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蔺相如的真正面目

“将相和”是一直流传至今。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将相和”只是蔺相如为赵国着想，面对廉颇的挑衅，处处忍让。然而真相真是这样吗？其实不然，“将相和”隐藏着更深刻的内涵，不仅关系到廉颇、蔺相如的个人仕途，还关系到整个赵国的外交路线。

首先，战国时期，赵国是东方强国，国内文有蔺相如，武有廉颇。但是，不管是廉颇还是蔺相如，他们在赵国都是权重之臣，却并不是位高之人。因为战国时期，一个人在政治上成就的主要标志并不在于封将拜相、担任国家的重要军政职务，而是封君命侯、获得贵族爵位。廉颇战功卓著，但是面对赵国边将难封的政治现实，他也用了30年才得以封君。但是，战功远不如廉颇的乐毅、赵奢、赵括都早早地封君，甚至连外国降将都能轻易地封君拜侯。为赵国出生入死的廉颇，地位却远不如这些人，这让廉颇的心里颇为难受。对蔺相如而言，他的政治生涯更为辛酸。因为他曾是赵国宦官缪贤的舍人，是通过缪贤才进入赵国的政治中心。即使蔺相如十分得宠于赵王，但是他还是受到赵国贵族的歧视，蔺相如要封君命侯，路途比廉颇更为艰难。一开始，廉颇也挺瞧不起蔺相如，所以处处挑衅，但是聪明的蔺相如却发现，与自己处境相同的廉颇极有可能成为自己政治上最大的盟友，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觉油然而生。廉颇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出于共同的利益和政治需要，他们只有结为盟友，才能与赵国贵族竞争。

其次，“将相和”与赵国的外交路线有关。可以说这是一场由赵王主导的改革，是对赵国政治结构的一次全新布局，更进一步而言是对联秦和抗秦两种外交路线的融合。

廉颇带领的军队是赵国军事的主要力量，曾经攻打燕、齐、魏，都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廉颇对秦国的战争却只有长平一战，而且还消极应战。显然，廉颇并不想与秦国结怨，他属于联秦派；至于蔺相如，可以从他的众多行为之中看出他对秦的态度是抗秦。著名的“完璧归赵”这一故事中，蔺相如戏弄了秦王一番，宁愿以赵国的大量土地和人民作为代价，也要把和氏璧偷渡回赵。另外，蔺相如是宦官缪贤的舍人，缪贤与燕王交好，燕国又与秦国势不两立，那么作为缪贤谋士的蔺相如无疑也是抗秦派。起初，廉颇和蔺相如之间不和，也极有可能是因为双方政治路线不统一。

廉颇处处挑衅蔺相如，蔺相如处处忍让，还把廉颇与秦王作比较，其实也是别具深意。他告诉了廉颇一个道理：虽然我们的政治路线有异，并不代表我害怕你。因为我们的目的一样——都是要使赵国强大起来，只有我们合作才能达到这一目的。这也是赵王的旨意。

当廉颇明白这层含义之后，就有了“负荆请罪”的典故。

这就是赵王高明的地方。他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想要让自己统治下的能人既形成合力、又互相制约，那么实现派系间的平衡布局就非常重要。不论是联秦还是抗秦，都必须要相互制横，不能让任何一方过于强大。联秦，与秦国走得太近，会引起其他各国的反感。抗秦，也会引起秦国的反击。只有平衡这两种势力，才可能各方都不得罪。而且在必要的时候，赵国面对其他各国才能有才可用。例如，在赵孝成王继位之后，秦攻打赵国，赵王决定向齐国借兵。由谁出面借兵呢？最佳人选——蔺相如。因为在此五年之前，蔺相如带兵攻齐，曾为抗秦派的蔺相如主动向齐言和，这也成了此次借兵的基础。再比如说，长平之战，秦攻赵，秦赵之间实力悬殊，如果硬攻，赵国胜利的机会并不高。此时最佳的将领就应该是属于联秦派的廉颇。廉颇也的确是这么做的，消极应战。“将相和”的最终目的得以实现，需要红脸就推出红脸，需要白脸就推出白脸。

时过境迁，当蔺相如病死之后，“将相和”的局面被打破，老将廉颇已经不能再为赵国在七国之间寻得立足之地，赵国逐步走向灭亡。从反面论证了赵王一手主导“将相和”的局面，是出于赵国的生存发展的需要。

魏晋名士，真正地痛并快乐着

人们对名士的印象历来与那些追求自身解放与实现人生价值的知识分子联系在一起，因为他们掌握着普通人没有掌握的文化知识，他们是精英阶层，也是推动社会改革的中坚力量。他们有着高尚的情操和远大的理想，他们本着“达则兼济天下，贫则独善其身”的儒家经典立于世。但是在古代中国有这么一群名士，他们却避谈政治和民生，给人们留下放浪形骸和饮酒无为的形象。

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这其中有着怎样的社会背景呢？

这其中缘由还得从“党锢之祸”讲起。东汉中期以后，宦官乱政，其党羽横行乡里、祸害百姓、民不聊生。大批名士齐聚洛阳，讨论朝政得失，关心政治和民生，这就是历史上的“太学清议”。但是宦官当道，这起由太学生自发组织的爱国运动在诛杀中灭亡。学生们的爱国之心就这样被深深地伤害了，他们从没有意识到关心国计民生会遭到杀头厄运。他们纷纷返乡，多年的儒学教育使他们在面对横加的伤害时无法束手待毙。他们转而选择了追求自身精神世界的解脱，开始信奉道家无为的黄老思想。在自然的呵护下抚平内心的愤懑和不满。因此，玄学成为盛极一时的学问，现实既然不容谈论，那么他们只有看着海市蜃楼聊以自慰。他们不断地用酒精麻醉自己的神经，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片刻的安宁。

加之当时社会动荡不安，大家都生活在集体恐惧当中，这些名士们在追求精神世界解脱的同时开始思考人生和生命。生命原来很脆弱、很短暂，他们试图通过某些手段使得生命可以延长。他们服用一些化学药丸，这些药丸吃下去以后会全身发热以至于有时候连衣服都不敢穿，而且这些药服用以后必须通过行走来使药性挥发，不然会淤积体内，使服用者中毒。

因此，大家常常会看到一些人赤膊行走在乡间小道上。魏晋时候这些知识分子怪异的举动虽然后来人觉得很潇洒，但这些都是表象，其实他们内心何尝不想过正常人的日子。

当时饮酒也是这些知识分子摆脱内心苦闷的方法之一，你会看到有一个人坐在车子上，旁边摆着一缸酒，他坐在车子上喝酒，并告诉仆人你们就这样拉着我走，我什么时候喝酒喝死了，你们把我就地埋了就行了。“竹林七贤”之一的阮咸，有一次遇上他的亲友们在一起喝酒，于是也加入其中，他不用酒杯，而是用大盆盛酒，喝得醉醺醺的。当时有一大群猪走来饮酒，阮咸就和猪一起喝酒。他一面饮酒，一面鼓琴，真是不亦乐乎。于是“与豕同饮”就传为笑话。

这足见当时苦难的知识分子不拘一格的品质，同时也说明了人们在苦难的边缘不会在乎所谓的礼仪和形象。他们常常会当着客人的面捉虱子，而且常常赤身裸体。他们过着放纵的生活。但这种放荡不羁的背后隐藏的却是忍辱偷生，可以说装疯卖傻是在这样的乱世苟活于世的法宝。

纵观中国古代，魏晋的知识分子过得最痛苦。他们从来没有得到过当局者的尊重。他们心中的苦痛只有通过这种生活来发泄、来掩饰，其目的却很简单：偷生。

尉迟敬德竟有大智慧

黝黑的皮肤，钢针般的胡须，铜铃般的大眼睛，黑洞洞的鼻孔和愤怒的喷气，这就是一般人对大唐名将尉迟敬德的漫画式想象。其实，这与《三国演义》里的莽张飞和《水浒传》中的李逵没啥两样。

尉迟敬德是鲜卑族人，他名恭，字敬德。早年间，尉迟敬德并不在李世民麾下效力，而是在刘武周那里效力。后来李世民击败刘武周，没有杀掉屡屡击退唐军的尉迟敬德，而是给他松开绑缚，说：“愿意就留下来，不愿便走了吧。”敬德为李世民的心胸所折服，从此便心甘情愿地为他效力，在与窦建德争雄、玄武门之变和鏖战突厥中立下不世功劳，授朝散大夫。

