无力回天的纣王登上鹿台放火自焚，周武王攻下朝歌。这就是著名的武王伐纣。

武王伐纣发生的时间处于商周交替，是中国历史年代的一个关键点。但是由于那个时代史书的编纂只记王不记年，所以关于武王伐纣的具体时间，一直存在争议。史学家们众说纷纭，但是却都无法给出有力的佐证。时至今日，关于武王伐纣的时间，史学界提出的说法不下20种，但是说法越多，越让人觉得扑朔迷离。

历史学家胡厚宣曾在《古代研究的史料问题》中列举了史学界对武王伐纣年代的一些说法，基本都集中在公元前1130年到公元前1047年之间。在胡厚宣所列举的这些年代里，影响最大的应该是日本天文学家新城新藏提出的前1066年的说法，他所提出的这个年代曾被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和齐思和的《中外历史年表》等采用。除此之外梁启超所提出的前1027年的说法也曾在史学界流行一时，他主要是根据《史记·周本纪》裴因《集解》所引的年代推算的，他的说法曾被陈梦家的《西周年代考》、郭沫若的《中国史稿》、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等引用。

之后，关于武王伐纣的时间问题又有过好几种说法。1979年黄宝权和陈华新提出武王伐纣发生在公元前1029年。之后不久，天文学家张钰哲根据《淮南子·兵略训》结合对哈雷彗星出现历次时间的推断提出是前1057年。1981年，何幼琦通过对《小孟鼎》和《瘦赢鼎》铭文的研究，提出了前1039年的说法。

在何幼琦提出前1039年的说法之后，赵光贤连续发表了好几篇文章，推翻了他之前所认定的前1057年说，而提出了前1045年的说法。他找了非常多的资料为自己的观点进行论证，其中包括古本《武成》、今本《逸周书·世俘》、《尚书·召浩》、《尚书·顾命》、金文《何尊》、《令彝》、《小孟鼎》、《五把卫鼎》、《九年卫鼎》等。1990年4月21日，北京文物局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会上，北大教授侯仁之就采用了何幼琦所提出的这种说法。

1995年，“夏商周断代工程”被列为“九五”重大科研项目。5年之后，发布研究成果的时候，研究者们提交了一个范围和三个结果。一个范围是前1050年至前1020年，而三个结果则是前1046年、前1044年和前1027年，其中研究者们最倾向于前1046年。而曾参与研究的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研究员李勇最近又对这种说法提出了质疑。经过对一些资料的研究和分析，他认为武王伐纣的年代范围应该为前1040年至前1030年。他坦言，尽管这一结果可能不是绝对的，但是他首创的两种新的天文年代学方法却一定能在类似的研究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上古时期史料的匮乏，给今天史学界对武王伐纣年代问题的研究造成了许多的困难，以至于史学界至今依然难以统一说法。

秦始皇的兵工业太先进了

河南省西平县是战国时期韩国的遗址，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大量古人炼铁的遗迹，这些遗迹证明铁器的生产在当时的韩国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然而，从秦始皇陵中出土的四万件兵器却都是用青铜铸成的，这有点让人匪夷所思。

关于荆轲刺秦，《史记》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轲既取图奉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绝袖。拔剑，剑长，操其室。时恐急，剑坚，故不可立拔。

是说荆轲拿着匕首刺秦王，秦王绕柱逃跑，试图拔剑反击，但是因为剑太长，没有拔出来。青铜材料非常容易折断，所以青铜剑不宜做得太长。秦国人难道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吗？

1974年，考古人员在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发现了大量兵器，通过这些兵器，人们逐渐了解秦军强大的秘密。在这些兵器中，有一把青铜铸的长剑，它的长度超过了91厘米。可见，司马迁在《史记》中对秦王拔不出剑的解释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以近距离搏斗为主的古代，一旦发动战争，长剑显然会比短剑更有优势。但是，秦国人是怎么解决青铜剑易折断的问题的呢？研究者通过对秦剑进行化学定量分析发现，秦剑的铜锡配比非常好，这种配比恰巧可以让青铜剑的柔韧度和硬度达到一个最好的状态。

统一六国之后，为了对付剽悍的匈奴骑兵，秦国人又发明了一种叫弩的兵器。弩的射程非常远，与弓不同的地方是弩上弦的时候是用脚蹬的。有人估计，弩的射程能达到300米，而且在150米之内都具有很强的杀伤力。而发射弩的扳机也设置得非常精巧，弩的扳机用一套非常灵巧的机械传递，扳机上的牙（挂钩）在放箭瞬间会忽然下沉，所以使用者用很小的力气就能扣动扳机，但扣动扳机所用力气的大小对射击的准确率有很大的影响。秦国人所设计的这种扳机让弩相对于弓来说有了很大的优势。

在兵马俑坑中，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很多箭头，这些箭头几乎都是三棱形的，拥有三个锋利的棱角。与其他箭头不同的是，秦军的箭头没有翼面，这样的箭头虽然不如带翼面的凶狠，但是却比带翼面的更加精确，因为翼面容易受风影响而使箭头偏离目标。研究人员对秦军所用的箭头分析之后发现，这是一种近乎完美的流线型箭头，它的三个弧面几乎一样。子弹外形的设计是为了降低飞行中的阻力，而秦军所用的箭头轮廓跟子弹几乎一样。以此可以判定，古代的秦国人已经掌握了关于空气阻力的一些规律。

秦国的兵器不仅在设计上非常精巧，在制作上也非常规整。研究者从出土的兵器中发现，不管是弩还是箭头，秦国人都是批量生产的。由于有统一的标准，秦军兵器的部件可以互换。在战场上，士兵所用的兵器某部分如果损坏了，那么他只要换掉坏的部分就可以继续使用了。

研究人员在出土的兵器上发现很多文字，这些文字大都是人名。秦朝宰相吕不韦编撰的《吕氏春秋》上说：物勒工名。所以，这些兵器上的人名应该都是制造者的名字。而巧合的是，兵器上出现最多的人名就是“相邦吕不韦”，所以，当时作为丞相的吕不韦应该是兵工业的最高监管人。据相关研究人员推测，在兵器上刻上制造者的名字也是为了方便找到有质量问题兵器的负责人。

秦军之所以可以一统天下，除了将士本身的英勇善战之外，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秦国高超的兵器制造水准。在别国还处于蒙昧无知的状态时，秦国人就以他们的智慧创造出了令后世感到震惊的兵器。

井陉之战，多亏背水之军

在以近距离交锋为主的冷兵器时代，排兵布阵是每个希望有所建树的军事将领的必修课，因为科学的排兵布阵对战争的胜负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井陉之战让韩信千古留名，后世的军事家们争相模仿，但是大部分却只得了战败身死的结局。那么，在井陉之战中，韩信究竟是如何排兵布阵的？

井陉关是太行山北部的重要军事关隘，位于石家庄以西大约40公里的地方，“四方高，中央下，如井之深，如灶之陉”，自古就是军事家们排兵布阵、生死对决的“生死攸关”之地，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而韩信带着区区3万新兵要攻克的正是这道被20万赵军把守的险关。

素以“韩信用兵，多多益善”著称的韩信，在面临多于自己好几倍的赵军时，本就已经压力颇大了，更何况，赵军又守着天险，可谓占据了天时、地利之宜。面对这样实力雄厚的赵军，打持久战显然是不明智的，因为赵军比他们耗得起。所以，韩信选择了速战速决。

井陉关口有两条河，一条南北流向，一条东西流向。这两条河在井陉关前交汇，形成了一片状如半岛的平坦地带，而这块平坦地带的正面正好朝向赵军所在的方向。韩信认为，如果直接攻打赵军，不说人数上的优势，赵军光是依靠地理上的优势就能让韩信败兵。所以只有把赵军引到井陉关前的平坦地带，让他们丧失地理上的优势，这样才有获胜的可能。如果把赵军引到半岛地带决战，对韩信来说，还能消除来自侧翼和后方的威胁，这是极为有利的。

