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几天里，我没有出过一次门。大多数时间里，我都趴在床上，把头埋在胳膊肘窝里。这只手臂有点像一个壁垒，我觉得在它的后方完全无忧无虑了。有时，我会伸手抓起一只盲蛛放在手心里，任它跑来跑去，手心感觉痒痒的，很惬意。其间，我也会仰面朝天躺在床上，凝望着房间里的墙壁。墙上有一只挂钩，上面挂着一只手电筒和一只鞋拔。

窗外，两根绳子如拇指一般粗，来回晃动着。白天，会看见人们用其中一根绳子吊起一只盛满灰浆的桶，把灰浆运往楼上施工，然后再用另一根绳子把空桶送下来，再装满灰浆，两根绳子就这样交替运行着：人们正在重新粉刷大楼的正面外墙。清晨，天还蒙蒙亮的时候，这两根麻绳看上去特别粗壮结实，颜色也显得更加暗淡模糊。可是一到夜里，绳子便显得筋疲力尽。好在它们时不时会撞击一下窗玻璃，倒还能让人重新看得清楚些。如果夜里有月光的话，绳子便会闪现出如玻璃般晶莹透亮的光芒：白天，融化后的雪水会沿着绳子往下流淌，随即又重新冻结起来。

电话铃一次次地响起，但都是一些因拨错号码而打错的电话——似乎在萨尔茨堡这座城市里，不仅满大街都能看到秩序混乱的竞走运动员，而且到处都有乱拨电话号码的人。电话那头，一会儿说是要找“神甫室”里某个名叫“西格弗里德”的男人，一会儿又说找“过境货物海关”，后来甚至还有人打来找“兼职公司”。之后，我终于忍无可忍地冲着电话机大吼道：“别再烦我了！”接着，我便远离电话机，再也不去靠近它了。

这几天上午，总会有邮件从门缝里塞进来。大多都是些广告传单，不过有一次塞进来一封信，是一张表格，还在某处打了一个叉，上面的标题是：“简要通知”。

白天，从超市里不时传来嘈杂声，算是为生活增添了一点色彩。每到午休时，我甚至都会迫不及待地想再次听到楼下那些杯子碰撞所发出的尖锐刺耳的响声。

当然，这一切也可以以另外的方式来讲述。照镜子时，看不到眼睛了。我完全感觉不到自己躯体的存在：这就是说，我再也感受不到阳光和风雨，再也感觉不到寒冷和温暖，这是一种缺失。我就是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的我，没有神态，只不过是一个浑身疼痛的躯壳：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因为不存在什么观察者，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好观察的。暮色里，我有一次把温特山错看成一片森林了。还有一次，我把悬崖峭壁错当成了一个绞刑架。在斯陶芬山里，有火山爆发了，紫灰色的烟团从三角锥状的尖顶里大量向外喷发。然而，当我后来又望向西边时，那整座山早就缩成了只有原来一半高的废墟堆。（事实上，主峰此时刚好被大片雨云覆盖，因此唯有山前那个小得多的山峰显露在我的眼前。）那么，“西边”指的是什么呢？要说那些地理方位则毫无意义，就像是对一个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上乘船遇难的人而言：谈不上什么方位，笼罩的是混乱不堪。然而，有一次我试图穿上衣服时，我的手脚都不听使唤，伸不进衣服里，站着像与耶稣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脱了臼的罪犯一样（简直是可笑）。我听到那些喧闹声，仿佛到了季节：仿佛它们并不是从地平线那儿传来的，而是所谓从某个角落里，阴险地从背后而来，犹如突然袭击，也没有那些与之相关的躯体图像。那些习以为常的寒鸦叫声，此刻听上去像一排正在齐射的枪炮轰鸣声；突然响起的一阵马蹄声，就像一个已经停止不动的钟突然又走了起来（但很快又停了）；那一声声公鸡的啼叫既像是警报，又像是吹响最后归营的号角。每当树林上空那些电车电线相互碰撞到一起时，便会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就像一场正在熊熊燃烧的大火。

也时常会见到一些令人发笑的情景：有一次，在终点站回形弯道上确实站着几匹马。它们在出租马车前，可能是因为迷了路才来到这里的。而在马车座上坐着几个胸前挂着相机的外国游客，面朝着这个居民区，犹豫地把相机拿在胸口高度。然而，我并没有笑。

此时，我绝对没有把自己看成是堕落。我的内心里甚至产生了一种非同寻常的“放逐”自己的惬意，一种前所未有的惬意，让自己遭受那地地道道的黑暗，那刺骨寒风的磨难；让自己经受和坦然面对最恶劣的逆境的考验。是惬意？是兴致。是兴致？是坚定不移。是坚定不移吗？是对生存条件的认可吧。

在所有这些日子里，我从来也没有感觉到像罪责一样的东西。我所感受的东西，是些更为可怕的东西。我将一根很长的毛线针戳进了某个人的心脏里，如此正中要害，甚至连皮肤表面都看不出半点伤口来。大家居然还因此向我表示祝贺。唯独我看到自己从此以后——这个词语是无法避免的——便活在了诅咒之中。（而且也没有亲眼目睹的人伸出手去遮住自己的脸；即使有人喊出“举起手来！”，我或许也不会把手举起来，当然并非出于对死亡的蔑视。）晚上人们下班回家后，总会一坐下来就开始感叹：“终于能坐下来了，这样多好啊！”然而，“坐”对我而言却刚好相反。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让我称心如意。或许我应该避免说出“诅咒”这个词，取而代之来说：“视野中心既不见那只飞来飞去的鸟儿，也不见那只给自己洗脸的猫。”这中心什么都没有，看不见正在玩耍的小狗，也看不见来回爬动的盲蛛（即便有，它也会马上从这儿逃走的）。或者说，即使这视野中心能看到什么东西，可也没有什么令人觉得可爱的东西。在一家敞开的别墅车库大门里，挂着两只刚刚猎获的岩羚羊，身上还滴着血，两只羊角被挂在钩子上，面对面。是的，视野中心甚至还出现了鸟儿和猫咪，但它们不过是漂在运河中的几具尸体。或者这中心就是出现令人晕眩的错觉的中心：每每看去那些交叉着堆放在草地上的木棍，都会让人觉得那是一头累得瘫倒在地的牛；那只挥动着翅膀飞来飞去的黄翅蝶始终让人失望地感到是一张发黄的碎纸片。或许，这中心就是一个伪造品聚集的中心：当我四处寻觅它时，它就被那一堵堵贴满海报的墙壁或者那些来自国外的、颜色虚假的观赏灌木伪装起来了。或许它本身，这中心就是伪造的：那座邻居家的房子因为人工筑起了一个平台而抬高了，屋脊上有一座小钟楼，像那些古老的庄园一样——可平台下方的区域看上去像是被水冲刷过似的——不过房门上方那个用来祈祷的壁龛似乎在告诉人们：“你在这儿是一位不速之客。”——然而，那个处于中心的小楼无非一个空洞而已：里面既没有钟，也没有钟槌，也没有钟挂。白日里，这个大洞看上去常常像一个发了霉的牛奶漩涡；而到了夜晚，里面至多也只会亮起一颗传来噩耗和战争消息的星星。在这些日子里，那些赝品中最拙劣的当数那些所谓“天然形成”的中心点了。它们都被那一座座教堂塔楼占据了。在这个地方，无论你抬头向哪儿望去，至少都会看到这样一座，都是自然而然地映入眼帘。这些塔楼，无论是洋葱形的，还是尖顶的，或者圆柱形的，可在我看来，它们不仅是一个个飞扬跋扈的象征，而且也是一个个变得僵死不堪的幻象，在嘲笑我们所有的孤寂。没有人需要它们，可它们却假托是救苦救难的救世主。难道不是有时候，也包括艰难困苦的时候，有阳光和空气从地平线上投来吗？它们想要进入我们的世界，可是那些塔楼却挡住了你的远眺。