由于多次救驾，敬德深得李世民的信任。后来，李世民建凌烟阁，在里面挂起24位功臣的画像，以表彰其功绩。尉迟敬德被封为鄂国公，也是24人之一，而且高居第七位，比平定萧铣、扫灭突厥的一代战神，大唐卫公李靖还高出一位，可想见他在李世民心目中的地位。

可是，这位猛将却有些小心眼，喜欢争风吃醋。不过，他吃的不是老婆醋，而是太宗李世民的醋。因为在他看来，凌烟阁第七也实在是太低，根本不足以向后人昭示自己的功劳——若排在凌烟阁首席那还差不多，谁的功绩能与自己相比呢？所以他常常在上朝的时候，当着太宗和满朝文武的面，指责他看不顺眼的人和事，还总是跟当朝宰相、国舅，凌烟阁首功之臣长孙无忌过不去，就差把“老子天下第二”刻在脸上了。

君子动口不动手，将军动口又动手，而且更喜欢动手。一次，太宗在宫中宴请群臣，敬德也在受邀之列。宴会的座次不是随便排的，而是要充分考虑到与会人的身份地位。在敬德看来，普天之下，除了李世民，恐怕没谁有资格坐在他的上首了，谁知他昂着头走进宴会，却低头看见一人坐在“他的位子”上与人谈笑，登时怒不可遏，须发翕张地冲将上去，高声大喝：“尔何功，坐我上？”

原来，此人正是任城王李道宗。李道宗是皇室宗亲，但他不是一般的宗亲，他父亲是高祖李渊的堂兄弟；而且，道宗之荣也并非仅仅是因为血统，更重要的是，自李渊父子太原起兵以来，道宗一路上屡屡献计建功，他坐在首位，可说是实至名归。不过，尉迟敬德却不管对方是谁，他的悍劲儿涌将上来，于是一拳击在李道宗的脸上，李道宗顿时鼻血横流。

这不是市井小民打架斗殴，而是一代功臣拳打一个功勋赫赫的皇亲。宴会并没有因此鸡飞蛋打，而是陷入一种难堪的沉默。李世民暗怒，当即撤了宴席，铁青着脸把尉迟敬德单独留下，说道：“汉高祖时候功臣鲜有善终的，此前我读史时总是难于明了，今天看到你的所言所行，才终于知道韩信、彭越之辈自有其取死之道。你回家好好反省一下吧，否则将来后悔，我纵然想要保全你，恐怕也有心无力了。”一番话说得尉迟敬德冷汗直冒，立时清醒了一大半。

后来，敬德果然知道进退了，甚至到了晚年，在家闭门享受，“谢宾客不与通”，过着神仙一般的日子，一直活到了74岁。这样的高寿，对他这样上战场的老将来说实在是难得，即使放在贞观群臣里，也是数一数二的。

若单看这次打架事件，尉迟敬德确乎只是一个有勇无谋的匹夫。不过观其一生就会发现，敬德带兵打仗几乎百战百胜，应是一个极有谋略之人。常言道，真正的聪明是让人觉不出聪明来。

唐太宗亲手砸毁了魏征墓

唐太宗李世民和魏征的故事曾被世人所称道，并传为千古美谈。唐太宗曾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死时他还很伤心地说我失去了一面宝贵的镜子。可是谁又能想到，魏征死后不久李世民就亲自砸了魏征的墓碑，翻脸比翻书还快。

魏征，河北人，曾是太子李建成的重要谋士。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在审问魏征时问道：“你为什么为李建成出谋划策，与我作对？”他神情自若地说：“如果太子早听从我的意见的话就不会有今日之死。”李世民听后非但没有怪罪于他，还对他委以重任。

唐太宗初登基，踌躇满志，励精图治，常常把魏征带到寝殿里，跟他讨论自己为政的得失。魏征原本就是经国济世之大才，此时喜逢知己之主，当然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唐太宗也欣然采纳魏征的意见，还夸奖魏征说：“人家都说魏征举止粗鲁，我看这正是他正直可爱的地方！”魏征性格耿直，敢于犯颜直谏，前后共劝谏唐太宗200余次，为唐初社会经济繁荣的景象，做出了重要贡献。

有一次，唐太宗准备对关中地区16至18岁的男子实行大规模征兵。魏征极力反对，他说：“如果把水抽干而捕鱼，今年是能捕到好多鱼，可是到明年就捕不到鱼了。如果把森林烧了抓野兽，那么到第二年就没野兽可抓了。如果现在连16岁的青年也要征来当兵，那么势必会造成将来劳动力减少、农田荒芜、赋税无源、财政空虚的后果。”唐太宗听后便采纳了魏征的谏言。

还有一次，唐太宗在群臣的怂恿下，准备到泰山封禅祭天，以炫耀自己的德行。但这种行动不仅浪费人力、物力，还将给沿途百姓带来沉重的负担。魏征很明确地劝告唐太宗：“隋末以来，全国战乱频繁，大片土地荒芜，各地受到的严重破坏，到现在还没有恢复过来。如果皇帝去封禅，必然会带大批官吏和卫队，那么一路上将给老百姓造成多大的负担呀！”唐太宗由此想到隋朝灭亡的教训，立即取消了封禅计划。

又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征：“为什么历史上的君王有明君和昏君之分呢？”魏征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他还列举了历史上尧、舜贤君和夏桀、秦二世等昏君的例子说：“治理天下的君王，如果能够采纳来自下面的意见，那下情就能上达，就不会受到蒙蔽。”魏征还经常劝谏唐太宗要居安思危，自始至终保持兢兢业业的治国态度。后来，他觉得唐太宗不像早先那样节俭朴素、体恤百姓、勤于治国了，就写了一份谏书提醒唐太宗。唐太宗看后，觉得他提得很对，就把他的谏书贴在墙上，时时观看，以便提醒自己不要松劲。

公元643年，魏征病死。唐太宗非常难过，流着泪对身边的人说：“魏征就是我的一面镜子，他总是告诉我哪儿做错了。现在他死了，我从此失去了一面镜子！”

可是在魏征死后不久，发生了让人瞠目结舌的变化。由于魏征死前秘密推荐的杜正伦因罪被罢免，侯君集参与谋反被斩首。于是李世民就开始怀疑魏征这位看似老实的人有结党营私的嫌疑。

后来，唐太宗又得知魏征曾把谏书给记录历史的褚遂良观看，更加怀疑魏征是故意博取清正的名声，心里很不高兴，并下旨解除魏征长子魏叔玉和衡山公主的婚约。到后来他越想越恼火，竟然亲自砸掉了魏征的墓碑，一段君臣佳话，竟以此为终，让人叹息。

“梨园领袖”当属唐玄宗

唐玄宗李隆基，是唐朝第七个皇帝，唐睿宗李旦第三子。因其谥号为“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故也称为唐明皇。唐玄宗在位初年，社会安定，政治清明，经济空前繁荣，呈现出“开元盛世”的繁荣景象。

然而许多人都不知道，唐玄宗和现在的戏班、剧团有着密切的关系。人们习惯上称呼戏班、剧团为“梨园”，戏曲演员为“梨园弟子”，而唐玄宗却被称为“梨园领袖”。人们不禁要问，“梨园”是怎么和戏曲艺术联系在一起的？唐玄宗又是怎么成为“梨园领袖”的？这还要和唐玄宗自身对音乐的喜爱有关。

唐玄宗酷爱音乐。他六岁时便能歌舞，显露出音乐资质。少年时就在府中自蓄散乐一部以自娱。他精于多种乐器，如琵琶、横笛等，羯鼓的演奏技艺尤为高超。唐玄宗还是一位少有的作曲大师，他一生中参与创作的音乐作品很多，其中有器乐独奏曲、合奏曲和大型歌舞曲。唐南卓《羯鼓录》曾写道：“若制作曲词，随音即成，不立章度，取适短长，皆应散声，皆中点拍。”