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决定了决战地点必须选在半岛地带，那就是他所带领的是那些没有作战经验，作战能力不强的新兵。他认为指挥这些新兵就像“驱市人而战之”，面对这些“市人”般的新兵，韩信自然忧心忡忡。一旦开始作战，这些士兵的士气如何激发，军心如何安抚，都是非常棘手的问题。而且还有很关键的一点，如果留有退路，这些士兵肯定会因为畏惧而选择逃跑。这样韩信一方就必败无疑了。

出于对这些问题的考虑，韩信将决战地点定在了半岛地带。为了诱敌下山，他先是将他的主帅身份暴露，等赵军下山之后，又佯装失败，一直后退，直到把敌人引入半岛地带。

就这样，韩信在这场战争的开局，就通过对地形的利用，巧妙地化不利为有利了。陈馀进入半岛地带不久，就意识到了韩信背水之阵的厉害。首先是那些背水之兵，个个都非常拼命，顽强奋战。自己所带的赵军数量虽远远多于背水之军，但是由于战场非常狭长，赵军无法从侧面包围韩信军队，所以真正能跟韩信一方交锋的战士其实非常少，赵军完全显现不出人数上的优势。意识到自己的军队处于不利的地位，陈馀决定收兵回营，另作计划，再战。但是，出乎他意料的是，韩信事先在抱犊山上埋伏了两千名轻骑兵，早在他带领赵军倾巢出动以后，这些轻骑兵就偷袭占领了赵军位于井陉关的大本营。

陈馀眼见赵军老营遍插汉军军旗，一时无法判断汉军到底有多少人，不知如何应对。而他带领的士兵们此时见前方无法突破背水阵，后方老巢又被占领，觉得大势已去，纷纷四散奔逃。就这样，韩信取得了井陉之战的胜利。

井陉之战充分展现了韩信的军事才能，也为他后来拿下赵国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

王莽真有巨毋霸相助

巨毋霸是汉朝王莽主政时的一位巨人，他不仅力大无比，而且能役使猛兽。关于他，史书上是有一些记载的。但尽管如此，长期以来，人们对历史上是否真有巨毋霸这个人却还是抱着怀疑的态度。

据《汉书·王莽传》记载，新莽六年，天下大乱，匈奴扰乱边境，国内又义军四起。值此危难时刻，任夙夜太守的韩博向王莽推荐了一名大将，韩博告诉王莽：“有奇士，长丈，大十围，来至臣府，曰欲奋击胡虏。自谓巨毋霸，出于蓬莱东南，五城西北昭如海濒，轺车不能载，三马不能胜。即日以车四马，建虎旗，载霸谐阙。霸卧则枕鼓，以铁著食，此皇天所以辅新室也。愿陛下作大甲高车，贲育之衣，遣大将一人与虎贲百人迎之于道。京师门户不容者，开高大之，以视百蛮，镇安天下。”

根据韩博的说法，巨毋霸身高一丈，腰围有十围，一般的车子他坐不下，三匹马拉不动他，一般的门他也进不去。这样的身材，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巨人。汉朝时，一丈约合现在的231毫米，而一围则是用手指围成圈的长度，大约为20厘米。这样说来，巨毋霸的身高大约为2米31，腰围大约为2米，确实是个又高又壮的巨人。这种身材，即便是今天也很少看到。而这也是人们怀疑他是否存在的一个原因。

后来，据《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巨毋霸不仅身材高大，而且还能役使猛兽。新莽四年，王莽的政权风雨飘摇，纵观全国，四处都是揭竿而起的义军，其中以绿林军和赤眉军的队伍声势最为浩大。绿林军推举汉朝宗室后裔刘玄为王，并竖起了光复汉朝的旗帜。王莽非常恐慌，害怕不尽快消灭绿林军的话，会有更多人聚集在复辟汉王朝的麾下。于是，他组织了一支40万的大军开始向绿林军主力进攻。据记载，这支队伍是以巨毋霸为垒尉的，同时他还赶了虎、豹、犀牛、大象等猛兽来助威。后来司马光编写的《资治通鉴》也引用了这条史料，由此可见，史学家们是承认巨毋霸的存在的。

但是《汉书·王莽传》中关于韩博推举巨毋霸的另外一段描述似乎又否定了他的存在。当时王莽欲独霸天下，他倒行逆施，引起朝野上下的不满，而此时义军四起。这时有很多人对王莽忠言直谏或暗寓相讽，而韩博就是对王莽暗寓相讽的人之一。王莽字巨君，而“巨毋霸”三个字合起来，就是“巨君不要霸占着天下”的意思。也正是因为这层理解，王莽非常厌恶韩博，并下令将他逮捕入狱，后又以“非所宜言”为罪名将他斩首弃市。这一段记载又说巨毋霸是韩博凭空捏造的，实际上并无此人，否认了巨毋霸的存在。

而关于巨毋霸能役使猛兽的说法也颇值得怀疑，当时王莽攻打绿林军的时候，巨毋霸任垒尉之职，那么他的主要职责应是修筑营垒，而驱使野兽冲锋杀敌的工作并不在他的职责之内。

历史上到底有没有巨毋霸其人，他究竟有什么才能，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对于这些问题，言之凿凿的正史资料都相互矛盾，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未来史学家们的研究了。

关羽败走麦城，刘备诸葛亮为何不救

东汉建安二十四年（219）七月，驻守荆州的蜀将关羽，因受到刘备取得汉中胜利的鼓励，而意图攻打襄樊，扩大战功。

八月，适逢襄樊两地洪水泛滥，曹操派来增援襄樊的于禁七军被淹，关羽趁机将驻守樊城的魏将曹仁围困在城内。

在此紧要关头，曹操与孙权联合，孙权先是佯装派陆逊前来参战，使得关羽掉以轻心，抽调荆州守军，结果中途陆逊急转至陵夷以防刘备增援，东吴大将吕蒙则趁机直取荆州，策反了蜀将傅士仁和糜芳，并切断汉水，以防关羽由水路逃走。襄樊这边，曹操派出张辽、徐晃增援曹仁，徐晃到前线时设计动摇蜀军军心，大破关羽，曹仁又趁洪水退去的时机出兵切断关羽粮草供应线，战场上的形势出现大逆转。

十月，关羽撤兵西回，率残部驻守麦城。当时军中人心惶惑，孤立无援，关羽只得坚守麦城。孙权派人诱降关羽，关羽假意称降，在麦城城墙上伪造守军森严的假象，自己带领十几个兵士跟随，逃出麦城。

当关羽逃至临沮时，不幸被吴将抓获，并被立即处死。

历史上著名的大将关羽，就这样在一场败仗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后人大多为这位盖世英雄感到唏嘘惋惜，然而仔细思考这场战役的背后，一些不那么英雄，不那么光彩的真相却渐渐浮现了出来。

在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到十月期间，关羽先是水淹七军，大破魏军，然后又大意失荆州，败走麦城，最后弃城逃跑，半路被杀。长达三个月的时间，却没有看到刘备有任何增援的行动，被派去阻拦刘备的陆逊也没有遇到刘备援军从蜀地前来增援。

那么，是什么原因致使刘备在三个月的时间里都没有派兵增援他的二弟关羽呢？这个问题只要稍微向前追溯一下，就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刘关张三人，自桃园结义之后便同甘苦、共进退，于乱世之中奔走四方，创建功业。然而在刘备借用东吴荆州之前，他们并没有一处足以立足发展的根据地，直到刘备取下汉中，这才有了长足发展的资本。而这时，刘备的首要任务是整顿内部，建立一个比较稳定的政治集团。不过，马超、赵云、黄忠、诸葛亮这些人都好说，本来一开始就是幕僚，现在直接转换为臣属就可以了，而与刘备拜过兄弟的关张二人则不是那么好处理。

张飞还比较好办，虽然是刘备三弟，但是还是很尊敬刘备的，名为兄弟，实为臣属，相比之下，关羽就不那么好定位了。当时关羽镇守的荆州，虽然并不是什么富庶之地，局势也比较复杂，但这是刘备在取得汉中之前的大本营，刘备将如此重要的地方交给关羽驻守，足见关羽在刘备集团内部的地位超群。只是，这种地位，在刘备没有称王之前还是可以存在的，刘备称王之后，其他人都成为臣子，关羽的地位就有些危险了。