然而，在复活节前一周，我则向往那习以为常的钟声。我甚至急切地渴望着听到那样的钟声。早在几十年前，有位思想家曾经对那些共产主义大都市大加赞赏，因为到了那个时候，“那悲壮至极的西方世界的钟声”就会被废除了。可现在在我看来，这是完全不可理喻的。那些钟声沉默了，然而呼啸的风声却无法满足我。下边运河湍急的流水声也无法满足我。电车行驶中发出的那单一美妙的嗡嗡声也无法满足我。此时此刻，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上个世纪一位作家说过的一句话，一句赞美罗马诗人卢克莱修的诗句。对这位诗人而言，那“黑洞即无限本身”；而在他那个时代，即从西塞罗（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前43）：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和哲学家，著有《论善与恶之定义》《论法律》《论国家》等。）到马可·奥勒留（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121—180）：罗马皇帝（161—180），新斯多葛派哲学的主要代表，宣扬禁欲主义和宿命论，对外经年用兵，对内迫害基督教徒，著有《自省录》12篇，死于军中。），曾有过一段无与伦比的美好时光。当时，“诸神已不复存在，基督尚未诞生，唯有人类存在”。这几天里，始终听不到钟声，只有风在呼啸，电车在嗡嗡。我在仿效着那个时代的生活，我后来无论如何觉得如此。

当然，我的情况则与那位据说在无神年代如此神勇无比的诗人卢克莱修有点不一样。唯有我这个人存在着，死亡是终极目标，如此坦然，简直无法想象。这里就是缺点什么，不是基督，不是诸神，也不是那不朽的灵魂。这里缺乏的是些实实在在的东西：一种感觉器官，而且是那个关键的，没有它，呼啸的风声和嗡嗡的电车声就是不完美的。

之前，当我眺望远处某个山脊时，常常会看到不见首尾的人群正在向上攀登。这时，我的脑海里便会不由自主地想象着那个著名的淘金队伍，他们正走在一条通往山口的路上，因为穿过这个山口就可以到达那片宝藏所在地。而我这个观察者也在这个队列里，是他们之中一个全副武装的身影，一起攀登着。现在，无论我什么时候望去，那条缓缓上行的、云杉树梢此起彼伏的线路空空如也。它显得孤零零的。那里一点儿动静都没有。那些线路从山口上上下下，越来越长，再也没有出现人的金字塔队形了。我自己尚且缺乏这种感受力，又怎样才能更加确切地描述我如此若有所失的那种感知呢？——而对于那种感知力与想象力（这是构成感知的首要因素）的统一体来说，也许只有在希腊语中才能找到那个相应的动词：这个词开始表明的只是“看见”或“发现”，但其中却伴随着弦外之音“白色”、“明朗”、“光泽”、“照亮”和“闪耀”。而我的内心深处，简直就是渴望着这样的被“照亮”，因为它更加胜过观察。我会永远渴望那种在希腊语中被称为感同身受（leukein）的观察方式。

就在我热切期待着那些大钟再次响起时，一种从未有过的憎恶感在我心里油然滋生，那是一种对动物的憎恶——更多不是对鸟儿，而是对四足和多足动物。鸟儿好像不停地飞来飞去，一再在空中划起一条条看不见的远距离传输线。可是，我鄙视陆地上的一切动物，因为它们显然完全无法理解复活这个概念。它们只会随便找个地方，懒洋洋地蹲下，慢吞吞地爬行，不时地挠挠痒，相互嬉戏打闹，然后再匍匐前进几步，潜伏在某处窥伺动静，或是偏离自己前进的方向，打打盹儿。所以，孩子们把猫砸死，把盲蛛的腿拔掉，这样的残暴行为，我几乎是能够理解的。

与此同时，我则觉得在重新感受着一些复活节习俗的本源，比如说，当你观察着从地里连同黑乎乎的泥土一起被挖出来的辣根时，你就会觉得那新鲜的、肉乎乎的白色是一种闪烁着生命之光的色彩。

周末，我伸展着四肢躺在床上，一点动弹的力气也没有。我咬紧牙关，握起拳头。躺着不觉得是躺着，而是相反。清晨，从楼下大街上传来一个女人的说话声：“眼下，我们的复活节彩蛋卖得很紧俏啊！”她可能是在一家蛋糕店里上班。中午时分，超市的百叶窗被拉了下来，三天来一直是这样。下午，有一只小鸟在那窗前拍打着翅膀，忽而飞上，忽而飞下。

我与一个不知从哪儿来的旅行团一同在“月亮机场”下了飞机。候机大厅里有个楼梯，沿着楼梯往下走，便会走进一家餐馆。此时，餐馆里已坐满了人，他们清一色都是中国人。餐馆看上去更像是一个灯光昏暗、又脏又乱、低矮而简陋的贫民窟。餐馆的中央有一个平台，用作屠宰场。几个光着上身的彪形大汉，两只手里各举着一把长刀，正向另几个同样赤身露体、手无寸铁的男子猛冲过去。没有战斗。那些手无寸铁的男子也不逃走。更确切地说，他们弓起背，活像猴子似的，等着那头追踪而来的狮子把他们抓住。他们龇牙咧嘴，冲着那些屠户发出最后的恐惧嘶叫（其实更像尖叫）。与此同时，就连那些受害者的脚掌也好像已经弓了起来，在平台上弯成了若干个拱形，咔嚓作响地抽搐着。转眼间，那个完整的躯体便不复存在了。它不仅被砍成了一个个碎块，而且这些碎块也几乎同时被那些坐在下面大厅里的人全都吞没了。刚才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此刻却已变成了食道里的最后一块碎肉。那一张张嘴，连同这不停运作的食道，则标志着一个所谓的华人区最深层的区域。而这个区就其自身而言是整个天下事件的核心区域。这样的屠杀恐怕永远都不会终结。恐怕总会有新的死难者的手臂和肩膀随之而来，而且这些手臂和肩膀很快又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这些游客则被这个贫民窟外围的绳索拦在外面。于是，我们提着手里沉甸甸的行李，急急忙忙地离开了机场。月亮机场不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得先走到位于停机坪旁边的一部电梯前，再搭乘这部电梯回到平地上。通往那儿的一条路在室外。高大的金合欢树簌簌作响，在一盏灯的映衬下，显得灰暗而又苍白，如同暴风雨来临前的样子。与预想中的情况不同，在“月亮”的氛围里行走一点都不轻松——我们的步伐并非轻盈飘逸—；我们每走一步，双腿的沉重感便会加剧一些。尽管我还没有感到呼吸困难，但这种感觉已经在向我步步逼近了。电梯间离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它是一个没有窗户的钢板结构。这时，电梯门口站着许多提着行李等候的人。人们能做的只有保持清醒，然而，这很难做到。

床上那个人终于睁开了眼睛，立刻坐了起来。在这间小屋子里，充斥着一种颜色，那是一个大花盆里木槿花的颜色。花盆摆放在墙边。有一朵花孤零零地在这里绽放，呈朱红色，底部略带紫红，几乎接近于黑色。花朵中央的玫瑰色雌蕊耀眼夺目，犹如一只白炽灯泡里的发光体，而花蕊的顶部则是一些橙黄色的花粉星子。这花唾手可得，于是我伸出手臂，想去摸一下。其实，早在前一天，我就已经做过这样的尝试了，可指间没有丝毫的触摸感觉。我常常在看到木槿花时就这样，我在这里也同样把正在绽放的花朵看成已经凋谢了。但此时此刻，我手里分明感受到是一个活生生的东西，它让这只手清爽，也调节着我的脉搏。