唐玄宗前期，全国统一，经济繁荣，文化昌盛，许多亚非国家的使臣、学者、商人纷纷齐集长安。在中外文化交流的影响下，唐朝的音乐得到空前发展。在这个时候，唐玄宗对唐代的音乐制度也做了多次改革，调整了原九、十部乐为坐、立部伎，促进了音乐艺术的发展与提高。

后来，唐玄宗又设立梨园，扩充教坊，培养了许多优秀的音乐艺人，同时吸收和容纳外来音乐。对此，史料上有相关的记载。《旧唐书·玄宗本纪》记载：“玄宗于听政之暇，教太常乐工子弟三百人，为丝竹之戏，号为皇帝弟子，又云梨园弟子。以置院近于禁苑之梨园。”《新唐书·礼乐志》则说：“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坐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园。声有误者，帝必觉而正之，号‘皇帝梨园弟子’。”从此，在唐玄宗的带领下，“梨园”成了唐代一个重要的艺术活动中心。于是，后人们习惯上就称呼戏班、剧团为“梨园”，戏曲演员为“梨园弟子”，而唐玄宗也因此被称为“梨园领袖”。

对于梨园的性质，《辞海》中认为是“唐玄宗时教练宫廷歌舞艺人的地方”，《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中则说“唐玄宗时，宫廷内专门训练乐工的机构”、“主要职责是训练器乐演奏人员”。著名学者李尤白提出：“梨园”是既训练演员，又肩负演出的“皇家音乐、舞蹈、戏剧学院”，为我国第一所综合性艺术学院，李隆基担任院长，在他之下有编辑和乐营将两套人马。前者的职责，类似现在的创作人员，后者相当于现在的导演和教师。

要是你去戏院、剧团看戏，可千万别忘了这位“梨园领袖”唐玄宗。

白居易晚年沉迷声色

唐朝出了许多名留青史的大诗人，他们留下了许多诗篇，被后人所敬仰，白居易便算是其中一位。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唐代宗大历七年（772）正月二十生于河南新郑县（今河南新郑市）东郭宅，他从小就展露出非凡的个人才华，生下来只有六七个月的时候，家里人指着“之”和“无”两个字给他看，本来是想逗他玩儿，没想到他就把这两个字记住了，之后再有人跟他提这两个字，他总能准确无误地指出来。

才几个月大，便能如此聪慧，身边人都很叹服。后来白居易逐渐长大了，他的才能也是与日俱增，五六岁就可以作诗了，到了九岁的时候便熟悉了声韵。因天资聪颖，再加上后天努力用功，白居易很快就在诗坛展露了头角。为了寻求更大的发展，白居易前往长安拜访名家，希望能够得到更多指点。

他来到声名赫赫的顾况府上，希望能够得到顾况的提携，可是顾况目中无人，看不起眼前这个小子，便出言讽刺：“京城的米价可是贵得很啊。”他意思是长安城不好混，让白居易知难而退。

但当他看到白居易的诗歌后，立刻又改口说道：“但像你这样有才华的人，一定能够在长安混下去的。”后来果真如顾况所言，白居易在长安城声名鹊起，诗名日盛。白居易的诗歌浅显易懂，意境清新，因此获得了普通老百姓的喜爱。他的诗歌在街头巷尾都很流行，男女老少都在吟诵。

会吟诵白居易的诗歌，还能自抬身价。当时有一名歌妓，她为了多挣一些银子，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在客人面前吟诵白居易的《长恨歌》。这招果然很奏效，这位歌妓的身价就果真被抬起来了。此事传到了白居易的耳朵里，他知道后还颇有几分得意，在给朋友的信中，还提到此事，炫耀了一番。

白居易在诗坛的地位是不可撼动了，可是做一个成功的文人似乎不是他的终极理想，他还想要更大的发展。古时男子，自然都想在仕途上有一番作为，白居易也不例外，他也渴望能够建功立业，成就一番伟业。

白居易生活的时代，正好是唐朝衰败、走下坡路的时候。这个时期，最需要有勇有谋的人站出来施展才华。白居易就在这个时候，面对军阀割据、动荡局势，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发表的言论虽然都是忠言，但有些言辞过分激烈，时常惹得皇帝不高兴。

比如他上奏皇帝，希望皇帝能够精简后宫，遣散部分宫女，以减少开支。皇帝听后很生气，对白居易很是不满。可是白居易遇到他看不过去的事情，还是会直言劝谏，渐渐地招惹了不少敌人。这些人都在暗中使劲，希望能够扳倒他，后来有一次宰相被刺杀，白居易要追捕主谋。可是其他官员却乘机说白居易越权，然后又在皇帝耳边进谗言，白居易就这样被贬到了江州做司马。

仕途遭遇不顺，白居易不甘心就这样认输。他在江州期间，一直在等待机会，希望能够重返京城。而这个机会最终被他等到了，再一次返回了京城，白居易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逐渐学会了忍让，他不再像之前那样据理力争、得理不饶人了，而是学会了谦卑。

随着局势发展，他看到自己一心想要大展拳脚的地方竟让自己如此失望，白居易渐渐死了心，他不想继续留在京城。后来找了一个机会，自愿去外地做官，在晚年岁月里，他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

在外地当官的日子，白居易真正做到了享受生活。那个时候，他虽然已经年迈，但却在家里蓄养大量家姬，让这些女子学习乐舞，供他享乐。而且白居易还十分喜新厌旧，在十年之内，他就换了三批家姬。因为他觉得原来的家姬年纪大了，不水灵了。可是那个时候的白居易已经67岁了。

对待女人，白居易并没有他在诗歌中表现出来的那么怜惜。相传他有一位好友，好友的一位小妾名叫关盼盼，白居易的好友死后，关盼盼十年寡居，没有再嫁，白居易后来写了一首诗送给关盼盼，意思是谴责关盼盼没有以死殉夫，对不起亡夫。看到这首诗之后，关盼盼便绝食而死。

后来，白居易生了一场大病，好了之后，性情似乎也有所转变了。他先是遣散了自己府中的家姬，随后对其他女子似乎也有了点悲悯之情。逼死好友小妾的这个故事虽然未必是真，但白居易晚年沉迷声色却是确有其事。当然，人无完人，他的私生活不应成为我们诟病他的原因。我们记住的，还应该是他那些不朽的诗篇。

唐代诗人“追星”很疯狂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这是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的《锦瑟》，李商隐是非常著名的爱情诗人，他那些情意绵绵的爱情诗打动了很多人的心，很多女子都是他的忠实粉丝。

“追星族”虽然是一个现代名词，但是在古代因为崇拜偶像，想和偶像见面的人也确实不少。中国的追星族，最早可以可追溯到唐朝。

那时有一位年轻人叫魏万，他非常崇拜诗仙李白，为了实现自己一睹李白风采的愿望，他不远千里从河南济源的王屋山下开始，沿途追寻着李白的足迹。他锲而不舍的执着行为终于得到了回报。半年之后，跋涉三千余里地的魏万在扬州追上了李白，当他见到李白时虽然风尘仆仆，但是即使这样他也感到十分满足。

杜甫也有很多崇拜者，其中一位就是著名诗人张籍。张籍崇拜杜甫已经到了痴狂的地步。他曾经把杜甫的诗集焚烧成灰烬，然后他又在这些灰烬中加入膏蜜，把它们当作十分珍贵的补药喝下去，并且坚持每顿必饮。张籍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坚信，吃什么就能补什么，他想通过喝杜甫的诗集灰烬让自己变得和杜甫一样有才华。

唐代的一些著名诗人即使落魄了却仍旧有很多人崇拜。王昌龄在被贬谪到龙标时非常落魄，他经常要和老仆人一起沿路捡拾落叶枯枝当柴烧，但是即使这样，擅长七言绝句的王昌龄还是经常遇到民众在路边向他跪拜、求诗。

苦命诗人贾岛，他身后也有很多的追慕者，其中最为疯狂的就是晚唐诗人李洞。他崇拜贾岛到了盲目的地步，人们都说李洞“酷慕贾岛”。李洞的头巾上放有刻着贾岛头像的铜片，平时他经常手持佛珠，但是他祈祷的并不是自己的平安，而是在为贾岛祈福。当他跟人交谈时，他一定会宣扬贾岛的好，当有人告诉他自己也喜欢贾岛时，他就会十分高兴地亲手抄一份贾岛的诗赠给对方，并告诉对方，阅读贾岛的诗一定要心存敬意，需焚香沐浴叩拜之后，才能阅读，就像阅读佛经一样。