这一点，从刘备给关羽的封号就可以看出端倪。

刘备称王之后，拜关羽为前将军、黄忠为后将军、张飞为左将军、马超为右将军。表面看来关羽位于四位将军之首，而实际上，关羽的地位和黄忠、马超是一样的。对此，张飞没有什么异议，关羽却不满意了：“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

对于关羽的这种不满，刘备并没有妥协，这就说明，在刘备称王之后，暴露了他“家天下”的帝王思想。

所谓帝王思想，就是臣子必须忠诚于君王，天下是君王的天下，臣子不过是君王的家仆而已。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刘备手下的这些文臣武将都要服务于刘备这个君主，不可以出现与他地位同等的人。关羽生性骄傲自负，恐怕是没有考虑过刘备的这种心理。在刘备称王之后，仍然以为他与刘备的地位平等，这本身就不是人臣该有的想法，而刘备如果顺应了这种想法，给关羽一个高出众将的名衔，则是大大不利于他自己的团队建设。因此不管关羽如何不满，怎么发牢骚，刘备都不会妥协。

另外，刘备称汉中王的时候，已经是年近60的人了，对于王位传承的问题也多有考虑，幼主刘禅并无大才，如果刘备死后出现强臣夺权的事件，那么刘家的天下很容易就会易主。出于这个目的，刘备也不可能抬高关羽的地位，为自己儿子将来的统治造成阻碍。

因此，刘备对于关羽出兵襄樊的举动并不是很赞成，主要是因为不希望关羽扩大战功，建立威望。那么在关羽失掉荆州，腹背受敌的时候，袖手旁观，坐等关羽铩羽而归、威名受损也是自然而然的举动。

而作为刘备的臣子，诸葛亮在揣摩到主公的心思之后，自然也就三缄其口，对关羽的危难不闻不问了。

只是，战争一旦开始，总是有很多变数，刘备虽然不希望关羽建立军功，但是还不至于想害死他而自损羽翼，结果关羽被吴军斩获，应该也是出乎刘备意料的吧。

淝水之战真的是以少胜多吗

五胡十六国时期，前秦统一了北方政权。南方由司马睿建立起了东晋，盘踞江左一带，南北双方形成了对峙的局面。公元383年，前秦与东晋在淮南淝水展开了一场“规模惊人”的大战，史称淝水之战。在这场战役中，前秦百万兵马居然输给了东晋十万兵马，在历史上颇为罕见。

前秦天王统一了北方各少数民族之后，就开始积极准备南征东晋。公元383年五月，苻坚不顾前秦丞相王猛临终遗言以及群臣的反对，决意攻取东晋。苻坚甚至扬言，以此百万强兵，“投鞭可以断流”。八月，苻坚以苻融、张蚝、慕容垂等步骑25万为前锋南下，苻坚随后率百万兵马从长安出发，全军有步兵60万、骑兵27万，旗鼓相望，前后千里，东西万里，水陆并进。崔鸿于《十六国春秋·前秦录六》中记载，“八月戊午，遣……步骑二十五万为前锋。甲子，坚发长安，戎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前后千里，旌鼓相望。”

面对前秦的凶猛攻势，东晋任命谢石为征讨大都督，谢玄领北府兵为前锋都督，与谢琰、桓伊等人共同率领8万之兵抵抗秦军，又另派将领胡彬领5000水军增援寿阳（今安徽寿县）。十一月，谢石、谢玄和刘牢之在谢安的指挥之下，由刘牢之率北府精兵5000人强渡洛涧，袭击梁成军营，临阵斩杀梁成等10员将领，又分兵截断退路的渡口。秦兵步骑一时崩溃，落水而死的就有15000人。缴获了秦军丢弃的大量军资器仗，强渡洛涧取得大胜的晋军乘胜追击，水陆并进，声势大振。全军推至淝水东岸，与秦兵隔河对峙。苻坚在寿阳城上目睹晋军布阵严整，心中暗暗吃惊。又见淝水东面八公山上草木摇动，以为都是埋伏的晋兵，不由连连感叹：“此亦劲敌也，何谓少乎？”。当秦晋两军夹淝水布阵之时，为速战速决，谢玄便派人向苻融提议说：“两军隔河对峙并非长久之计，不如将军往后退一步，让我军能渡过淝水，一决胜负如何？”苻坚认为我众敌寡，如果乘晋军渡江之时，向晋军发动进攻，必能取胜。于是同意了谢玄的提议。但是当秦军下令后退时，全军军心大乱，众多秦军将士都以为是前锋战败，顿时间秦军争相逃命，自相践踏。谢玄、谢琰、桓伊等率领晋军渡河猛攻。晋军一鼓作气，追击秦军至寿阳30里外的青冈。一路逃亡的秦军听到风的吹拂声与鹤的呼叫声，都以为是追兵到了，昼夜不敢停息，最后只有10多万人逃回北方。淝水之战，以少胜多，从此扬名于中国军事史。

但是近年来，史学家们通过对史册的研究，对淝水之战以少胜多提出许多新的疑虑。

1.前秦百万军队是否真的有一百万？史学家认为百万只是一个虚数，实际数量并无百万。第一，虽然苻坚已经统一北方各少数民族，但是从人口总数估计，拥有百万雄师的可能性并不大；第二，假设前秦真的拥有百万军队，也不可能全部派往前线，至少要留一些驻守各地重镇；第三，这年五月，苻坚就派遣儿子苻叙率兵进入襄阳和蜀地以抵抗晋军，苻叙也就带走了前秦的一部分兵力。所以百万之师的说法值得怀疑。

2.真正参加淝水一战的前秦军队有多少人？淝水之战中，结集在淮淝一带的秦军其实就只有苻融率领的30万军队。这30万人还被分布在了郧城至洛涧的500里战线之上。也就是说，真正驻扎在淝水的军队也不过10万人。但是，晋军的8万人几乎都参加了淝水一战，再加上晋军本来就在长江中游地区布置了很雄厚的兵力，因此真正与前秦交战的晋军在人数可能达到十二三万人左右，要比前秦军队的10万人多出很多。所以，历史上所谓的“以少胜多”其实并不可信，应该是“以多胜少”。

真悲催，三征高丽无功而返

公元581年隋建立后，高丽王高汤遣使向隋朝称臣，高汤遂被封为高丽王。8年后，隋灭陈，一统中土。当时的高汤见到中土统一，深知自己将面对自西晋以来第一个统一且强大的隋朝，以后的日子恐难安稳，于是便积极备战整军，广积粮草。

隋文帝闻知极为不满，责问高汤：“辽河再广阔，比长江如何？高丽人再多，能比得上陈国吗？我如果心存不义，对付你能费多少力气？之所以告诉你这些，是希望你改过自新，理解我的用心，你自求多福吧。”高汤看到诏书大惧，奉表谢罪后竟然病死了。高汤之子高元即位，心中对隋有着嫉恨，遂率万余靺鞨骑兵攻打辽西，结果被击退。隋文帝大怒，正欲征讨，高元慌忙遣使谢罪，上表自称“辽东粪土臣元”，这才令隋文帝罢兵。

公元604年，隋炀帝杨广即位。为了炫耀武力，隋炀帝修东都洛阳、大运河，南征越南，北巡塞外，派兵突厥。大业七年，炀帝北巡涿郡，命高丽王亲自朝见，但高丽王却没敢来。隋炀帝以高丽不遵臣礼为由，下令全国的士兵次年征讨高丽，紧接着命人督工在东莱海口造战舰300艘。民工昼夜立于水中造船，很多人自腰以下都生满蛆，工匠也因此死掉三分之一。隋炀帝又发江淮以南水手一万人、弩手三万人、岭南排刺手三万人，再令河南、江南造戎车五万乘送高阳，命江南民夫运米至涿郡。一时间船舻千里皆满载兵甲器物，路上几十万人填溢道路，昼夜运输战具、粮食，死者相枕，天下骚动。

大业八年，隋炀帝第一次征伐高丽，左右12军名目纷繁，共113万余人，号称200万，加上隋军役夫近300万。隋炀帝自以为“吊民伐罪，非为功名”，下令诸将不得纵兵、不得擅杀、听候指示、不可擅自做主，以此宣扬天朝大国的威仪仁义、襄公之仁，不料反被高丽所乘。