清晨，那股稀里糊涂被疑为公猫身上发出的恶臭，现在却井然有序地变成了乱七八糟放在台架上的苹果发出的清香味。想必夜晚临近了，因为已经没有阳光从西房那敞开的大门照进来，只看到一道黯淡的深黄色、没有射线的光亮。在这个亮光里，那株木槿花在墙上投下一个模糊不清的轮廓，零零星星的茎叶轮廓清晰可见。另外，说起“临近傍晚”来，我就会突然想起我儿子曾说过的话，它令人沮丧，就像小说里一再出现的“黄昏时分”——最好要用“临近傍晚”来取代之：“他们会在临近傍晚时抵达。”

我站起身来，在这间小屋里四面环顾。我还未曾见过比这间更漂亮的房间。我走到木槿花前，弯下腰，对着墙上那只盲蛛说：“哦呵。原来如此。啊哈。嗯。好吧。好。就这样吧。”

我洗了个淋浴，洗了很久。身体在温暖的水里逐渐膨胀起来了。静止不动的腿和自由活动的腿都成了形。我大口大口地喝着水，就在几小时前，我险些因为缺水而窒息。

我在厨房里吃了一整袋干面包片，一边吃，一边回想起儿时一句耳熟能详的名言：“人在头晕的时候不会感到饥饿。”我一整天都感到头晕，可现在感觉饥肠辘辘。我吃起苹果来，并且在咬第一口时，就知道自己还要再多咬几口。

我站在书桌前，把一篇题为“罗马人别墅的门槛”的手稿塞进一个信封里，然后在信封上写好地址，并贴好邮票。就在不久前，我还是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在一边冷眼旁观，仿佛所有稿纸都已被烧毁或飘出了窗外。

我读起一封中学领导寄来的信。他以前曾教过我，后来，我们成了朋友。他在信中写道，希望我过完复活节后能回去，学生们都问起我，而这封信的署名者不仅是以官员的身份表示问候，更表达了对我的思念。之后他又补充道：或许我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教师。尽管我的表现可能与这一身份有点不符，但我仍是一名教师——而这正是由于我对做一名教师不是很在行的缘故。正是那微微的窘迫，连同那对教材的透彻把握，证明了我的教学能力。在所有的学校里，名副其实的人或许太多了，然而，学生只有通过那些在自己的教师生涯中时而显然感到窘迫的人，那些说话结结巴巴的人，那些失去思路的人才能获得对教材的理解和领悟。唯独这样的人，往后才会作为“我的老师”留在学生的记忆里。“Quin age！（Quin age：拉丁语，同样意为“开始吧”。）开始吧！”

读着这封信，我不自觉地蹲在地上，眼泪也随之掉了下来。可这眼泪并不是因为得到了这番夸赞，而是因为“亲爱的安德烈亚斯”这声称呼，仿佛在漫长的岁月里，都不曾有人叫过我的大名。

我蹲着打开窗户。西风吹拂着我的脖子和两鬓。深呼吸时，我突然猛地一阵咳嗽。这些天里，我没有做过一次深呼吸。一匹马在我身边打起响鼻：其实那就是我自己，一个劲地打着响鼻，好像鼻孔突然长大了似的。

我一般不常用“神情”这个词。但此刻，我的确蒙上了这样一种神情。我似乎看见自己的生命之舟被围困在某个地方，舟身的下半部分已经沉入水中，但突然间，它又灵活自如地动了起来，无拘无束地在水面上颠簸了一阵之后，又渐渐驶远了。即使这流水也许只是一股涓涓细流，而这叶小舟也许只是纸糊的：那种走投无路的绝望感立刻转变为一份悠然自得的闲适。它绝对不是一种单纯的心境，因为它第一次成了我的依靠。

与此同时，我当然也意识到：随着几天前那致命的投掷石头，我自己的死亡也一天天地逼近了。自那以后，我就感觉到体内有个致命的东西堵在那儿。可以掩盖起来——就像刚才那样——，但却无法排除。我不再是一副举棋不定的样子：那当下的无所谓中，增添了悲伤的感觉，与无所谓相依为命。“掩盖”就是“能够”。而“能够”则意味着“我有的是时间”。

我从小凳上站起身来，走到写字台前坐了下来。我翻开维吉尔的《农事诗》，拿起铅笔，在背面的空页上记录下了这么一段话：“没有什么偶然的不幸发生，其实都是命中注定。偶然即命运。不是我一个人的，而是普遍存在的命运。命运就是人的命运。可又不是人的命运，而是人不可分割的部分。请区分人类的两重命运：命运与必然。众所周知，命运就是：死亡。而必然呢？——我只知道，如果我没有经历自己的必然的话，那么我如此死去，就没有实现我的命运。这个必然归我所有：也就是说，只有当我向它发起挑战时，我才有机会去经历我的必然。不幸变成了命运。通过命运达到了自我意识。我，这个主宰命运的人，主宰了自己的命运。自己站起来吧！没错，可不是在法官面前站起来，不是‘投案自首’，而是‘寻找证人’。为什么呢？是为了能向这个人请教。那么谁会成为我的证人呢？——还是‘那个门槛’：为了不错过这个‘门槛’，你就得把步伐收缩成孩子的步伐。不是：停滞不前；而是：放慢脚步。——雾霭中的向日葵。——维吉尔作品里形容木槿花时所用的那个形容词：轻盈。”

在大街通往沼泽地的地方，有一个金字塔形柴堆，是为复活节燃烧篝火准备的，被夕阳的余晖照得通亮。我从一扇窗户走到另一扇窗户，就这么来来回回地在屋子里踱来踱去。这时，山坡上几个零零星星的爆竹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运河里的水流从几个缺口处溢出来。一辆刚被清洗干净的电车正停在山下那个8字形弯道上，车顶上竖起两根又长又粗的电杆，看上去像种鹿场里那头最强壮的雄鹿。一架飞机正在起飞，机身一侧的一排舷窗玻璃上映出了后面那片明亮的天空；一群又一群黑乌鸦沿着飞机在空中留下的那道浓黑的轨迹飞去，就像海鸥在海面上跟着轮船的浪花在飞翔。山脚下的大街上，一个孩子边走边将几只吹得鼓鼓的纸袋——看似复活节爆竹——放在马路上。与此同时，一个少年正在果园里漫无目的地来回乱跑，还一边挥动着手里的鞭子，将它狠狠地往地上抽；他每抽一次鞭子，树冠间便会升腾起一团烟雾。

这一天，桥栏杆上坐着另外一对人。那个男人年纪要大一些，他穿着一件双排扣西装，上衣口袋里塞了一块小方巾，里面还穿了一件白色的衬衣，并且系着一条领带。那个年轻女子则紧紧地依偎在男人的身上，又是嘟嘟哝哝，又是低声耳语，两人的脑袋一直不停地在对方身上蹭来蹭去，额头还会时不时地相互顶在一起。我不禁想象着，如果这俩人不小心跌入运河里，那么便能听见像烧热的东西碰到水时发出的咝咝声了。

除此以外，那条条大街都空空如也。相反，大概人们都挤到教堂里，参加复活节庆典了吧。那一座座山峰呈现出郁郁葱葱的景象，然后变成灰蒙蒙的，最后成了黑魆魆一片。机场上条条灯火通明的跑道让人想起一幅被持续变换的箭头不断击穿的火十字架。地平线上的边境通道上闪着耀眼的光芒，如同一座热闹非凡的工厂。