宋朝著名的大词人苏轼也是备受人们尊崇的，他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力十分巨大。苏轼在杭州时就有女子因为仰慕他而不顾公婆丈夫的反对，来到他和朋友喝酒的彩船上，为他弹筝一曲。当苏轼离开海南时，岸边成千上万的仰慕者来为他送行。可以说人们不但喜欢他的词，他的为人，甚至连他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情趣都加以模仿，这就是现在我们都喜欢吃的美食“东坡肉”“东坡饼”“东坡鱼”等流传至今的原因。苏轼在有着悠久制壶传统的江苏宜兴小住的时候，便出现了风靡全国的“东坡壶”；不止普通百姓崇拜苏轼，连士大夫们也争相模仿苏轼戴高筒短檐帽，并将这种帽子称为“子瞻帽”。

以上这些追星的例子都比不上白居易，他既有疯狂的粉丝群，自己也是一名追星者。当时在荆州有一个叫作葛清的人，他狂热地迷恋白居易的诗，为了表达对偶像的崇拜，他在全身都文上了白居易的诗，一共有30余处，还为这些诗配上图画，如此疯狂的追星实属罕见。

白居易本身也是一个地道的追星者，他所崇拜的对象正是以情诗著称的李商隐。白居易晚年回家休养时，看到了李商隐的诗，非常喜欢，于是就常常对人说：“我死之后，来世能做李商隐的儿子就知足了！”通过这句话可以听出白居易对李商隐有多么的推崇。

白居易谢世几年后，李商隐生了个儿子，想起白居易的话，就给儿子起名字叫“白老”，算是对前辈遗愿的尊重。不料白老长大后木讷蠢钝，不怎么灵光，看来不像是白居易转世，倒像是郭靖的前身。著名的花花公子温庭筠就拿白老开涮：“你小子要是白居易的后生，那不是丢老白的脸吗？”

李商隐成牛李党争牺牲品

中国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一种基本制度。它源于汉朝，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消泯于清末。唐朝可以说是科举制度真正发展起来的时期，它对从汉代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选士经验及教训进行了总结，进而开创了比较详明严密的考试取士制度，确立了一定的客观标准，也就是选贤任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让出身低微的知识分子有了打破严格的封建等级界线、进入仕途的机会。

然而，任何事情都是双面的，有利必有弊。庶族们的平步青云让养尊处优的士族们感到强烈的心理失衡。于是，正当文人才子们都在寒窗苦读，为挤过这道狭窄的入仕门而争得你死我活、头破血流的时候，一场政治斗争在文人间如火如荼地展开了。这就是“牛李党争”的时代背景。在当时，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生牛僧孺、李宗闵对此毫不知情，一门心思想着如何中举，却在不知不觉中踏入了党争的泥淖。

唐宪宗元和三年（808），长安举行科举考试，举人牛僧孺、李宗闵在策论中批评时政，得到考官的赏识，但因为二人在考卷中抨击了宰相李吉甫，于是李吉甫从中作梗，对二人久不续用。谁知此事却致使朝野哗然，争为牛僧孺等人鸣冤叫屈，谴责李吉甫嫉贤妒能。唐宪宗迫于压力，只得将李吉甫贬为淮南节度使，另任命宰相。至此，朝臣分成两派，互相对立。但真正的“牛李党争”，是在李吉甫之子李德裕上台之后开始的。

唐穆宗在位期间，牛僧孺曾一度为相，一次科举考试由牛党人物钱徽主持，其中牵涉李宗闵等人。时任翰林学士的李德裕指斥李宗闵等人主持科考舞弊。结果李宗闵等人被贬官，斗争逐渐趋于复杂化。就这样，朝廷中形成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两派，相互倾轧40余年。牛李两党的政治主张截然不同，主要表现在：李党力主摧抑藩镇割据势力，恢复中央集权；牛党反对用兵藩镇，主张姑息妥协。

其实，这样的争论是有一定的历史意义的。可是自长庆元年以后，党争的内容已经看不到有丝毫意义，完全是些为了将对手打倒在地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唐代党争已经演变成了一场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这正是唐代党争的实质所在。官僚之间的斗争不断升级、扩大。

那么，牛李党争之事与晚唐著名才子李商隐又有何干系呢？为什么说李商隐是牛李党争的牺牲品呢？原来，这一切都与牛党的令狐楚有关。据《旧唐书·李商隐传》的记载，李商隐少富文采，儒雅风流，深受当时镇守河阳的令狐楚赏识。按照这个节奏，在令狐楚的引荐下，李商隐的仕途必将一片辉煌。可不巧的是，镇河阳侍御史王茂元也对李商隐青睐有加，并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李商隐。王茂元是李党领袖李德裕的亲信，李商隐娶了王茂元的女儿，无形中就是靠拢了李党。此事被令狐楚知道后，大骂李商隐背信弃义，任李商隐多次找令狐楚解释，自己并无心与牛党为敌，仍得不到令狐楚的原谅。

由于处境尴尬，李商隐既没办法与牛党交好，失去了被引荐的机会，又不想借着岳父的关系走入政坛。再说李党对于李商隐曾与牛党亲密接触的事情始终有所忌惮，更不可能举荐他。结果满腹经纶、才情高绝的李商隐一生备受冷落，黯然而终。对于李商隐而言，他的心中并没有党派之分，不然他也不会私下结交文人，从不过问对方党属。不过，他的心坦荡自然，并不等于别人也同样拥有君子之心，凭君子之心结识小人，又如何能得善终呢？

看历史上历朝历代“朋党之争”，汉、明两朝主要是宦官与外戚或朝臣的权力之争，宋朝则是朝臣的政见之争，唯有唐朝的朋党之争畸形可笑，它不过是公卿显官集团（李党）同豪强地主、暴发户庶族（牛党）之间的冲突。这种斗争只会使一个国家越来越贫弱，并不是通过激烈的碰撞，会擦出新的火花，也没有正义与邪恶可言。所以说，处在此类夹缝环境中的李商隐，尽管有再大的才华，在备显无知的斗争中也一样要成为牺牲品。

为何君子、小人都不喜欢寇准

宋景德元年（1004），辽军大举侵宋，寇准力主抵抗，进而促成“澶渊之盟”，暂时稳定了局面，也为北宋之后100多年的和平发展提供了保障。此后，寇准受到了真宗的高度礼遇与信任，一路升任丞相。

然而，寇准的仕途跌宕坎坷，四起四落，最终难逃被贬至雷州（今广东海康）司户参军的厄运。究其原因，六字记之曰：“偏离‘正’，过于‘直’”。《宋史》中说到寇准时用得最多的就是“正直”二字。寇准的确“直”得令人佩服，但说他“正”，就见仁见智了。

“澶渊之盟”的功绩让寇准的权力欲望达到巅峰，使他毫无顾忌地独揽大权，肆无忌惮地插手丞相本无权过问的人事任免，更时常咄咄逼人地左右皇帝的决定。不仅如此，对朝中同僚亦是气焰凌人。寇准被贬之后得以重回权力之巅，出任西府枢密正使，宰相王旦的力荐功不可没。然而寇准根本不把这位晚于他为相的同僚放在眼里，不仅不通力合作，还处处针锋相对，一有机会就想方设法挑其毛病，上报给皇帝。然而王旦“宰相肚里能撑船”，认定寇准是难得的人才，不仅没有设计报复，反而多番在皇帝面前极力推荐，劝皇帝对其委以重任。相比之下，谁是小人谁是君子，一目了然。

寇准毕竟不是圣人，偏离正道亦不足为奇。然其至死不改的倔强耿直，着实令人叹服。不过为人太过正直，在官场行走就难免处处树敌。无论是对同僚，还是对皇帝，寇准较真起来丝毫不让，非论出个是非对错不可。

一次殿上议事，寇准言辞过于激烈，宋太宗几次打断都无法阻止寇准的放肆狂言，一气之下，猛然起身离去。寇准见状，一步上前拉住宋太宗的衣角，硬是将其拉回坐下。幸好寇准争得在理，免了一次杀身之祸。然而，他并不是次次都在理，次次都走运的。