隋军出征，一开始很顺利，渡过辽河后在东岸歼灭高丽军万余人，直抵辽阳城下。隋朝诸将怕被皇帝责杀，每次作战事无巨细都一一禀报，结果导致命令批准迟缓，延误战机。而守城的高丽人在情势危急时总是诈降，等到隋军一停止进攻就马上修补城池，以至于隋军频战频失。另一支由隋将公孙述率领的大军为了赶路，弃粮轻装前进，士兵走到半路就没粮食吃，又饥又寒之下，竟还能一日七胜。隋军自恃骤胜，未等歇息整装，就贸然东渡济水，距平壤城30里依山为营。可是平壤城坚池深，易守难攻。公孙述的士兵无粮，又冻又饿，只好退师，结果高丽军自后追击，隋军溃不成军。隋军其他各路军也相继败北，隋炀帝一征高丽以惨败告终，隋军损失30余万人。

公元613年，隋炀帝亲征高丽，此次隋军包围辽阳城，昼夜不停地猛攻20余日，辽阳岌岌可危。此时，隋军后方负责督运粮草的杨玄感突然叛乱，本来已经有望征服高丽的隋炀帝不得不撤兵回国平乱，撤军路上将军资、器械等尽数丢弃。就这样，隋炀帝第二次征高丽只落得一个半途而废，无功而返的结果。

公元614年，隋炀帝三征高丽，隋军在卑沙城大败高丽军。高丽与隋接连三年的战争，国力早已不支，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只好向隋炀帝称臣请和，并且送还了逃到高丽的杨玄感叛乱时的叛将斛斯政。隋炀帝也因疲于征服高丽，正愁没有台阶可下，刚好借着高丽的投降举动适时收兵，同时也挽回前两次失败之辱。加之此时隋国早已因征高丽而怨声载道，天下骚动，“群盗蜂起，不可胜数”。遂罢兵许和。

纵观隋之三伐高丽，本都是胜券在握，却两次惨败，原因就在于隋炀帝好大喜功，急于证明自己的英明，没有耐挫能力，在失败的打击面前乱了方寸，造成近百万生命的损失和帝国巨大财富的浪费，最终把国力消耗得近乎空竭。虽然隋朝损失的人口对本国并没有致命影响，但百万之师所需粮草、运输之人力却耗费繁多。一时间引发了民间耕稼失时、官府侵逼、连年兴兵无尽的兵役、徭役繁重等多重社会矛盾，间接导致隋末之变，乃至亡国。

迅猛的瓦岗军为何灭不了隋

瓦岗军是隋末农民起义军队中战斗力最强的队伍，曾给隋朝以重创。但最终却并未夺取政权，而是军队溃散，降于唐朝。

大业七年，东郡韦城县人翟让因犯罪而入狱，狱吏黄君汉私自释放了他。翟让逃亡瓦岗聚众起义。同郡的单雄信、徐世勣也都纷纷加入，势力逐渐增强。他们在永济渠沿岸劫夺来往船只，以致“资用丰给，附者益众”，起义队伍逐步扩大起来。

大业十二年，贵族出身的李密，在参加杨玄感起兵失败后，投奔瓦岗军。李密较有政治眼光，他建议翟让积极发展势力，扩大影响。翟让重视李密的建议，首先攻取了荥阳。荥阳是中原的战略要地，向东是一片平原，向西是虎牢关。虎牢关以西的巩县有隋的大粮仓洛口仓。取得洛口仓不仅可以得到大量的粮食，而且已逼近东都洛阳。夺取荥阳是瓦岗军发展势力的重要一步。

面临强大的瓦岗军，荥阳太守杨庆无可奈何，隋炀帝特派“号为名将”“威震东夏”的张须陀为荥阳通守，镇压瓦岗军。李密认为张须陀勇而无谋，遂建议翟让与张须陀正面对战，佯装败北逃走。李密率精兵埋伏在荥阳以北的大海寺附近，张须陀紧跟翟让十余里，到大海寺以北的林间时，李密伏兵四起，隋军陷入重围。张须陀本来掉以轻心，突如其来的强兵，使他措手不及，战败被杀。此役一败，隋军“昼夜号哭，数日不止”。可见，这次瓦岗军的胜利是对隋炀帝政权的沉重打击。

大业十三年二月，瓦岗军攻取洛口仓，并开仓济贫，大量贫苦农民加入起义军。隋朝在洛阳的越王侗派遣虎贲郎将刘长恭率军2.5万人前往镇压瓦岗军。翟让、李密预先侦知了隋军的动向，作了周密的部署。刘长恭对瓦岗军的情况则一无所知，看到瓦岗军面上人数不多，遂麻痹大意起来。瓦岗军乘隋军初来乍到，饿饥疲惫之时，大举进攻，致使隋军大败，死伤十之五六。刘长恭仓皇逃回东都。瓦岗军缴获大量的辎重器甲，力量壮大，声威大振。

同年四月，瓦岗军逼近东都城郊，攻破回洛仓（在今河南洛阳东北），致使东都粮食缺乏，陷入困境。九月，瓦岗军又攻破黎阳仓，开仓济贫，起义军又增加了20多万。这时，瓦岗军有数十万之众，控制了中原广大地区，达到了鼎盛时期。瓦岗军还公开宣布了隋炀帝的十大罪状，明确表示要推翻隋炀帝政权。

由于李密在屡次作战中所发挥的作用较大，其威望也就越来越高，翟让遂主动把领导权让给了李密。后来，翟让的哥哥翟弘以及王儒信等人又劝翟让夺回领导权。如此一来，瓦岗寨的内部矛盾开始日益激化，以致最后李密不得不杀了翟让。

武德元年六月，宇文化及率江都隋军北上，瓦岗军虽然在应对宇文化及的作战中取得胜利，但也损失惨重。九月，东都隋军乘机发动进攻，瓦岗军全面失败，李密走投无路，于十月奔赴长安，向李唐投降。瓦岗军虽然失败了，但由于它是当时最强大的一支农民军队伍，在中原消灭了大量的隋军，割断了江都与洛阳的联系，迫使隋炀帝陷入江都孤岛，不能控制全国，间接促成隋朝的灭亡。

由此观之，正当瓦岗军日益强大的时候，领导集团内部的矛盾激化，军队被无形分裂，自我力量削弱，最终把自己逼上了末路。

“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便罢兵

公元959年，后周世宗柴荣英年早逝。周恭宗即位，年仅七岁。朝中大权落在了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手中。公元960年元旦，传来北汉联合大辽南下攻打后周的消息。慌乱之中，后周符太后与宰相范质决定派赵匡胤出征迎战。赵匡胤率大军出发三日之后，到达开封东北的陈桥驿，并在此驻军休息。当晚赵匡胤醉酒而卧，而有拥立之意的将士却环立待旦。次日黎明，四周叫啸呐喊，声震原野，士兵们高呼：“诸军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部下高德怀把一件皇袍披在了赵匡胤的身上，拥立他为皇帝。赵匡胤在勉为其难中提出了同意当皇帝的几个条件：回开封后，对后周的太后和小皇帝不得惊犯，对后周的公卿不得侵凌，对朝市府库不得侵掠，服从命令者有赏，违反命令者诛族。得到将士们的答复之后，赵匡胤班师回朝。回到开封后，赵匡胤得到守备京城的禁军首领石守信、王审琦的帮助，不费一兵一卒，夺取了后周帝位，建立大宋。

从史书记载来看，赵匡胤在整个陈桥兵变事件之中，一直处于被动的位置，似乎是情非得已才坐上皇帝宝座。但是，经过后人仔细研究发现，陈桥兵变其实是一场由赵氏家族预谋已久的篡权事件。

第一，在后周得知辽国与北汉联军南下攻打后周之时，满朝文武无不慌乱。宰相范质请赵匡胤出征之时，赵匡胤却以兵少将寡为借口推托，最后范质只得把朝廷最高兵权交赵匡胤。所以，陈桥兵变时赵匡胤手中几乎掌握了后周全国兵马。