爱在这座平原上的城市上空翱翔。爱的存在：“城市-存在”。城市-存在：令人愉悦的存在。这个圆圆的地球在我的内心苏醒，伴随着一座白色的玛雅城，它就位于尤卡坦半岛陡峭的石灰石海岸上。还有那个正在炉子边取暖的赫拉克利特（赫拉克利特（Heraklit，公元前540—前480）：古希腊哲学家，因其宇宙论而著名。），冲着那些站在门口的朝圣者喊道：“你们进去吧，这里也有神灵。”我恨不得扑倒在地，但不是独自一人。此时此刻，仅仅一个词语就足够了：“身临其境！”

远处的大教堂终于传来了嗡嗡的钟声，那里正在举行圣餐仪式：圣餐面包化作耶稣的“肉体”，酒化作耶稣的“血”。大钟又连续发出了嗡嗡的两声响，每一声都很短促。听上去，就像一个停止跳动的心脏又恢复了跳动。有一匹马昂起头来，将那双睫毛翘起的眼睛睁得大大的。那些海鸥把嘴伸得比任何时候都要尖，都要弯。

渐渐地，钟声开始在整座城市里此起彼伏。我能区分埃尔斯贝滕、埃根、帕尔施、格尼格尔、圣安德里亚、玛丽亚布莱恩、贝格海姆、费赖拉辛（位于边境的另一端）、拜恩格美茵、格劳斯格迈恩（在这一面）、里弗恩、瓦尔斯、哥伊斯、塔克斯哈姆、格勒第希、阿尼夫、墨兹克和哥奈斯的钟声；此外，我也能区分奥恩教堂、敬老院教堂、寄宿学校教堂、避难所教堂和墨斯教堂的钟声。

夜里，水管曾经发出猛烈的敲击声。那木槿花卷起来，从花茎上掉落下来，发出一丝轻柔的声音。一股暖融融的风一再穿过这间门敞开着的小屋。空气里能闻到一股柴火的味道。第一辆电车还未到达之前，便已传来了电线发出的嗡嗡声，犹如一个弹弓弹去时发出的声音，而后传来啪啪的响声，听上去就像两个曲棍球球棍相互碰在一起。其间，周围已经变得如此寂静，连山间的瀑布声都显得格外响亮。过了一会儿，一曲奇特而洪亮的旋律从平原的一端传到另一端：半梦半醒里——其实这更像一种特别的清醒状态——，那一个个声音相互回应，由此而形成了一串高低起伏的音调。随着火车一声鸣笛，便传来了滚动的车轮下钢轨发出的隆隆声。而这隆隆声很快又被淹没在一条狗的狂吠声中。这狂吠声因为随之而来的树叶沙沙声变成了音节，接着又汇入了阵雨那包容一切的噼里啪啦的雨声里。真的观察起来，你就会发现，这原来不是什么小曲调，而是一首永无休止的主旋律。每一个新加入的声音都继续演绎着这个既定的主旋律，使之不断得到加强。每一个发出音节的物体仿佛都在想象中振作起来，颤动着，变成一个个完美的乐器。首先奏响的是弦乐器、打击乐器和吹奏乐器，其间还恰到好处地和着一声不同寻常的弦乐所发出的音调，仿佛是从一个冰冻的高山湖泊传来的。在街道下方很深的地方，有一个类似震音钢片琴发出的声响，从排水沟盖板上的圆形洞口传了出来，赋予哗哗的雨声以节奏感。以前，我曾和孩子们一起看过一部电影。在电影中，世俗的与超凡的东西就是靠着这样一个不断重复的主题相互协调一致的。难道那脱离世俗的东西也降临在这里了吗？此刻听到的这个声调便是它的信号吗？不是！发出旋律的更多是是那些世俗的东西。一个世俗的人躺在这儿，一边呼吸着，一边做着梦，梦见靠着唯一一张嘴，指挥着这个大地乐团。做着梦？我还从未感到如此清醒。没有比这唤醒曲或者白昼曲更美妙绝伦的了。

伴随着黎明的第一缕曙光，我就起床了，并且擦洗起两间屋子的窗户和地板。屋外的苔藓地呈现出其大地的颜色，有绿色，有棕色，有赭色，还有黑色。上面笼罩着一层雾霭，在太阳快要露头时，到处是一片紫红色。从那苍白的西方地平线上，斯陶芬那陡峭宽阔的山峰展现出巨大的侧翼，闪烁着雪白色的光芒，犹如一个奇特罕见的天体。“可爱的色彩，我们就是靠着对你们的观察而活着。”

我像自己的仆人一样，先把那一件件衣物搭在胳膊上，然后再一一穿到身上：一件蓝白条纹衬衫、一条丝绸领带、一件带双排纽扣的夏日外套、一双黑色低帮皮鞋和一件浅灰色的休闲大衣。在胸前口袋里，我插上一朵已经干瘪得像一根淡红色雪茄般的木槿花。接着，我来到镜子前，久久地注视着自己的眼睛，甚至觉得自己看上去很迷人。我修了修自己的指甲，直到它们都变得又圆又光。我做出一个独一无二的动作戴上礼帽。我把纸币都数了一遍，便卷起来塞进裤兜里。我走出屋子，并没有锁上门。

我在大街上遇见了一位年迈的妇女。她脸上和脖子上的皱纹罗织成了一张由无数小六边形组成的密网。她说道：“好啊，来了个风华正茂的男子！”街边的柏油也裂成了六边形图案。一个身穿制服、脚蹬尖头鞋的小伙子正提着一只大行李箱，从运河的桥上穿过。太阳升起时，苔藓地的一条岔路上跑来了一条狗。它背着光，晃来晃去，像西部牛仔的斗篷车一样。其实，我也是一直朝着西方前进的，当然一再向南朝北地拐着弯，或者索性久久地站在那里原地不动。走着走着，我也会回过身去，朝着东方去。这时，从东边射来的阳光照在我的脸上。在阳光的照耀下，那雾霭并没有从平原上散去，而是变得五彩缤纷。之后，它持久地保持着淡淡的紫色。在这抹紫色的映衬下，树上的粗枝条则显得又黑又浓密。

温特山顶上，唯独在树木生长线以上，还可以看到有积雪。顶峰的高地因为积雪而呈现出斑斑点点的样子。整座山峰看上去轮廓分明，就连每个峡谷和每个岩石尖坡上的细节都清晰可见。唯独峰顶下方的一片洼地看上去像一个云圈，从中不断喷出螺旋形的云雾。然后，有一团云雾像一只巨型山雕，张开利爪，睁着天蓝色的眼睛，追逐在那平原高高的上方。

我迈着大步，跨越这片几乎无人居住的土地，连一个人也没有遇到。只有一次，我看见有个人正走在另一条黑土铺成的小路上。他边走边摘下帽子，向远处的另一个人问候致意。我中途走进苔藓地里的一个教堂，那儿正在做礼拜。教堂里只有几个人，他们正在举行仪式的地方相互握手。每个在场的人都必须说出自己的节日愿望。一位裹着一条点状花纹头巾的妇女说道：“但愿奥地利不会走向灭亡。”而另一个年轻人则大声说道：“但愿我们大家都能成为圣人。”有两个孩子面面相觑，随后咧起嘴大笑着。

听完祈祷祝福后，我便立刻离开了教堂，继续赶路。平原上，有一小块地非常崎岖不平，那里以前曾是一块黑土采掘地，而现在已是杂草丛生。在那片休耕地上，人们划分出一个个小菜园。走进一个类似于牧场的栅栏，有一条砾石路像主大街一般宽，像林荫道一样长，一直通到后面那一排排凉亭大小的木屋前。