寇准第一次被贬，就起因于他与政敌无理争吵，互揭其短。一日，寇准和温仲舒骑马并行，突然冲出个疯子挡住去路，向寇准山呼万岁。此事被寇准的政敌张逊得知后，派人向皇帝密告，揭发寇准有异心。寇准以温仲舒为证人，为自己辩护。由此在太宗面前引发了一场激烈争吵，使得太宗龙颜大怒，当下撤了张逊的职，同时也把寇准贬去了青州。

寇准最终被佞臣丁谓陷害，惨淡收场，溯其源头便是他那句直白的讽刺性的话：“参政，国之大臣，乃为官长拂须耶？”当年，寇准与丁谓关系亲密，在一次宴会上，丁谓见寇准的胡须上粘了些饭粒，便起身替他拂去。结果好心没好报，反而遭来寇准一句冷言，丁谓由此记恨心中，最终“大仇得报”，将寇准赶到了雷州，终结了他跌宕起伏的仕途。

欧阳修也干过污蔑良将之事

北宋仁宗时期的著名将领狄青含冤而死，这一悲剧给北宋的政治和军事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在两宋的发展史上，狄青是屈指可数的军事奇才之一。他身先士卒、运筹帷幄，为北宋王朝建立了卓越功勋。

在这一悲剧的酝酿及演变过程中，欧阳修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众所周知，在北宋的政坛、文坛及学术发展上，欧阳修均有重大建树和影响。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出色的文臣，竟以种种诬蔑之辞三次上疏宋仁宗诋毁狄青，对狄青被贬乃至身死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一代名臣无端陷害一代名将，实在是匪夷所思。

从现有史料看，欧阳修曾三次上疏诋毁狄青，分别为宋仁宗至和三年所上的《上仁宗乞罢狄青枢密之任》、同年七月《上仁宗论水灾》第一状及当月《上仁宗论水灾》第二状。这三次上书中，欧阳修用尽污蔑陷害之词，言语上也多有蔑视和不敬，究竟是私人恩怨还是另有原因使他对狄青如此深恶痛绝呢？

可以说，欧阳修对狄青被贬产生了决定性作用。但是，他并没有置狄青于死地的想法。欧阳修之所以大骂狄青，都是北宋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恐武症”在作祟。

我们可能都知道宋代的江山是如何得来的，两宋历代帝王出于防止赵姓江山易手的考虑，在制度上处处对武将设防，特别是从宋太宗后期开始。随着北宋治国方略的改变、内部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宋辽、宋夏关系的演变，如何防范武将逐渐成为所有士大夫及最高统治集团的核心治理观念。在这种观念的影响和支配下，北宋的武将不管立下什么丰功伟绩，都不能摆脱文官的蔑视和反感。但是，宋仁宗时期，仁宗却对狄青十分青睐。原因其一，宋仁宗统治期间，军政弊端已经毕显无遗，在战场上的表现便是武将怯战避战的现象屡见不鲜，而狄青却充分表现出其出色的军事才能与战争智慧，为赵宋王朝立下了赫赫战功；其二，狄青不仅功勋卓著，且对宋王朝忠心耿耿，即文彦博所说的“忠谨有素”。因此，行伍起家的狄青在短短十余年间一跃成为枢密使，得到皇帝的宠爱。可是，这一事实却与文臣的核心价值观产生了严重冲突，最终，狄青成为文臣眼中欲除之而后快的眼中钉。

在这种大背景下，欧阳修在其奏疏中频频使用鄙薄、蔑视狄青之语，也就不足为奇了。北宋这种畸形的文武关系，造成狄青郁郁而终的悲剧，也造成了北宋军事实力孱弱，经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感叹，欧阳修如此聪慧之人，仍旧摆脱不了封建专制统治的枷锁和时代的局限，成为专制统治的工具。

欧阳修也写“艳词”

关于欧阳修是否曾作艳词，或纯属讹传，抑或事出有因，其间有其政敌毁谤诬陷之成分，但也有与其年少绯闻有关。

欧阳修确实是词作的集大成者。他的词作承前启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他的词作不光量大而且种类风格林林总总，数不胜数。他的词中有大量所谓的艳词，但是这些词作的作者并不全是欧阳修。而且被编纂的欧阳修词集名目繁多，有《近体乐府》《六一词》等，那么在收编的过程中出现大量的误收之作，也属正常。由于宋词高度繁荣，所以在宋词当中张冠李戴的现象很常见。如果我们对一些艳词主观臆断为欧阳修所作，那就违背了做学问的精神。

“见羞容敛翠，嫩脸匀红，素腰袅娜……半掩娇羞，语声低颤，问道有人知么。强整罗裙，偷回波眼……”（《醉蓬莱·见羞容敛翠》）从表面看，这显然是北宋很普遍的艳词。但对于欧阳修这样的大儒来讲这首词明显过于轻浮、淫荡。

“江南柳，叶小未成荫……恁时相见早留心。何况到如今。”（《望江南·江南柳》）这首词描写的是幼年相识的少女，语句中有暧昧之句。此词如若出现在柳永这样的词人的作品中，想必读者不会惊奇，但如若把这词托名于欧阳修这样的词作大儒身上，就会令人惊诧。宋代文人追求自由开放的词风，文人风流也是当时的时代潮流，欧阳修年轻的时候估计也有一些风流韵事。既如此，作一些戏谑性的词作也属正常，但是没有如《醉蓬莱·见羞容敛翠》之淫荡，《望江南·江南柳》之暧昧。有史为证，曾慥在《乐府雅词序》中有这样的记述：“欧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辞章窈眇，世所矜式。乃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蔡绦所著《西清诗话》中道：“欧阳词之浅近者，谓是刘辉伪作。”《名臣录》亦谓：“修知贡巨，为下第举子刘辉等所忌，以《醉蓬莱·见羞容敛翠》《望江南·江南柳》词诬之。”

欧阳修确实写过大量的艳词，但是我们怎样才能正确地认识这些艳词呢？笔者认为只有把它放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才能得到真实合理的结论。欧阳修的诗文以现实主义为主，但是其词作以风流为主。这与宋朝的社会风气有很大的关系，宋朝的文化定位其实很开放的，追求自由、喜欢怡情、任性如醉翁的欧阳修，写出大量别具风情的艳词也就很正常了。

欧阳修的艳词尽管引来一些非议，但是就从词作的发展来说，其意义非同小可。其细腻的描写，婉转优雅的词风，语言清新质朴，词中对男女情爱生活的表现手法独特，使宋词的发展迈向了新的台阶。

正如前文所讲，欧阳修的艳词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是宋词中难能可贵的奇葩，我们不可以视为糟粕，更不能为贤者避讳。艳词非但不会降低贤者的社会影响力，反而更能真实地反映当时士大夫阶层的生活。

我们对欧阳修的艳词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应该一言以蔽之，例如《近体乐府》中的一些艳词，不仅词风高雅，还有很深刻的积极意义。这些词甚至对宋词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王安石与苏轼的“爱与恨”

位列“唐宋八大家”的王安石、苏轼，皆是当时才华横溢的诗人和散文家，皆是年轻有为的朝臣栋梁。两人因缘际会地相逢于北宋王朝那个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年代，身不由己地陷入变法革新的党派之争不能自拔。政见上的背道而驰，使王安石和苏轼在官场上针锋相对。许多反对变法的保守派因此大做文章，把二人说成不共戴天的仇敌。

1.党派之争，结下“不共戴天之仇”。

当时，王安石是坚定不移的变法派领袖，而犹豫不定的苏轼眼见新法在实施过程中被贪污腐败之人利用，成为盘剥百姓的工具，因此，无法苟同王安石激进的改革作风，走上了积极反对变法的道路。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准备变更科举制度，请求兴办学校，在科举考试中罢除诗赋等科目，专以经义、论、策来考试。苏轼随即上《议学校贡举状》，论述贡举之法行之百年不可轻改，并得到宋神宗的召见。王安石对此极为不满。

之后，宋神宗想让苏轼编修中书条例，王安石强烈反对：“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皆异，别试以事可也。”当王安石得知神宗打算任用苏轼当谏官时，更是极力阻止，并派苏轼去做府推杂事的小官。