第二，据《涑水纪闻》等书记载：“及将北征，京师喧言，出师之日，将策点为天子。故富室或挈家远避于外州，独宫中未之知也。”由此可知，陈桥兵变不是一次偶发事件，而是有预谋的。赵匡胤大军离开后不久，后周京城谣言四起，说赵匡胤才是真命天子。谣言的力量不可小觑。在后周世宗在位之时，赵匡胤就曾利用谣言，使驸马张永德被免去了殿前都点检的职务转而由他接任。这次故技重施，使得后周朝廷文武百官慌作一团。这也是赵匡胤的杰作，就是为了造成朝廷的慌乱，同时也使得自己在军队之中更有声望。

第三，皇袍从何而来？古诗有云：“黄袍不是寻常物，谁信军中偶得之。”古代私藏皇袍是死罪，如果不是预先准备好，军中怎会临时有皇袍？

第四，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之后，就马上班师回朝，可是他此次出征的目的是迎战汉辽联军，怎会如此轻易就回朝呢？“千秋疑案陈桥驿，一着黄袍加身便罢兵”。史书中既没有记载关于辽兵入侵的任何结果，也没有记载北宋出征的任何情况，这一场所谓的战争奇迹般的消失在史册里。由此可以认定，汉辽入侵的军情有可能是为了配合赵匡胤兵变自立而谎报的。

第五，《宋史·杜太后传》记载，杜太后得知其子黄袍加身后，没有因为这欺君罔上，诛灭九族的大罪而感到惊慌，反而还说：“吾子素有大志，今果然。”司马光《涑水纪闻》也记载，杜太后说，“吾儿生平奇异，人皆言当极贵，又何忧也。”这个“大志”，应该就是做皇帝。

第六，以当时的历史条件分析，后周皇帝年幼无知，根本没有能力带领部下一统江山。对于将士们来说，就算拼死拼活立了大功也无人知晓。他们迫切需要推出一个有威望的人，而且是能够真切地体验到他们劳苦的人出来领导他们。赵匡胤显然是具备了条件：他是军人，能够体验将士们的劳苦；他有威望，能够使人信服；他掌握着禁军的领导权，手里有军队。

所以，陈桥兵变的发生并不是偶然，它既是赵匡胤故意为之，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养不起战马的北宋

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北宋政权之后，积极地把国家军事的统领之权收归皇帝所有，因而发生了“杯酒释兵权”的事件。“杯酒释兵权”虽然有利于北宋国家政治统一、防止内乱，却也大大削弱了军队战斗力。因此一直以来，人们都把这个原因当成了宋朝军事力量弱小的主因。

但是，仔细分析宋代的历史和环境，会发现宋代不堪一击的背后，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宋朝没有大规模饲养战马，也没有组建一支强大的骑兵军团。可想而知，在冷兵器时代，骑兵在机动性和冲击力方面相对于步兵具有天然的优势。南方农耕民族的步兵在面对具有先天军事优势的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战团之时，几乎是不堪一击。既然骑兵具有如此大的作用，那么强敌环绕，渴望一统天下的宋朝为何不养马呢？

首先，宋朝国境之内，没有适合养马的场地。饲养战马，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饲养场地必须辽阔，需要大片的牧场供马生长繁衍；二是必须饲养体力较好的成年公马；三是，饲养战马需要比较寒冷的气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在古代中国适合养马的主要地区有两个：西北和东北。汉唐两朝都曾在西北大规模饲养战马，因此汉对匈奴、唐对突厥的战役之中，中原王朝都能取得重大的胜利。但是，对于主要领地在黄河以南的宋朝来说，气候湿润温暖，并不适合养马，国土境内已经找不到合适的大片牧场饲养战马。而真正适合养马的西北和东北地区早已被其他少数民族政权所占领。北宋王朝只有先夺回这两片地区才有可能建立大规模养马场。但是，军事实力较弱的北宋王朝，没有骑兵军团的帮助，仅靠步兵又如何能赶走这些强悍的骑兵呢？

其次，生态环境的破坏。相对于汉唐两朝的养马场地来说，宋王朝疆土之内确实没有适合养马的场地。实际上，靠近西北地区的甘肃东部和陕西大部分地区，也是北宋的疆土。汉王朝就曾在这片地区养过马。关中平原这片地区在历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许多王朝都曾在这片地区建都，最为著名的是汉唐长安城。作为一个国家的首都及其辐射之地，关中平原曾经的繁华富庶可想而知。可是繁华背后是以巨大的资源消耗为代价的。生活在这里的达官贵人为了维持生活水平，必然需要消耗大量的粮食、燃料和草料，这就造成了周边地区植被严重破坏。有消耗就有输出，如此密集的人口消耗输出，必然导致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生态系统自我修复功能也逐渐降低。就像整个东北黑土地被消耗殆尽之后，黑土无法再生一样。关中地区的生态环境破坏之后，恢复也相当困难。而且汉朝曾在这里大规模养马，养活一匹马相当于养活6到7个人。如此大的投入，给关中地区的粮食供应带来巨大压力。这种压力在生态环境上的表现，就是大规模开垦，当地生态环境受到的破坏程度可想而知。经过历代王朝建都的破坏，以及汉代养马的消耗，到宋朝时，关中周边的植被破坏很可能已经达到了无法支持大面积养马的程度。

综上，宋朝之所以不养马，既是由于北宋版图之内没有适合养马的地方，也是由于关中平原的养马潜力早已被历代王朝消耗利用殆尽，生态环境的破坏不再适合养马。

辽将萧达凛死得很意外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宋辽两国以举国之力开战。宋朝由宋真宗御驾亲征，辽国由萧太后统帅三军，在澶州等地进行了一场决定两国百年命运的战争。战争的结果是签订了一个历史上著名的盟约“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的内容主要是：宋朝向辽国缴纳岁币10万两白银，20万匹绢；两国结为兄弟友邦；两国约定在边境各驻守军，各守疆界；两国边境的百姓不得互相侵扰，如果有盗贼在边境流窜，两国军队没有得到对方允许不得越境追捕；两国固有的城池可以仍旧归本国驻守，不可以另建新城，开挖河道。

乍看来，宋朝向辽国缴纳大笔的岁币，澶渊之盟是以宋朝的屈辱让步达成的，但是，仔细思考的话，不难发现，如此大规模的战争，辽国得到的结果仅仅是一些钱财，却要放弃此后百余年入侵宋朝边境，大肆掠夺的权利，似乎并不划算。

但是，宋辽两国由于长期征战，致使国家经济发展受到阻碍，且宋军以步兵列阵为主，善守城，不善奔袭；辽军以轻骑兵为主，善奔袭，不善守城，两军交战，边境城池频繁易主，却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土地得失，如此长年累月，就连两边的将领也出现了厌战情绪。

面对这种局面，宋辽两国君主都有一种一劳永逸的想法，因此，这场战争能够使两国君主亲征，出动全国军事主力，就足以说明战争的目的不在于谁把谁灭掉，而在双方有个足够的理由谈判，商量出一个两国相处的方法。

那么，向来觊觎宋朝富庶的辽国，怎么会以如此低的价码答应议和呢？这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需要仔细研究探寻。

表面看来，很多人认为是辽国名将萧达凛的阵亡，使得辽军士气低迷，就连萧太后也在回朝之后罢朝五日，以悼念萧达凛的殉国。但是，萧达凛的死亡，真如历史上记载的那样简单、偶然，仅仅因为在其督军作战的时候，被一个宋军中的小兵用床弩射中额头，抬回军营之后不久就气绝身亡了吗？

任何历史的偶然，都有其深层次的必然。萧达凛作为辽军主将，却死得如此轻而易举，实在让人匪夷所思，这其中应该另有原因。

早在澶渊之战发起之前，宋辽两国另一个战场就已经硝烟弥漫了。历史上，任何一场正面战役，都离不开暗中的谍战交锋，宋辽两国的这场战役自然也不例外。

当时，宋朝情报网已经相当完善，暗中截获了大量的辽军作战情报，这从当时战争开始之前，宋军调动其战略预备队“广锐军”15000余骑前往河北这一举动，就可见其早已获知辽军要进军南下的战略意图。