远处的机场塔楼就像一个没有手臂的机器人，它是这片平原上最高的一座建筑。我沿着一条从一家啤酒厂的卸货区延伸出来的铁轨，朝着那塔楼靠近。那个车棚是一个黄色的长条形建筑，其中正墙面上只有盲窗。阳光照在上方那块又大又空的三角形玻璃上，又被反射回来。有两只蝴蝶的影子在一扇盲窗旁晃来晃去，犹如在舞池上翩翩起舞，时而相互遮在一起。周围那空空如也的三角形窗口就是一个闪闪发光的自由信号。从草地里的轨道上弥漫出一片亮光，耀眼夺目。一块块枕木使你不得不将前行的步伐转换成类似于老年人的步伐。我离开轨道走上大街后，才又回到原来的步伐节奏上。仅仅有一次，有一辆机车头从这片草地上驶过，从踏板到车顶，都挤满了下班回家的工人。

大街从一条长长的隧道穿过机场区域。隧道出口坐落着一个运动场，有一个活动围栏将它与外部隔离开来。这时，围栏上方片刻间出现了一只白色的球。海报墙上张贴着一幅随处可见的海报，画面中一位身着淡紫色内衣的金发女郎在搔首弄姿，要让人们知道：“这样的曲线多么令人倾慕！”旁边那条长途公路上，来往车辆穿梭不息。那一辆辆闪着前灯的车辆从隧道中驶出，有些立刻把前灯关上了，有些则过了一会儿才关，而另一些干脆就不关灯。（“我们就是这样。”）在这样一辆车顶上扎着滑雪板，而在随后的那辆车上粘着一朵朵花，而第三辆则拖挂着一只小船。这时，一辆车疾驰而过，只见方向盘上有一只瘦削的手，一个女人正叉开手指，夹着一根特别长的肉色雪茄，给人留下了螳螂般的图像。在这没有尽头的车水马龙的上空，与这喧闹不堪、喇叭声此起彼伏的地面相对照，完全无声无息地出现了一个孤零零的巨大飞行物，那是一架正要着陆的班机。一瞬间，它好像停滞在那里一动不动。随着飞机在滑行道上着陆，隆隆的震动声响彻大地。

隧道里，车辆的噪音剧增，变成了怒号和雄鹿发情的嘶叫。这响声透过混凝土墙壁上那一个个圆窗，回响在人行道和自行车道上。那一长串霓虹灯使得这隧道变成了看上去没有尽头的一连串灯和暗室的组合。而在这忽明忽暗中，那些行人要么闪闪发亮，要么销声匿迹。两旁的墙壁上满是涂鸦，画的尽是一个个神气活现或虚张声势的人物形象。那些涂鸦大同小异：“帅哥寻觅美女共度良宵”，“犹太人，魔鬼面包之树”，“母亲，你的儿子到现在都还没有一片立身之地呢！”，“孔德维拉穆尔”（圣杯骑士传说中的一位女王的名字。）。这时，迎面走来两个脚穿绑带靴、头戴船形军帽的士兵。他们见到我，便问候道：“向您致敬，上校先生！”随后来了一个胡子拉碴的男子，他一边骑着自行车，一边和我打着招呼：“你好！”（我又转而对一位正在跑步的女子说道：“别跑那么急！”）隧道里的空气闻上去很清新：它在那一端为西风敞开着大门。那柏油路面已被皮鞋的细高跟和鞋钉凿出了一个个小洞，当你久久地望去，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一条尘土飞扬、带有雨点花纹的田间小路来。

那些被风吹进隧道的树叶则标志着尽头的到来。出口这片地方看上去交织着一片似乎横跨洲际的光亮：从这个视角看去，斯陶芬山呈现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景象；那司空见惯的金字塔山尖化成了三个高高耸起的驼峰，使人能一眼望到远处的风景。那一个个加油站、那一个个仓库，还有那个停机坪都有点像海外殖民地：像火地岛或蒙大拿。

此外，飞机场也相应地变小了，仿佛它并不是这座城市的一部分，而是一个殖民地的代办处。大厅前面那些桦树雪一样白。一棵落叶松上新抽出了许多嫩芽，绿油油的，像一只只异国的小鸟，使整棵树焕发出鲜活的生命力。那个由大石块垒起来的火箭矗立在前广场上，在它的下方，草坪上有一朵含苞欲放的藏红花再现出类似的形状。它那深紫色跃跃欲试，在银灰色的花瓣里显得格外耀眼。

中午时分，天气暖融融的。随处可见的麻雀叽叽喳喳地飞出灌木丛，它们那短小的翅膀上泛着阳光。从毗邻机场的田野里传来一股混着大粪的杂草味，而从后面那片当年罗马人的聚居地洛伊克传来牛群和猪群的叫声。道路两旁的金链花，像一条延伸至地平线的金黄色色带，而一旁那座黄色的加油站也使这条色带看上去更加鲜艳夺目。像往常一样，我总会站在一圈篱笆后面，念着上面写的字“昼夜停车场”、“农家停车场”。

机场大楼是一幢两层建筑。最上面是观景平台，下面一层是餐厅和一家所谓的旅店。旅店里有一条很短的走道，两旁有几间客房。房间很窄，两张床只能一前一后地摆放在一侧。从大部分房间的窗户向外望去，只能看见坐落在附近的塔台和一段封闭的跑道。除夏天外，这家旅店生意萧条，几乎常年都没有客人，充其量也就来几个旅行团在这里过夜，订房的同时也会顺便订一顿餐厅里准备的晚餐，因为夜里通常没有航班。

旅店的前台有一张柜台，摆放在一扇始终敞开着的玻璃门后面。现在，前台像往常一样空无一人。我从服务员那里才能拿到房门钥匙，而服务员同时还在露台咖啡馆里做事，所以我得先把他叫过来，才能拿到钥匙。“所有房间都是空的。”服务员说道。我登记了两个名字：“安德烈亚斯·洛泽”和“蒂莉娅·李维斯”。看来，服务员至少还把其中的第二个当作一个名字来看，因为他问我：“这不是一位女演员吗？”还没等我回答，这个留着浓黑髭须的服务员便又开口了：“要不然是一个飞行员？或者是来自边境那边的人？——我是库尔德斯坦人。”

房间里冷冰冰的，光线也很昏暗。在窗帘轨道下和淋浴房里，氖光灯正在嗡嗡作响。一打开窗户，暖洋洋的春日气息和宁静的阳光便迅速填满了整个房间。中午时分，机场好像停止了运转；只有一架直升机在空中不停地巡视着，一直都在离地很近的上空飞行，就像一架正在海面上搜救的救援机。上方塔楼的小房间装了玻璃窗，屋内的雷达屏幕前坐着一名男子，戴着耳机在看报纸。

我跟随餐厅服务员来到窗前一张餐桌旁，眺望着西边的那些村落和山峰。楼下环绕着一片草丛，中间有一根蓝色的消防栓，颜色酷似路旁的圣像柱。而消防栓的旁边长着一棵像羽毛一样闪闪发亮的褐色云杉。我吃了些看上去颜色较淡的小羊肉，又喝了点勃艮第红葡萄酒。这酒在瓶子里呈颠茄色，而倒入酒杯后，却又呈现出小檗红，所有这些色彩都将周围的景物衬托得更加鲜明。

这天下午我是在洛伊克度过的，就在文物发掘地附近（其中有些坑已经重新填平了）。在那些还未被填平的坑里，几个孩子正在找着诸如马赛克小瓷块等一些被人忽略的东西。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正在笔记本上画着一根古代水管的铸模，他的鞋底上粘了一些并非这一地带的黏土——或许他是穿过田野来到这里的。在一圈粘满泥巴的篱笆里，长着一棵果树，也是里面唯一的植物，上面除了粉色的小花，什么都没有。在上下交叠的两根枝杈上，卧着一只肥母鸡和几只小巧玲珑的山雀，犹如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示意图，仿佛在告诉人们，这里的物种和形态如此丰富多样，这绝对不会是偶然的。