苏轼在任开封府推官期间，又呈上《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神宗皇帝书》，直言反对新法。而最令王安石忍无可忍的是苏轼的《拟进士对御试策》，其中提到：“晋武平吴，独断而克；苻坚伐晋，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功异。”苏轼借此含沙射影地批判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不听劝谏、“独断专行”。

王安石怒不可遏，向神宗谏言：“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请黜之。”几天后，他又对神宗说：“如轼者，不困之使自悔而绌其不逞之心，安肯为陛下用？”恰巧朝中有人告发苏轼兄弟运父灵回乡的过程中偷运私盐，王安石立即下令彻查，并拘捕了相关人员审问。虽之后查明此事实属诬陷，但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交锋，苏轼自知已无法再在朝中待下去，于是请求外放，出任杭州太守。

2.惺惺相惜，堪称“文人相亲”之典范。

苏轼虽去，朝中反对变法之声不减。王安石在遭受诬陷之冤与丧子之痛后，罢相辞官，回到江宁老家。两人一先一后离开了庙堂之高而处江湖之远，终有机会冰释前嫌。

元丰初年，王安石的“朋党”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向神宗皇帝上奏，说苏轼“谤讪朝廷”。神宗震怒，传旨将苏轼逮捕入狱。不久，苏轼被定罪候斩。除其弟苏辙外，满朝文武无人敢为他求情。此时王安石身在江宁，待他得知这场轰动朝野的“乌台诗案”时，苏轼罪名已定，性命危在旦夕。想到国家正值多事之秋，而苏轼的确是个难得的人才，王安石立即派人快马加鞭赶至京城，将自己的亲笔书信呈给神宗皇帝。信中说道，目前国家正值用人之际，切不能因为苏轼写了一些不中听的小诗就错杀良才。神宗皇帝对王安石敬重有加，看过信后，觉得颇有道理，便下旨释放苏轼，将他贬到黄州。

元丰三年，苏轼奉命从黄州移居汝州。途径江宁，想起隐居于此的王安石，深为过去王安石能够不计前嫌冒死相救而感动不已，于是趁此机会专程拜访，以消除多年的隔阂。王安石听说苏轼来到江宁，马上披蓑衣戴斗笠，骑着瘦驴风尘仆仆地赶到渡口与苏轼相会。两人在江边煮酒和诗，通宵达旦。两人同游数日，畅谈甚欢。

事实上，两位集文学底蕴与政治卓见于一身的风流人物，从未成为真正的敌人。政见上不可调和的矛盾，仅仅在于各自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二者的初衷，都是为国为民，绝不存在对错之分、忠奸之别。王安石与苏轼，于文学中的相互钦佩，于政治上的彼此宽容，使多年的官场恩怨最终烟消云散，成为中国历史上“文人相亲”的典范。

陆游与唐婉到底是不是表兄妹

陆游，南宋著名爱国诗人，自言“六十年间万首诗”，今尚存9300余首，是我国现有存诗最多的诗人，生前就有“小李白”的美誉。他的一生遭受了太多的打击，仕途上遭受当权派的排挤、爱情上也给世人留下了一声叹息。

唐婉，字蕙仙，生卒年月不详。她是陆游的第一任妻子，后因陆母的原因，两人被迫分离。

关于陆游与唐婉是否是表兄妹？学界一直也是争论不休，莫衷一是。

野史《齐东野语》记述：“陆务观初娶唐氏，闳之女也，于其母夫人为姑侄。”《后村诗话续集》《耆旧续闻》亦有关于二人关系的记载，大致结论就是，陆游的母亲和唐婉的父亲是兄妹，也就肯定了陆游、唐婉的表兄妹关系。

但从《宝庆续会稽志》里我们可以查证：唐婉祖籍山阴，父亲唐闳、爷爷唐翊。但陆母是唐介的孙女，祖籍江陵。两地相隔较远，况且两家并无宗亲关系，所以陆游和唐婉并不是表兄妹关系。

我们可以从陆游的《渭南文集·跋唐修撰手简》《宋史·唐介传》以及王珪《华阳集·唐质肃公介墓志铭》找到一些线索，陆母是江陵唐氏，陆母的爷爷是北宋三朝元老，所以唐介以下都有正史记载，唐介孙子的名字都是以下半从“心”字命名，即懋、愿、恕、意、愚、谰，并没有无“心”的唐闳，也就是说，唐闳并不是陆母的兄弟。那么陆游和唐婉的表兄妹的关系就无从谈起了。

在刘克庄的《后村诗话》中有这样的记述：“某氏改适某官，与陆氏有中外。”意思是唐婉与陆游被拆散后，嫁给一个叫赵士程的人。这个赵士程和陆家有亲戚关系。从陆游的《渭南文集·跋唐昭宗赐钱武肃王铁券文》、王明清《挥后录》以及《宋史·宗室世系》《宗室列传》《公主列传》中我们可以得出，陆游的姨母唐氏是宋仁宗女儿秦鲁国大长公主的儿媳，赵士程是秦鲁国大长公主的侄孙，可以得出赵士程的确与陆家有亲戚关系的结论。

我们可以仔细地分析，陆游和唐婉确实是从小一起长大而且青梅竹马，既然从小一起长大，感情固然深厚，那么在封建社会一个女子要在别人家长大，不可能没有任何关系。就像林黛玉进大观园一样。那么可以推出一个结论，陆家和唐家必定是有一定关系的，那么表兄妹之说也就有其成立的可能性了。

另外从陆游的晚年的诗作《剑南诗稿》卷十四中我们可以看出，导致陆唐二人分离的原因是唐婉不能生育。这里也有情理不通的地方，不能生育可以纳妾，为何非要弄得生离死别。这样也从另一面反映了唐婉可能不是陆母的侄女，因此表兄妹之说又陷入泥潭。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这是唐婉《钗头凤》中的句子。在横遭不幸的时候她说了句“世情薄，人情恶”，这是否从侧面反映了表兄妹之说纯属子虚乌有。陆游生性豪放，如若和唐婉从小一起长大，在其诗词中必有可查之作，我们没有找到这样的诗篇，但也不能否定什么。

在这里大致把各种关于“陆游与唐婉是否是表兄妹”的说法概括于斯，不论野史还是正史，我们考究的是论证的合理性和历史的真实性，不可偏颇其一，也不可全信，读者斟酌之。

大儒朱熹曾严刑拷打军妓

宋朝的大儒朱熹，号晦庵，是南宋有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他在哲学上继承二程理论，建立了客观唯心主义体系，是儒家的理学大师。他所著的《四书集注》被明清两代定位为士子必读的教科书，对后世影响深远。

作为孔子的粉丝，他非常反对“孔子杀少正卯说”，认为这个言论是后人以孔子的名义散布的谣言，是故意污蔑孔子的。而朱熹本人在孔子的言论基础上，提出了许多其他理论，但都遭到了当时许多人的反对，其中一个叫作唐仲友的人反对得最为激烈。

在思想上，朱熹延伸了孔子的想法，但在行动上，朱熹却没有像孔子那样干脆利落，他一心想要从侧面打击唐仲友。当时，朱熹正好担任了两浙的盐官，便想从经济上抓到唐仲友的小辫子。

但可惜的是，朱熹审核来审核去，却发现这个唐仲友实在是个两袖清风的清官，这让朱熹十分郁闷。一计不成，他便想再生一计。为官之人最怕两件事：一是经济问题，二是生活作风问题。

既然经济上找不到纰漏，那就在生活作风上找茬子。唐仲友的把柄实在不好抓，于是朱熹便找了一个妓女，逼迫这个妓女承认自己和唐仲友有着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朱熹本想着借这一招搞臭唐仲友的名声，好给唐仲友安条罪状，以拔除这个眼中钉，但他没有料到，他找的这名妓女居然不听他吩咐，死活不承认自己与唐仲友有奸情。

这让朱熹一时没了主意。按照当时的律法，官员是可以命官妓“歌舞佐酒”，但不可以“私侍枕席”，也就是说，官员只能欣赏妓女唱歌跳舞，但如果想干其他事情，那就是违法要治罪的。

朱熹找的这个妓女是一名军妓，名叫严蕊，朱熹没有想到严蕊如此有气节，他把严蕊抓进大牢，关押了两个多月，每天都是严刑拷打，但严蕊就是不松口。有几次严蕊差点都被打死了，可这个风尘女子却说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坚决不肯承认自己与唐仲友之间有私情。