当然，辽国也派出了大量的间谍潜入宋朝军队及朝廷各处。但是，辽国的情报头目马珠格勒在战役中被擒，使得辽国情报网被大面积地摧毁。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载，马珠格勒被擒后，供出了他手下的很多间谍，随后被宋朝方面一一斩杀。

这一事件，是宋辽两国谍战势力对比的分水岭，从此后，辽国间谍网基本上已经不能和宋国谍报机构抗衡了。按照《辽史》中的记载，辽对宋的间谍抓捕行动收效甚微，只是零星地抓获几个不重要的小角色，真正的宋朝大间谍则一直潜伏在辽国内部，甚至就在统治集团内部的小圈子里。

在澶州战役爆发前，曾有这样一件小事。当时的宋真宗近卫军中有一个不在编的小军官张皓，被指派到大将石普手下担任传令官的职务。在赴任途中，张皓被辽军活捉了，不过被俘的张皓并没有受到什么虐待，反而在萧太后的授意下，被很好地招待了一番之后放回宋朝，并让张皓将辽国希望与宋朝议和的信息传达给宋朝官员。

张皓回到宋营，遇到主管宋军西北方面军的内侍周文质，周文质在听到张皓的禀报之后，立即连夜与宋军的指挥官李继隆、秦翰商讨对策，而李继隆等也对此做出了积极的应对，将士兵整军列队，并把强弩手安排在各个军事制高点上。

至此，事情的端倪就露出来了，只是一次小军官被敌军俘虏后放归，传达敌方议和信息的小事件，为什么会受到内侍周文质以及宋军指挥官们的如此重视？是否是这个小军官在敌营被俘期间接到了潜伏在辽国内部的宋军间谍的情报？由于史籍中记录不明，具体情况无法证实，但是，张皓曾对周文质说过辽军要在第二天发兵：“言彼谋以迟明来袭”。从这一句话中，可以确定张皓确实是带着辽军的军事情报来找周文质汇报的。

果然，次日辽军对宋营三面合围，轻骑兵由宋军的西北方向突进。要知道，在军事战斗中，主攻方向是非常重要的军事机密，非内部决策人员不得知，而周文质正是负责宋营西北方向防守的官员，这种巧合的偶然性实在是微乎其微。

在辽军主力进攻宋营的时候，萧达凛亲自督战，结果中了宋军埋伏，被一个小小的威虎军头张绬用床弩一箭毙命。

一系列的巧合，足以说明事情并非巧合，正是宋军情报网的得力，使得辽国名将萧达凛命丧沙场。正因如此，辽宋两国的和谈得以快速达成共识，澶渊之盟因此签订。

如何训练出这样的蒙古骑兵

蒙古骑兵向来所向披靡，百战百胜，攻城略地，少有败绩。那么，他们为何能征善战呢？蒙古人打起仗来有许多办法，并且也善用策略，蒙古骑兵服从、骁勇、顽强的精神是他们胜利的最重要因素。蒙古骑兵纪律严明，即使因小事违反军纪，也动辄受笞刑或受死。所以，蒙古骑兵打起仗来非常勇猛，快速灵活，当然所向披靡。

骑兵的勇敢是从小训练出来的，他们从三岁大就被绑在马背上，从此一生几乎都在马背上度过。蒙古马气力、耐力也非常惊人，驮着骑者能日行120公里，而且途中只需要休息一次，喝水进食。这样使得蒙古军队占尽优势，他们能迅速集中兵力，从而可以造成人马众多、声势浩大的假象。

蒙古军队的组织异常严密，而且调动起来灵活迅速。一万名战士分成十个千人队，一个千人队分为十个百人队，这万名战士由大汗的一个亲戚或亲信指挥。两万人可组成一军。另外，大汗会亲选一万名“体格矫健、技能好”的人，组成精锐的“护卫军”，在平时分为四班守卫，战时随大汗出征。

虽然全军的统一命令是由快马下达，但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个别将领在作战时享有极大的自主权力。军队消息非常灵敏，在大军前面有斥候部队，随时将敌情送回军队总部。

而且在斥候部队前面还有大量敌后探子，他们潜入敌城打探情报，扰乱人心。蒙古人特别喜欢结交商人，并招募商人从事谍报工作，可能是大多数商人唯利是图，比较容易收买吧！

此外，蒙古大汗还有一种最有力的武器，就是计划周详、时时刻刻对敌人施行心理战术。如果大汗想攻取的城市不愿意投降，那么，他们最终一定逃不掉屠城的下场。当时最大而兴盛的撒马尔罕和内沙布尔两城，就由于这个原因先后被夷为平地，居民无一幸免。这个消息传开后，别的城市就不敢抵抗。但是有的城市即使投降也不一定能避过厄运。基辅城中的俄罗斯王公投降前虽得到宽大保证，但最后还是被扔在饮酒祝捷的桌下活活压死。阿富汗西北边境赫拉特城的居民在听到赦免消息后走出城外，却被全部杀死，整座城也被夷为平地。

蒙古人虽然有时候不免会杀伤无辜，有时还驱赶老百姓到阵前做挡箭牌，却并不轻视被他们征服的民族，反而热衷于学习。但是最后，他们却逐渐沉溺于养尊处优的生活中，失去了游牧民族的活力。

被“豆腐渣工程”害惨的忽必烈

忽必烈雄心勃勃，南征北战，想将全世界都踩于脚下。公元1274年，忽必烈率兵想要征服日本，但因在海上遇到了强台风，无功而返。回到中国后，不甘心失败的忽必烈于公元1281年，第二次东征日本，没想到这次依然遭遇台风，无法登陆，忽必烈只得再次返回。如此，日本又逃过一劫。

后来，日本民间流传开来这样一个故事，说在元朝时期，蒙古入侵者的船只在“神风”的阻挠下，才没有进入日本。所以日本对神风顶礼膜拜，数百年间，他们一直认为是“神风”救了他们。

但是在英国《新科学家》周刊的一项考古文章中，科学家们却提出，当日阻拦忽必烈的并非是什么“神风”，而是元朝拙劣的造船工艺和设计，令元朝船队在海上行驶时，葬身大海。

忽必烈第一次东征日本时，他命风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立，以900艘战船，1.5万名士兵，远征日本。一开始，元军势如破竹，很快占领了对马、壹岐两岛，继而侵入肥前松浦郡。日军节节败退，眼看就要守不住阵地了，但是当日军退到大宰府附近时，元军的军舰却在一次夜间的暴风雨中被海浪打翻了两百余只。

按说军舰应当是由最坚固的材料制成的，暴风雨应当不会对其造成什么影响。但当台风来临，暴雨倾盆的时候，元军将舰队停泊在博多湾口，船只在风雨中飘摇撞击，无法保持平衡，而相互撞击的力度，使得许多船只破损，进而导致了沉没。

那次暴风雨使得元军死亡兵卒达1.35万人。兵力大损的元军不得不退回本土，日本这才逃过一劫。日本将那次战役称为“文水之役”。第二次东征，依然是相同的原因，元军在最后关头功亏一篑。

看似是上天帮助日本，但从后来对打捞上来的蒙古战舰的残骸研究中可以发现，这些战舰做工粗糙，质量十分低劣。很多战舰上的铆钉过于密集，这就说明这些材料是反复利用过的，需要加固才不至于碎裂。

而根据史料记载，这些战舰大部分都是忽必烈命令高丽王朝建造的。高丽王朝并不热衷修建战舰，他们认为修建战舰会增重他们的兵役，因此建造军舰时，并不认真，很多情况下都是敷衍了事，质量自然不能保证。

军舰的粗制滥造，无法抵御海浪的冲击，再加上台风来袭，暴风雨加剧，更让这些本就脆弱的船只无法进行战斗。忽必烈估计一定没有想到，他的雄心壮志最后竟然是破灭在“豆腐渣工程”上的。

抗倭英雄怎奈被历史遗忘

明朝实行海禁制度，禁止海上的一切贸易往来，使得当时东南沿海地区倭寇横行。倭寇出现，必然就有人抵抗倭寇的行为，抗倭英雄就此出现。说到明朝的抗倭英雄，许多人都能想到戚继光、余大猷等抗倭名将，却很少有人知道在这两个响当当的名字之前，还有一位战功卓著的抗倭英雄胡宗宪。