然后，在机场候机厅里，阳光已经变成了橘红色，无人问津的服务窗口显得尤为宽大。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摆着座位的区域里，这个人要么是早到的乘客，要么就是来接人的。这个区域看上去更像属于一个长途公交汽车站。过了一会儿，大厅里的人渐渐多了起来。那些站立的人拖着长长的身影。服务窗口前又挤满了人，行李传输带运转着。那些女人爽快地钻进出租车里，有涂睫毛膏的，有染指甲盖的，也有染黄头发的。这家公司的车是红的，那家公司的是黄的。一个身穿灰色制服的男人挎着冲锋枪，仰着头，半闭着双眼穿过大厅，脸色苍白，表情呆滞，像个死人似的。

尽管人群里空气污浊，令人窒息，闻上去有股变质面包的酸味，但我仍然向着他们走去。

太阳落山了。整个下午，前广场上一直空荡荡的，只停着一长溜亮着灯的出租车。环绕整个大厅的绿色植物随风摇曳，犹如伴随着从袖珍收音机里传来的歌声；一个男孩坐在我身边的座位上，耳朵贴着袖珍收音机，一边听歌一边晃动着身体。一条狗在汪汪地叫着，叫声透过大厅的玻璃墙，听上去变了样，像从赌博机里发出的声音。那架正要着陆的飞机或许马上又要飞往另一个国家。今天是节假日的最后一天：乘客多得出奇，他们下了飞机，或者登机前在另一侧挤作一团。到达的乘客在等待行李，他们站在乳白色玻璃门后，只留下一个个模糊不清的身影，他们的亲人则围在狭小的出口处，不断地挥手或打手势。一位旅客刚跨出机场大厅，就径直迈向车辆租赁处。有一位年轻姑娘像推销员一样靠着柜台，伸出一根手指，把车钥匙递给他。他飞快地用嘴接住钥匙，同时也咬住了姑娘的指尖。姑娘非但没有退缩，反而把手指猛地往里一伸。当这个男人跑向车子时，姑娘把男人扔给她的一张纸条打开，然后把它放在电话机下边。

我正襟危坐，两腿并拢，双手放在膝盖上。大厅外，在通向市区的马路上，在那些司空见惯的红绿灯、交通指示牌和起重机之间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新信号灯：那是一轮正在升起的红得耀眼的圆月。大厅里面，两扇门被站在前面的人挡住了，被站在后面的人堵得严严实实，只看得见一条脖子和臀部的线条。这时，大门之间出现了一个年轻女子。我起身摘下帽子。那女人挤出人群，打了一个趔趄，身子转了半个圈，随之闪到一边，转身离开出口，不过看样子，仿佛她这么做，就是有意要让什么人可以发现她。

没有人来。最后一辆出租车也开走了。那架飞机又起飞了。当它飞上天空时，从温特山山脊上再次传来震耳欲聋的声音。那是飞机刚才疾驶过跑道时发出的声响，整座山都在咆哮，回响震天，而飞机早已越飞越远，像蜻蜓一样大小，最后消失在天际。其间，那个背影图像连同在观察时看到的那条三角披肩在渐渐靠近呢，或者同时不也远去了？当这个身影最终转过来时，机场大厅里几乎人去楼空了。那女子脸上浮现出一种沉思的美；在所有的美人中，她是一个沉思的美人。

她透过玻璃向飞机场望去，然后看着我手里的帽子，仿佛这是事先约定的信号。最后她注视着我的眼睛，这是一次目光的交汇，就连我们在经历恐怖事件后的那种空洞的眼神，似乎也不能抵消这相互的注视。她说了几句话，带着口音，模模糊糊听不清楚。我走向她，与她拥抱。我被相互间仅说的一个词征服了：“你”。

我们缓缓走上二楼，或者说是跑上去的。我从空无一人的前台柜台上取了钥匙。短短的过道仿佛变成了一道长廊。天花板上的吊灯将一排光圈投射到地毯上。除了灯发出的轻微声响外，周围一片寂静。

她有意无意地用臀部碰我。她拿房间说笑。我看了她一眼，她随即又变得一本正经。她在硬橡胶门槛上绊了一下，不知道是装的还是真的。

屋外，大街上飞驰的汽车前灯的光映照在塔顶的斜窗上。机场工作人员的餐厅里，无人就座的桌子上摆着一些糖罐，每个透明罐子上都有一个圆盖子。昏暗的隔壁房间里，窗台上放着一个熨斗和一个奶瓶。

一阵战栗穿过这个昏暗的房间，只有从机场区域里有灯光照过来——在墙上留下彩色的圆点——接着就是悄无声息。有时候，一个蜷缩着身子垂死挣扎的人难道不是会让人觉得像两个相互敌对、进行生死搏斗的人而真伪难辨吗？而此时此刻却恰恰相反：的确是两个人，默默地并排站在一起，不是死到临头，保持着适当的距离，正是这个距离才给人以亲近感。有人问道：“你知道吗？”仿佛两个人拥有共同的回忆。有人说道：“所以，‘软弱’有时也是‘有理’的代名词。”不是“救救我”，最多只是“帮帮我”而已。

尽管房间很狭小，但两个人仍然获得了足够的空间。我们躺到床上，床的大小正合适，床前放着一块餐巾纸大小的白布。我在黑暗中寻找她，愈发深入地触摸她的身体。不，不必寻找，她就躺在我身旁，我感觉到她内心的炽热。我犹豫了——正是由于我的犹豫，她识破了我。是的，这个女子识破了这个男人，却仍坚定庄严地与这个男人合而为一。

在欲望的驱使下，两个身体没有离开彼此，而是紧紧地贴在一起。他们完成那个动作，不像一场令人陶醉的战斗，而像一个盛大的游戏；“游戏中的珍宝”。这个爱意浓浓的夜晚让人感觉似乎身临另一个时空。现在天下起雨来，湿漉漉的水泥路像宁静的湖泊。满月下有一朵像小游艇似的云彩，里面有一对恋人。此时此刻，在你的躯体深处，激情的火花四溅，犹如上方无轨电车的电线。此时此刻，你的肩膀又成了你的脸面。此时此刻，东方的天空呈现出西班牙紫丁香的颜色。此时此刻，这个女人的说话瞬间化作为歌唱：她这样无欲无求；她只是要唱出自己的美来。

那一个个梦接踵而来：我从这个事件中走出来。这时，它沿着长满青草的夜晚山坡走下去。山坡下流淌着一条小溪，在晨光中熠熠生辉，岸边有人影在晃动。你仰着头，向上望着一个女人的怀抱，如同眺望着一个活力四射青春靓丽的穹顶深处——这难道又是一个梦吗？当我试图让自己深信不疑时，一个美丽的陌生女子那双眼睛从容地落在我的身上。——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梦，与另一个人融为一体，成为这个世界中心的主人。

这张陌生的脸上，双眼和嘴唇紧闭，让人想起一尊远古时期的石像，而你却无法确定，它表达的究竟是幸福、狡黠还是危险。接下来，这张脸可能会含笑看着我，可能会对我啐唾沫，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然而，这张脸只是睁开眼睛打量着我。一个女人的声音——不再是某个人——说道：“我得走了，已经很晚了。”

屋外，有一队小型的机场安全车沿着机场滑行道驶去，车顶上闪烁着信号灯。一夜之间，月亮变小了。一辆行李车发出当啷当啷的声响。停车场上打开了一道围栏。机场滑行道尽头的农庄里升起一股炊烟，院子里有一个男人的身影正缓缓走向牲口棚。

当我问她什么时候能再见到她时，她回答说：“事情已经发生了。”这是否意味着我一厢情愿呢？“别提什么愿望，不过问问也未尝不可。”——于是，我问她如何看待我。我似乎渴望人家对我略加描述，“说说你对我的印象吧，也可以是些无关紧要的事情。”