后来这件事情越闹越大，就连皇帝都知道了。皇上派了钦差大臣下来调查，那个钦差大臣十分佩服严蕊的气节。在调查清楚此事之后，不但还了严蕊的清白，还准许她从良。严蕊当堂便填词一首来明志，表明自己的决心：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此案到此也算是完结了，唐仲友最后终于逃过了一劫，冤狱得以平反。而制造这起事故的朱熹因为名气实在太大了，皇上也不好对他怎么样。最后只能将他调离，让他换个地方做官了事。

说起来，朱熹也算得上是一名圣贤之人，他和孔子虽然不是同一时代，但在后人眼中都有着“神圣”的一面。但在这神圣的背后，我们也能从中看到古代文人的内心深处，一般看不到的角落。

朱熹虽然被人推崇为圣贤，但他毕竟也是人，是人就有人性的弊端。朱熹作为旧知识分子，清高、傲慢、读死书、认死理，是一条道走到黑的文人。不然他也不会按照“未有物而有物之理”的理学观念做事，不会凡事都从“理”出发去判断事物的真伪。

明朝凌濛初《拍案惊奇》有一则关于朱熹断案的故事，故事中说道朱熹在福建崇安县任知县时，一个小民状告县中大姓夺占了他祖先的坟地，而大姓却拒不承认。朱熹去实地勘察后，挖掘出坟地里埋着的“某氏之墓”的墓碑，正是小民的姓氏，再加上朱熹本就认为夺占这种事只有大姓才做得出来，于是他便将坟地判给了小民。

后来大姓不服，继续上告。这件官司闹得很大，一时之间人言纷纷。朱熹认为这是大姓的力量大，影响了舆论导向。他感叹世风日下，真理难行，一气之下便弃官隐居了。朱熹断错了案还拒不承认，这和他坚持的“理”是世界本原的客观唯心主义有关。

朱熹有着文人刚愎自用的心理，他不反省自己断案是否有疏忽的地方，反而在众口难调的时候赌气，拂袖离去。这等傲慢与偏见，正是那时文人固执心理的表现。

犯颜直谏的海瑞靠什么平安无事

嘉靖年间，海瑞抬棺上疏，直言进谏。“抬棺上疏”是后人对海瑞冒死进谏的叹服之词，虽有些许夸张，但也不算过分。

历代王朝，多的是直言进谏之忠臣良将，为何独海瑞因上疏而名声大噪？这不得不从嘉靖皇帝的独断专横说起。

嘉靖皇帝朱厚璁，本为藩王长子。1521年，明武宗朱厚照染病身亡，膝下无子，也无兄弟，于是身为武宗堂弟的朱厚璁被群臣迎至京师，登基为帝。即位后，嘉靖皇帝想追封亲生父亲兴献王为太上皇，而众大臣却坚持认为嘉靖皇帝应过继到明孝宗膝下，以保证嫡系即位的正统不受歪曲。一边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一边是维护正统的群臣，谁也不肯做出让步。嘉靖三年，吏部侍郎何梦春、修撰杨慎带领200余名朝臣冒死进谏，长跪左顺门下号哭不起。嘉靖皇帝不仅不为所动，反而命侍卫将群臣逮捕，施以廷杖之刑，更将18人杖死，毫不留情。

嘉靖在位期间，直谏敢言之臣不是被杀就是被贬，剩下的，尽是敢怒不敢言之辈。如此一来，海瑞的大胆进谏就成了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事。

嘉靖四十三年，海瑞任户部主事。他对嘉靖时期“君道不正，臣职不明”深感忧虑。当时的嘉靖皇帝已经20多年不上朝，整天深居西苑不出，斋醮玄修，妄求长生不老。海瑞忧国忧民，眼看国力日衰，不得不冒死向皇帝呈上《治安疏》，直言不讳地批评嘉靖皇帝迷信道教，大兴土木，竭尽民脂民膏；不视朝政，以至法纪废弛；听信道士妖言，不与皇子们相见，以至父子之情淡薄；在西苑深居不回宫城，导致夫妇之情淡漠……正是这些荒唐的举止，导致“天下不直陛下久矣”！

海瑞果然胆识过人。面对如此蛮横的皇帝，语气稍重都得提心吊胆，更何况他句句铿锵，言之凿凿，直指皇帝的为政弊端呢？就连海瑞自己也预计上疏之后难逃一死，事先安排好了后事。然而，结果却出人意料。

虽然嘉靖皇帝看后勃然大怒，命随侍的宦官“趣执之，无使得遁”，然而在得知“此人素有痴名。闻其上疏时，自知触忤当死，市一棺，诀妻子，待罪于朝，童仆亦奔散无留者，是不遁也”之后，嘉靖皇帝沉默良久，拿起奏疏反复阅读。最终只将海瑞关押入狱，并未执行死刑。

对于嘉靖皇帝没有立斩海瑞的原因，后人做出了不少推测。一说海瑞官职虽小，却有清正刚直之名。其居官清廉，刚直不阿，救济黎民，有“海青天”之称，深得百姓尊敬与爱戴。若杀海瑞，则天下震动；二说嘉靖皇帝欣赏海瑞，认为可以“以作治贪之利器”；三说嘉靖为向天下人展示其虚怀纳谏、宽宏大量的帝王气量，故放海瑞一条生路。

当然，也有人另辟蹊径，从《治安疏》中寻找答案。海瑞上疏，开篇即将嘉靖皇帝比为汉文帝，更言“陛下天资英断，过汉文远甚”。在此前提下，才开始列举当今朝政之弊端，并将弊端之源归于“陛下误举之，而诸侯误顺之，无一人肯为陛下正言者，谄之甚也”。尽显“皇帝英明”而罪在他人之意。尤其是奏疏的结尾，海瑞又将嘉靖皇帝与“尧、舜、禹、汤、文、武”并列，只要“陛下一振作间而已”，则“天下何忧不治”？如斯谏言，只要有机会让皇帝静心细读，便能体会其中的用心良苦，可免杀身之祸。这正是海瑞的过人之处。

上疏之事，让海瑞天下闻名，流芳千古。史说“上自九重，下及薄海内外，无不知有海主事也”。值得一提的是，海瑞入狱不到两个月，嘉靖皇帝驾崩，新君即位后便下诏释放海瑞。若非如此，恐怕海瑞躲得过阎罗王的召见，也逃不过不见天日的牢狱之灾了。

曹雪芹祖父的真实身份

雍正是一个生性多疑的帝王。他继位后，为了提防臣子有野心，便安插了许多眼线，这些眼线会将大臣们的一举一动都向他汇报清楚。在清人赵翼的《檐曝杂记》中记载过这样一件事情：

雍正在位的某一年，刚过完新年，掌修国史的翰林院修撰王云锦，在上完早朝回到家中后，因为觉得十分无聊，便请了几个朋友到他家中打牌、玩游戏，玩过几局后，忽然发现有一张纸牌找不到了。众人翻遍了四周也没有找到这张纸牌，因为缺少纸牌，游戏无法继续，大家只得悻悻散场。

过了一阵子，早已将此事淡忘的王云锦向雍正汇报完工作后，雍正忽然问起了那一天，王云锦在干什么？

回忆一番后，王云锦老老实实地告诉雍正他那天在家里玩牌，雍正听后显得很满意，他夸赞王云锦诚恳实在，然后从袖子里掏出了一张纸牌。王云锦一看，正是当日家里丢失掉的那张纸牌，顿时惊出一身冷汗。

假如刚才王云锦说了谎，那可能就会惹来杀身之祸。可见王云锦一直是处于雍正的监视之中的。至于监视者是当天一同玩牌的友人，还是家中的仆人，抑或是躲在暗处的某个卫士，根本不得而知。

为雍正卖命的情报人员来源于各个阶层，各个地方。不要认为替皇帝当情报员的都是无名小卒，其中也不乏身份显赫的政要。清代值得一提的大间谍应该算是曹雪芹的爷爷曹寅了。曹雪芹因为一部《红楼梦》名垂千古，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却鲜为人知。不过在当时，曹寅也要算是皇室的红人。