明嘉靖年间，东南沿海地区最著名的两大倭寇集团是汪直和徐海集团。胡宗宪抗倭的主要功绩就是成功剿灭了这两个倭寇集团，给东南海疆带来了长时间的安宁。

胡宗宪这样一位有功于朝廷的人物，本应该被历史铭记。可令人不解的是，他在历史上的名声远远不及俞大猷、戚继光，这是什么原因呢？

胡宗宪的抗倭经历主要从他担任浙江巡按监察御史开始，后来很快被升为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取代了浙江总督张经，总督浙江、南直隶和福建等处的军务。在这段时间里，他为明朝抗倭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胡宗宪的军事才能是值得肯定的，但他却是一个失败的政客。他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得到如此大的升迁，是因为与工部右侍郎赵文华关系密切。

赵文华是严嵩的义子，而严嵩是中国历史上继秦桧之后的第二大奸臣。所以在他人眼中，胡宗宪已经属于严党。这就是尽管胡宗宪战功卓著，但仍然遭人诟病的主要原因。

事情是这样的：浙江总督张经因没有投赵文华所好，而被陷害致死，而胡宗宪极力讨好赵文华，得到了升官发财的机会。胡宗宪有没有伙同赵文华共同害死同是抗倭名将的张经，不得而知。但是张经死后，胡宗宪取代了张经的位置，这是世人所共知的。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就成了胡宗宪人生最大的污点。

伴随胡宗宪抗倭经历的，是他多次遭到弹劾。胡宗宪为了保官保位，多次通过赵文华重金贿赂严嵩，得到严嵩的帮助。被弹劾期间，严嵩多次帮助他化险为夷。善恶到头终有报，嘉靖四十一年（1562），作恶多端的严嵩倒台了。“树倒猢狲散”，胡宗宪再一次遭到政敌的弹劾，失去了官位。皇帝念其战功，留胡宗宪一条生路。对于胡宗宪本人而言，事到如今，能求得一条生路已很不容易，告老还乡、隐居乡野是他最好的选择。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一封胡宗宪曾经写给严世蕃的贿求信件，又将胡宗宪送进了大牢。这一次，胡宗宪就没有以前那么幸运了，在大臣们反复罗织的罪状面前，胡宗宪不愿再受辱，公元1565年愤然自尽，时年54岁。

胡宗宪遭后人诟病，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便是他侵吞军饷、生活奢侈。他出任浙江总督期间，聚敛了数额巨大的钱财。对于老百姓，也额外加赋，竭力搜刮。老百姓早已怨声载道，切齿腐心了。这些从老百姓身上搜刮来的民脂民膏都被他用来挥霍以及贿赂严党了。胡宗宪在民间的声誉极差，这也是他被后人遗忘的原因之一。

为了招降祖大寿，皇太极接受背叛

公元1631年七月，皇太极为实现清军入关、一统中原的愿望，走出了入关战略的重要一步——亲率大军攻大陵河城。大陵河城是战略要地锦州的门户，并由明朝祖大寿率兵1.6万余人守城。

皇太极率兵围城三月，祖大寿弹尽粮绝，为了城中1.6万将士与3万百姓的安危，祖大寿投降了。皇太极对于祖大寿极为礼遇，不顾他人的劝阻接受了祖大寿的智取锦州之计，放祖大寿回锦州。就像皇太极所说：“朕以诚待他，他必不负朕。即使他负朕，朕在所不惜，要的就是心悦诚服。”

然而，令皇太极始料未及的是，祖大寿失信了。回到锦州城的祖大寿，彻底地断绝了与皇太极的联系，甚至不顾送给后金军作人质的儿子祖可法，以及部将30余人的性命。面对祖大寿“我绝对不做失信之人”的誓言，皇太极却表现出了空前的宽容和耐性，依然厚待祖大寿的儿子和部将。

历史总是在不经意间显示出其戏剧性的一面。十年之后，清军进攻战略要地锦州城，守卫锦州的依然是祖大寿。因为锦州城是山海关最后的屏障，攻下锦州，就好比是一把利剑直抵明朝的咽喉。皇太极从满洲贵族的特殊利益和满族本身的具体历史情况出发，决定屯兵义县，将其作为攻取锦州的前沿阵地和后勤基地。面对“塞上之兵，莫劲于祖大寿之兵”的形势，皇太极悉心采取了《三国志》曹丕的话：“坐而降之，其功大于动兵革也。”明朝降将张存礼也为皇太极献上了一计：将明军内部的蒙古兵作为争取对象，里应外合就可轻而易举地夺取锦州城。

皇太极的对手依然是祖大寿，采取的方法依然是围城。这次围困让祖大寿又想起十年前的大凌河之围。与大凌河城一样，锦州城也陷入了孤立无援、弹尽粮绝的境地。而城内还有部分有意归降清军的蒙古将领，可谓内忧外患。崇德七年（1642）农历二月十八日，洪承畴在松山被俘，松山失陷，祖大寿等待明朝援军的希望破灭，又受到已经投降清军的两个兄弟祖大成和祖大乐的劝导，无奈之下于公元1642年农历三月八日再次投降清军。这一次皇太极依然对祖大寿礼待有加，祖大寿被皇太极的诚心所感动，真正地投降了清军。如果说第一次投降是祖大寿无奈之下的背叛，那么第二次他就是真心归降了。

但是，在有了祖大寿第一次投降时的背叛，皇太极为何还要再次招降祖大寿呢？

皇太极深知祖大寿在军事上的价值。祖大寿抗清20多年，有多少满洲人都是在“取祖大寿项上首级，夺南朝花花江山”的梦想中长大的，祖大寿是一代满人在军事上的精神目标。而且对皇太极的雄图大业来说，锦州之后的下一个战略目标就是重镇宁远。宁远总兵、辽东提督吴三桂统率了关外明军，成为清军的最大阻力。但是，祖大寿却是吴三桂的舅舅，可想而知，祖大寿在对吴三桂的战役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皇太极招降祖大寿的真正目的其实就为了吴三桂，就像欧阳修所说的“醉翁之意不在酒”。

对内压制火器发展，对外便要挨打受辱

众所周知，火药是中国发明的。中国火器的研究和使用也一度领先于他国。明朝的时候，中国对火器的生产和应用程度超过了之前的历朝历代。国人更是创制了地雷、喷筒、手铳、水雷、大炮等数十种火器，又于弘治年间自主发明了开花炮弹。然而在清朝时生了彻底的转变，中国火器不仅没有发展反而大踏步地倒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满人入关后，出于对汉人的防范，开始限制科技的发展，尤其是可以应用于军事的科技。因为当时军队中的汉人数目远远超过八旗军的人数，清朝的统治者为了防止汉人大量拥有先进武器后开始造反，干脆禁止他们接触先进的军事科技。其实早在入关之初多尔衮就立下规定：大炮等当时先进的火器只有八旗军可以使用。按照这一规定，上百万的清王朝军队中，只有一部分能够装备火器，这也是清朝军队的火器装备程度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的原因。在世界许多国家的军队大踏步地向热兵器迈进的时候，清军始终脱离不了冷兵器时代，清军的火器更是处于世界低端水平。由于清军对火器的需求量极低无法拉动军火制造业发展，也无法刺激军事科技的进步，这样一来，逐渐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致使清朝的火器发展越来越落后。接触火器的人少了，的确可以防止汉人造反，但也致使研究发展火器的人随之减少，从而滞后了清朝火器的发展进程。

清朝不仅对军事科技成果的应用严加限制，还对汉人在科技方面有研究成果的人才进行打压，出身于明末火器制造世家的戴梓就是一个受害的典型。他自幼就投身于火器研制，后又加入清军，为清军创制和装备了“威远将军炮”、子母炮，为清朝击败“三藩”和准噶尔势力立下汗马功劳。戴梓还向清朝献上了自己发明的一种与机关枪原理一致的连环铳，一次可发射28颗弹丸，被军器史家认定为世界上最早的机关枪。但是，戴梓不仅没有因此获得荣华富贵，反落得一个悲惨的命运。康熙帝听信谗言，将戴梓发配到辽东，终结了他的武器研制生涯，戴梓在辽东被迫以卖字画为生，一生贫寒，郁郁而终。而他发明的连环铳也没能流传下来。