这时，她回答说：“你好像有些心不在焉，同时也让人觉得一点都不满足。况且你有点不修边幅。我渴望得到你，可我不信任你。你良心会有些不安：不是什么偷窃——不然的话，你恐怕早就临阵脱逃了。从你身上可以看得出来，你游离在那些通常的权利之外，而且这种状态是一种痛苦。我既不相信你，又相信你。你很像‘门缝里的那个男人’：他病得很重，还去看望一个好朋友。临别时，他久久地站在门缝里，强装笑脸，眼睛眯成一条缝嵌在眼窝里，像被嵌在打磨得铮亮的眼镜里一样。‘再见，痛苦的中国人！’那位朋友说。”

“那两个人有没有再见面？”

这个会说话的女子没有再往下说，而是放声大笑起来，她自己已站在门缝里，一副极其坦诚的神情。我闭上眼睛，还是听到一种回答：“那位朋友最后对他的朋友说：‘终于来了个中国人——终于在所有当地人中间，出现了一张中国人的面孔。’”

上午，我穿过田野去看望住在瓦尔斯的母亲。她住在养老院里。养老院坐落在一个宽阔得几近空旷的村庄广场上。我们坐在花园里一棵梨树下的木椅上，树上白色和粉色的梨花开得十分灿烂。

起初，她把我当成了给她送钱的邮递员，随后又一再叫着不同的名字和我说话。当她认出我时，便咯咯地笑个不停。她闭着嘴，要遮住残留的牙根。她的眼睛非常明亮，脸就像孩子的脸一般大小，脑袋缩成一团。她正在吃煮鸡蛋，与其说是咬，不如说是抠出来吃；吃着吃着，彩蛋壳落到她怀里；她一口吞下蛋黄。她久久地注视着我，最后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冷酷无情的年代，不是吗？早在你被迫去参军之前，我就一直对你的处境感同身受。”她问我最近在忙什么时，用了“瞎忙活”一词：“你，还有你的瞎忙活”——一个约定俗成的表达方式，不可对它又贬义理解，多多少少要表明一种诧异的关注。接着她又说了另一句奇特的话：“没有你，我恐怕早就失去信心了。”她这是在说谁呢？有一次她说：“你小时候，我经常拿饭勺揍你。”她肯定指的就是我吧。后来她又一次提到我：“你爸和你都像是拉锯人：你们被拉来拉去，奔波在家乡与各地之间，可你们在哪儿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临别时，我把一些钱放在长椅上留给她用。她为此而好多次欢叫着，并且围着那些纸币，艰难地踏着步子舞动起来。不一会儿，养老院的其他几个老太太也加入进来。

我穿过广场，走进教堂，在纪念堂那里翻看着那本大书，里面有那些阵亡士兵的照片。战争伊始，我父亲就阵亡了。他从未见过自己的儿子。从他那张包在塑料皮里的照片上可以看出，他和相册里的其他人不大一样，鼻子下面没有蓄须。也许照相的时候，他年纪太轻，还没有留胡子。

从教堂顶上的平台望去，下面是一片低地，萨拉赫河（萨拉赫河，是萨尔察赫河的支流，德国和奥地利的界河。）在此形成了与德国的边界：一条冰冷的山间河流，宽阔的河床上到处堆满小鹅卵石。平滑的石块会被河水成堆地冲到对岸的灌木丛里。然而，每一次，我身上的一切都让对岸那个国家索取得荡然无存——仿佛那虚无就是从那里开始的，永远。

就在当天晚上，我已经站在另一条河的岸边。下午早些时候，我乘飞机从苏黎世飞往米兰，并在那里搭上了开往曼图亚的火车。往南几公里坐落着一个名叫“皮特罗”的村庄，以前叫“安德斯”，被视为维吉尔的出生地。水坝后面，明乔河流经这个村庄，维吉尔曾用“神秘”一词形容它。它“缓缓地蜿蜒”流经伦巴第低地，“轻柔的芦苇缠绕”着河岸，维吉尔的作品里这样说道。如今，明乔河不过是条狭窄的小河。然而，身临其境，我却看到：事实并非如此。这条河和两千年来人们对它的描述却不太相符。它在此处或彼处分成好多条支流，其间矗立着一座座林木茂密的小岛。

白色的睡莲，花蕊呈黄色，忽高忽低地散落在这条缓缓流淌的河中。小鱼儿腾空跃出水面。一只布谷鸟在小岛树林里啼鸣。一只鹭鸟从河面上掠过。河对岸，远处一家炼油厂的“火炬”正在熊熊燃烧。

那是一个温暖而明朗的夜晚，路上没有人，只有从一个没有筑围墙的狗窝里传出狗叫声，就像不同的乐曲倒带时发出的声音。鸟儿飞过时，扶摇直上冲向天空。我脱光衣服，潜入浑浊的水里，直到水打在脖颈上。

重新穿好衣服后，我往西走进村庄，坐在一家名叫安德斯的小饭店前。这个饭店位于两条铺了柏油的乡间小路交叉口，周围是一大片玉米地，几乎每株半大不小的玉米上都有一只麻雀。维吉尔未曾听说过玉米，他也不认得相邻农田里种的马铃薯、西红柿，还有从其他大洲引进的“长着柔软的小叶子，在风中比其他树发出更大响声的洋槐”（这是我儿子从自然课上学来的说法）。

在返回曼图亚的路上，我漫不经心地穿过这片耕地，田间有许多没有架桥的水渠。大多数水渠我都一跃而过，而其中一条太宽了，我只得游过去（我先把衣服团成一团扔过去）。一种被人们称为“熊掌”或“爪子”的、供兔子食用的野草，在这里看上去纤细得多，观察时间久一些，会发现它真的像“卷曲的叶蓟”。接骨木长得十分矮小。“为喝酒的人们遮荫的梧桐树”像修剪过的篱笆似的立在田埂边，一串串去年的干桐铃随风发出阵阵声响。

夜里，我梦见安德斯村坐落在一个海湾里。在另一个梦里，我看见了母亲的那张空床。她的睡衣平铺在床上，受伤的身体留下的印痕清晰可见。

第二天一早，我从米兰飞往撒丁岛上的阿尔盖罗。在撒丁岛上，连续两个夏天里，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有一次，我从船上望去，阿尔盖罗犹如一座白色的城市。从此，这个岛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都不用说”，“可以保持沉默”。飞行途中，广袤的大海在闪闪发光，两条渡船迎面驶过。飞机着陆后，水泥场地中间，那些行李小推车上的小纸条在迎风飘扬。

我一整天都待在偏远的拉格蒂巴拉茨，它被海上的一道沙丘隔开，是撒丁岛上唯一的天然淡水湖。除了其他人留下的脚印以外，只有我一人待在那里。我光着脚站在水里，踝骨以下埋在黑色淤泥里，一条小水蛭咬了我一口后变得粗厚，继而又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用手指夹住一只朝我飞过来的蝗虫，几乎有麻雀那么大，锯齿状的腿在我皮肤上划出一道裂口。湖边高大繁茂和芦笋般绿的柽柳和汩汩的蓝色湖水汇成了一道流动的风景——“流动的柽柳”。后方沙土色的高地上有一头深色公牛，它始终一动不动地趴在那里。在回车站的路上，那块我曾经用来“杀过人”的石灰石头上已布满了红尘土，石头里的小圆洞像手指一样。村里有个孩子看见我一直光脚走路，朝我喊道：“你没有鞋子！”随之就应声站起来了。