曹寅作为康熙皇帝的伴读，二人从小一同长大，康熙对他十分信任。康熙继位后，便任命曹寅为江宁织造。这个职务是个肥差，是内务府里最有前途，也最能捞油水的职位。除了为宫廷采办购买各种御用物品之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隐蔽职责，便是暗中查访民众的意愿、社会风气等，相当于一位皇室便衣调查员。

曹寅除了每日的日常工作外，还要负责将他调查到的各种消息、舆论动向，以及各级官吏治理政务的绩效等等大小事宜，通通整理好汇报给朝廷。换句话说，也就是担任了皇帝的耳目，是一名间谍。

能担当此重任的必然会受到皇帝的青睐，所以曹家显赫一时也不足为奇了。但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仗着皇恩浩荡发达起来的曹家，自然也就避免不了皇恩尽失后的衰败。

在《海滨人物抄存》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天津人周人骥是雍正丁未的进士，曾任礼部主事一职，后来他到四川考察学务三年。在任期间，周人骥勤勤恳恳，遵守礼法，操守廉洁，政绩十分优秀。就在他任期将满，即将回京的前夕，他的一位仆人向他辞行，周人骥感到很奇怪，便问道：“我马上也要回京城，向皇上复命，我们可以一起动身，你何必急于这一时就离开呢？”

那个仆人说道：“我也要回京复命，而且必须要比你早回去。”在周人骥的追问下，这个仆人才说自己原来是大内的一名侍卫，是在周人骥要来四川任职时，朝廷派来监视他的。这次回京，仆人就是要把周人骥的表现向朝廷汇报，以便于朝廷进行奖惩。

由这个故事可以看出，清代雍正时期的官员时刻处于一种高压威慑的环境之中，如果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潜伏在四周的告密者告密，从而招致杀身之祸。曹雪芹这个大家族的衰败也是因为告密者告了密。

清朝的官员在高压政策下，逐渐失去了自己的人格尊严，普遍怀揣着一种畏惧不安的心理。首先想到的是迎合，见风使舵。当时一个名叫李祖陶的人对社会风气进行了准确而生动的描述：“人情望风觇景，畏避太甚，见鳝而以为蛇，遇鼠而以为虎，消刚正之气，长柔媚之风，此于人心世道，实有关系。”

刘墉怎么可能是“罗锅”身材

前几年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不仅引起了全国关于反腐败的大讨论，轰动一时，而且剧中主人公那刚正清廉、不畏权贵、幽默诙谐的“罗锅”形象，更给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成为平民百姓茶余饭后的美谈佳话。

电视剧的创作与演绎，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却也掩盖了历史的真相。当我们拨开层层迷雾，便会发现，这位声名显赫、清誉卓著的“宰相刘罗锅”，既非宰相，更非罗锅！

既然有“宰相刘罗锅”的说法，为何又说刘墉不是宰相呢？这就不得不提封建王朝的宰相制度了。明朝以前，历代王朝均有宰相辅佐皇帝处理军国大事，只是称谓稍有不同。朱元璋建立明朝后，由于疑心太重，为防止高官重臣夺权谋反，便下令废除宰相一职。其后，明朝设立了“内阁”，成员为“殿阁大学士”，由皇帝钦定，协助处理国家大事。到了清朝，“清承明制”。清朝雍正八年时取消“内阁”，建立军机处。而皇帝之下统管文武政事的最高行政官员便是“大学士”。之后的“军机大臣”和“总理大臣”，都是跟大学士一样的权职。

虽说此时的大学士与前朝历代的宰相相比，权力相差甚远，但仍具有天子之下众臣民之上的显赫地位。所以在世人看来，大学士与宰相无异。史籍中有记载，刘墉于乾隆五十年由吏部尚书授协办大学士，乾隆五十四年被降为侍郎阁学，到嘉庆二年得授体仁阁大学士。于是，电视剧在需要突出主角的情况下，便以“宰相”称之。

至于说刘墉是“罗锅”，那更是笑谈。电视剧里弓腰驼背的刘墉，是为了增添幽默诙谐的影视效果。然而，稍微留意一下清朝取士选官注重“身、言、书、判”的标准便可知，科甲出身的刘墉，不可能是“罗锅”。“身”为首，可见最重要的条件即形体，为官者必须五官端正，身无残疾，以示官威。毕竟在封建社会，“有碍观瞻”也是件避之则吉的大事。

虽说是笑谈，然“刘罗锅”的称号并不是空穴来风。有史书记载，嘉庆皇帝曾称刘墉为“刘驼子”。但当时的刘墉已是80老翁，弓腰驼背可能是衰老的征兆，而非“罗锅”的恶疾。

刘墉一生，虽无宰相之名，却曾履宰相之职。清廉刚正之余，不乏圆滑机变之态，尽显封建王朝一代官家为人处世之道。而“罗锅”之名，在后人看来，钦佩之美誉更多于敌对之嘲讽，笑而言之，未为不可。

曾国藩为何放弃称王

太平天国运动掀起中国农民运动的高潮，伴随着太平天国产生的还有曾国藩的湘军。曾国藩的湘军在镇压太平军，维护清王朝统治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清王朝最具实力的军事力量。而此时，清政府八旗军的战斗力早已孱弱不堪，因此曾国藩成为晚清的柱石。曾国藩身为朝廷重臣，又手握兵权，且政客门生满布天下，可以说清政府的半壁江山都在他的掌控之下。

天京陷落之后，李秀成被俘，曾国藩的实力进一步增强。此时的他就像三国的曹操，北宋的赵匡胤。赵匡胤在适当的时机黄袍加身，成为一代帝王，留名青史，与赵匡胤情况极为相似的曾国藩为何没有造反呢？如果他以自己实力强大的湘军为主力，联合李秀成的太平军，共同抗击清军，那么成功的概率不谓不大，但为何曾国藩放弃了如此好的契机呢？

其实，早在安庆战役后，曾国藩部将胡林翼、左宗棠便开始劝进了。而攻克金陵、平定太平军以后，清朝统治者违背了自己“克复金陵者王”的诺言，使得曾国荃、彭玉麟、左宗棠、鲍超等劝进分子再一次拥戴曾国藩，想让他出面反抗清廷。随后名满天下的学者王闿运也力劝曾国藩造反。面对这么多人的提议，曾国藩依然拒绝，这其中也有他自己的思量。

第一，从曾国藩自身而言，曾国藩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忠君卫道的观念根深蒂固，造反的可能性不大。而且，曾国藩熟读史书，深知造反会给国家百姓带来极大灾难。晚清时期的朝廷，列强环绕，已经经不起一点内乱了，过大的动乱只会带来亡国的危险。况且当时洋务事业蓬勃发展，曾国藩对实业救国怀抱一丝希望，所以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了国家的建设之中。另外，曾国藩不想学赵匡胤，可能还与曾国荃有关，他也不想再重演赵匡胤与赵光义的故事，曾国荃积极劝进，甚至比赵光义更有野心，曾国藩即使黄袍加身，也难保曾国荃“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第二，从实力上讲，湘军虽名义上有30万，但曾国藩能调动的仅有10余万人。李鸿章淮军势力早在太平天国未灭之前就独树一帜了，左宗棠自立楚军。可见曾国藩的湘军内部并不团结。而且曾国藩手下几员大将都已自成一派，关键时刻也难保他们不投靠清政府转而对付自己。况且，湘军经过长年的征战，已不复当年的朝气，军纪腐败情况甚至超过当年绿营，战斗力也明显减弱。此外，曾氏集团的下属官宦都是恪守封建教义的地主阶级，并不愿意与李秀成的太平军势力合作，因为这有损他们的声望。

第三，从中国当时的现状考虑，内忧外患，即使打败清政府，坐上了皇帝宝座，曾国藩所接手的江山也是残破不堪的，更何况还要面对列强的侵扰。

第四，从朝廷的角度来讲，清政府早已对曾国藩有所防范。咸丰四年，曾国藩自主招兵数万攻陷武昌时就引起了清政府的警觉。一介闲官竟有如此大的号召力，对清政府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反而有芒刺在背之感。所以天京陷落之后，清政府当即派了重兵把守天京，实际也是在监视曾国藩。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曾国藩才会放弃了劝进，反而采取措施，自削兵权，以释清廷之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