综上，清朝政府对先进火器使用的限制和对精通火器制造的汉人的打压，是这一时期火器发展大大滞后的主要原因。

冷兵器战胜热兵器的奇迹

火药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早在宋朝，中国人就围绕着火药开发一系列的热兵器——火器。火器威力奇大，因此当时的宋、金、蒙都争先添置。

当时，较为的著名的有类似今日炸弹的“震天雷”和如今枪械类武器的始祖“突火枪”。而那时候，西方人尚不知火器为何物。

震天雷出现于北宋末年。从外面看，它与一个普通的大铁球没什么两样，但它的上面插了一根大铁球所没有的引信，而它的里面塞满了火药。震天雷爆炸后，无论是四处飞散的铁片，还是它燃起的火焰，都足以伤人。震天雷可以用投石器投掷，所以引信的长短要看投掷目标的远近。金天兴元年（1232），蒙古人攻打汴京，金守将赤盏合喜，“其守城之具有火炮名‘震天雷’者，铁罐盛药，以火点之，炮起火发，其声如雷，闻百里外，所爇围半亩之上，火点着甲铁皆透”。

与震天雷相类似的，是“霹雳炮”。霹雳炮是北宋首都开封的火药制造厂“火药窑子作”生产的武器。靖康元年（1126），金人围攻汴梁，宰相李纲坚守不屈，“夜发霹雳炮以击贼，军皆惊呼”。

金朝的女真人和蒙元的蒙古人，都是马背上的民族，他们打仗，多以骑兵为主。若将震天雷、霹雳炮等投入马队、马阵中，胆小的马儿必定给吓得长嘶短叫，四蹄翻飞。因此，无论是赤盏合喜以之对付蒙人的骑兵，还是李纲以之抗击金人骑士的攻城，都收到奇效。

除震天雷外，还有突火枪。突火枪与今天的枪械类武器非常相像，当然，它非常粗糙，不可能如同AK-47那样精巧。现在的枪械都是金属制造的，可是突火枪的枪身却是一个巨竹筒。把子窠（类似今天的子弹）装进突火枪内，再通过引信点燃火药，在火药的冲力作用下，子窠就从筒内飞出，打伤、打死敌人。如果火药的量加的合适，突火枪的射程可达150步（230米），比之一般的弓箭要强上不少。不过，突火枪的缺点也是非常明显的，因为装火药比引箭上弦费时、费力得多。所以它被采用、上战场的机会非常少。

到了明代，火器有了长足的发展，式样也多了起来。主要的火器，除了突火枪的进化版鸟铳和火铳以外，竟然还出现了威风赫赫、威力无比的远程武器——火炮。

无论是体型还是口径，火炮都远远大于鸟铳。火炮的内部，可以填充石、铅、铁等“实心弹”，也可以填充“爆炸性”的弹丸。鸟铳的射程只有数百步，火炮却可以击中几里以外的目标，对敌人是很大的威胁。一般说来，火炮都是给架在城墙上用来守城的，但把它放在车上，也可以用于野战，而把它放在船上，则可以用于海战。火炮的出现，使得很多战争的结果发生了逆转。明朝末年的时候，努尔哈赤统领的八旗军是当时欧亚草原上最强大的骑兵，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不过当他率领剽掠如飞的八旗军南下攻打明朝时，却被守在山海关的蓟辽督师袁崇焕一炮轰死。这口轰死清太祖的大炮叫作大将军炮，匠人改进工艺，给它的炮管外增加了铁箍，所以它发射起炮弹来，就不会那么容易炸膛了。

明朝人虽然一直实施海禁，却也没有完全与外界断绝联系，他们从国外引进了一种非常厉害的炮类武器——红衣大炮。红衣，其实是“红夷”的谐音。所谓红夷，就是指荷兰人。那时候，西欧已经开始资本主义进程，无论是工业还是科技都爆发出巨大的能量，造出红衣大炮这种可怕的武器并不奇怪。

在此之前，中国人自己也能制造火炮，其原理与红衣大炮毫无差别。但因为我们的火炮多是用质软的铜金属制作的，炮管又薄，很容易在发射炮弹的过程中遇热变形、炸膛。红衣大炮就不同了，它的炮管厚度是旧炮的几倍——从炮口到炮尾逐渐加粗——管身也更长，又配备了可以用来调整射击角度的炮耳和用来瞄准的准星和照门，无论是在设计上还是工艺上都大大优于我们自己制造的火炮。传说，红衣大炮最远的射程可达十里，在那个时代，这个数字可说是非常惊人的。

论单体攻击力，热兵器要远远强过冷兵器。不过，由于工艺和技术的原因，与冷兵器相比，热兵器的数量还是太少，而且其连射的速率也大大赶不上骑兵的机动性，所以是否用热兵器还不足决定战争的胜负，所以宋明两朝虽然有着更加灿烂的文明，也有着“领先于时代”的热兵器，但还是挡不住蒙古人、女真人的来去如风的进攻，最终丢了江山。

中原王朝为什么总喜欢用和亲政策

恩格斯在谈到中世纪封建主之间的联姻现象时，曾直言不讳地说：“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借一种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绝不是个人的意愿。”伟大思想家如此精辟的结论，将几千年来世界各国古代和亲政策的实质道了个通透。

和亲，名义上是停止民族、国家战争，彼此捐弃仇怨、和平共处的外交手段。外表看似有着爱情韵味，实则是军事、政治协调策略的灵魂。和亲双方的决策人心中藏的都是叫对方“为我所用”的算计，而牺牲品就是那些没有话语权的女性。

纵观中国历史，早在周襄王（前651～前619）时期，欲讨伐郑的周襄王怕自己实力不足，遂娶狄女为王后，联合戎狄兵力共同讨伐郑地，继而双方各自得到土地和财富。这是中国史料上可见的最早的和亲事件，很显然，如此和亲不过是双方为了赢得利益的需要。此后，无论汉唐还是宋、明、清，为了缓和边疆紧张的民族关系，和亲成了惯用的手段。也正因为如此，“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的情景，便常浮现于茫茫荒野、枯山之间，化作诗人笔尖的凄美感叹，后人对此想象无限，但却如何能体会个中“梧桐秋雨”的悲凉。

今日我们所熟知的和亲，并不是为政者突发奇想的政策，它受到帝王青睐实则是有历史根源的。当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不足以轻松抵御外来者的入侵时，便会采取软化敌人的政策，一则以钱财诱惑对方，只要彼此和平相处，我方会奉上足够的金银珠宝供彼方享受；二则以和亲来表示尊敬、喜爱，我方嫁个公主、郡主给彼方，还把我方的发达技术教给彼方，彼方看在这些好处的薄面上，礼应和和气气地接受。一旦双方达成共识，还可以携起手来打击共同的敌人，将第三方拆吞入腹。

中国数千年里更替的各代王朝，皆居于风水宝地的中原，周边少数民族国家钦羡不已，都想到聚宝盆般的中原掳上一二。一旦中原王朝稍显弱势，例如汉代，采取和亲政策的目的便如上述所言一样，无非是求得周边的安稳。不过，和亲不仅仅是中原王朝的自保手段，在唐朝，它还是“以夷制夷”的手段，也是彰显国威的策略。

唐朝初期通过与突厥的和亲，招揽突厥贵族进入皇族，帝王赐其高官和财富。表面上看似突厥人受到优待，实际上是唐朝政府用“糖衣炮弹”来同化突厥，令其再无反抗之心。再者，有了突厥的支持，一些漠北、漠西的少数民族就不敢再轻举妄动，唐王朝也省去很多力气去应付外患。在当时，有许多弱小的少数民族还主动向唐室请求赐婚，愿做汉家女婿，从中原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以增强自身实力。

其实，总结和亲政策仍旧是一句话，攀亲双方无非是希望对方“为我所用”，一旦这种互相利用失去了平衡机制，某一方再无价值可言，和亲便再也成不了和平的手段，战争才是决定最后结局的方法。不过，我们不能否定和亲政策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华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在不同时期，它的确保护了人们免受战争的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