第二天——我本该又要在萨尔茨堡上课了——我途经阿尔盖罗那家所谓的“残疾人”收容所。它叫“多莫斯慈善机构”，被一条河岸街与大海隔开。那些智障者大多是年轻人，他们几乎都背对着大街，坐在院子里一条长椅上。有几个从篱笆桩向下好奇地打量着那些过路人。有一个人摆弄着手指，仿佛有一个口琴似的，无声无息地吹着。我与他面面相觑；可那个坐在凳子上的人赢了：我垂下眼帘走开了。傍晚时分，我又回来了，并且准备应对那个好像吹口琴的人。他始终原地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我们久久地相互打量着，面无表情，同时也没有凝视。最后，有人在篱笆后面使了个眼色，站在我对面的这个人转过身去，但不是面带被征服的表情，而是漫不经心的样子，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片刻间，不再存在什么弱智，更多只有其狡黠的扮演者。“讨厌的笨蛋！”他说。

第二天，在去岛中心的车上，我又一次与一个婴儿玩起这个游戏。之前，这个婴儿把头靠在坐在前排的母亲肩膀上，久久地盯着我看：当我回过头看他时，这个婴儿像被看穿了似的转过脸去，搂住母亲的脖子寻求躲避。然而，他同时又微微一笑，仿佛他如此被看穿后感到如释重负似的。母亲和孩子的脑袋紧靠在一起。我回到海岸边。周日早晨，我又去了收容所。在露天树阴下正在举行弥撒。突然间，一只壁虎掉下来落到神父肩膀上。当他举起白色圣餐饼时，这块饼在阴影的遮挡下看上去像一轮落日。那个辅助弥撒的侍祭趁神父布道的时候在逗弄一只蜘蛛。那些傻子挥舞着双手，掌声不断，絮絮叨叨地喊来叫去，或咕咕哝哝，或喃喃自语，或哇哇乱叫，或咒骂，或哀叹，谁都听不明白。有只麻雀在土坑里又是竖起羽毛，又是抖动双翅，变成了一切可能的动物：一只老鼠、一只乌鸦、一只公鸡、一头狮子、一个海豚；一幅字谜画。阿尔盖罗前这片海面上时而波澜起伏，时而线条柔美，时而险象环生，犹如一条长卷文字。一只鹦鹉卧在前面一个放在石灰块上的鸟笼里，一声不吭。

我晚几天回到萨尔茨堡，在学校里报到上班，这不是梦。那个坐在校长办公室里的朋友只是说了句“没什么”，就和我一起去教室，替我把门打开。不过在去的路上，他久久地注视着我，显然有些犹豫不决，不知道该把我当作一个不可救药的和失败的，还是一个变形的人来看呢。

教学大楼是当年皇家的步兵营，坐落在萨尔察赫河岸边。教室的墙壁很高，十分明亮。我从未见过这么多不同颜色的眼睛，我觉得每种颜色都很美。上课的时候，教室里出奇地安静，直到我忍不住发话：“为什么你们不说话呢？你们毕竟得说话呀。”我让学生们害怕了。不过之前他们也一直都很怕我呀。

对岸市政供暖公司的烟囱里冒出的白烟，指示着风向。从铁路桥上传来的声音可以辨别出什么样的火车正在开过：客车发出嗡嗡或隆隆的声响，货车则是轰隆轰隆地驶过，而其间听到的咣当咣当的响声，则是调度机车头发出的。站在这里，我油然觉得很幸福；不是永远，而是暂时待在这里。我把身子探出敞开的窗外，沿河往上看到阿尔姆运河支流上泛起的浪花像瀑布一样注入萨尔察赫河。这座城市上空突然闪现出光亮，让所有的房舍，甚至连要塞城堡的墙壁都蒙上了柔和的色彩：整个画面看上去不是背景或表象，更像童话，庄严而静谧。同时，我也觉得明白了，有些东西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的一部分连同那个被石头砸死的人一道坠落到岩石上。我不再参与其中了，或者无论怎么说我玩起了另一个游戏，或者仅仅是一轮安慰而已。这个世界笼罩着忧伤；忧伤是这个世界的组成部分；在扭曲着，在失去色彩。撒丁岛上一个不堪入目的情景闯入我的脑海：一个住宅区，名叫佛基亚，战争期间，是那个独裁者的随从让建在这座白色城市旁边的。这里再也没有一座建筑不存在门槛，房门无非一个窟窿而已。“肮脏的民族！”我在教室休息室的桌边大声说道。这里原先是兵营的拘留室。邻桌有人回答说：“好样的，洛泽！”当我抬眼看去时，我才发现我在这里已经属于那些上了年纪的人之列了。

这一天的最后一堂课，我是这样开始的：“希腊语中lalein（Lalein，希腊语，意为“闲谈”。）等同于我们德语的‘呓语’。不过，诗人也把lalle（Lalle，希腊语，意为“卵石”。）称作卵石。”这时，我又站在窗前，看着那条春天的河流向前奔腾，风在河里画出一个密密麻麻的横条图案，一直延伸到两边的天际，犹如一场空空如也的划船比赛。“我会没有爱的，”我心想着，“我会没有爱吗？——无论如何我再也没有把握了！”

那忧伤骤然变成了某种彻头彻尾另外的东西：从未如此经历过的东西，传奇的东西，闻所未闻的东西，同时立刻又是显而易见的东西，简直令人振奋的东西——它就叫做“孤独”；不是我的命运，而是现实存在。这个词由于有一幅画面，就显而易见：在一条清晨的大街上，一幢房屋入口前立着世界上最短的栏杆，几乎不到手掌长，只是为一级台阶设立的；但它是弧形的，打磨得锃亮，在清净无比的空气里闪闪发光。

几天后，我在橡树住宅区的超市里经历了一次小小的奇遇。（这是我写这部小说的原因。）也许出于防盗考虑，超市的天花板上安装了一块斜面镜子，我无意间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脸。人们总说，孩子都像自己的生身父母，然而，在这个时刻，我的感受则截然相反：并非像别人有时断定的，我的儿子长得像我；而是我——一个成年人——长得像我儿子。先人和后人的相似性通常都会使我更加感到不快，甚至让人难以容忍：但是，现在这个相似性却恰恰相反；除了我自己以外，恐怕没有人会察觉到这一点。这个相似性不涉及容貌，而是眼睛；不是眼睛的形状或颜色，而是眼神，“观察的眼神”。“我在这里看到了自己独有的东西！”我寻思着，片刻间觉得自己如释重负。超市最后面的角落里是肉食专柜，有两个白衣女子在全然的沉默中站着。屋外，一辆汽车从桥面上隆隆驶过。在这个橱窗前，笼罩着一片巨大的神圣氛围；一道光的彩虹横跨在桥面上。“可怎么会有这样的观察呢？”我稍后这样思索着。——回答是：“创伤。”

在接下来的周末里，我回到哥伊斯的家里。“哥伊斯、瓦尔斯和塞岑海姆可是好地方啊”，平原西边的三个村里，人们都这么说。这就是说，那里不再存在当年那贫瘠的沼泽地了。屋里正好没有人。我在工具棚里打磨好那把经过冬天而生锈的镰刀。然后去果园里割春天的第一茬草。

果园里有很多树冠常常交错在一起的树木，奇异地包围着那个小小的“教师之家”，更确切地说，与之般配的似乎是苗圃和草坪。那黄色的房屋正面被一个空棚子遮掩着。这里以前长着形状像心一样的杏。整座房子看上去，就好像是从别的什么地方，从城市一个居民区或者郊区挪到这个偏远村庄里来的。门边上那棵月桂树郁郁葱葱，布满透光的枝条；椴树花、梧桐树花絮、从毗邻耕地里飞来的谷壳都落在上面。

这是五月初的一个傍晚，天下着雨。我依然在茅屋前劈柴，把葡萄藤周围的土翻松。葡萄藤上已长出毛茸茸的叶子。我坐在院子后面一条草凳上，因为有树阴遮蔽，凳子干干的。片刻间，快要落山的太阳出来露了露脸。

先是我女儿回来了，还有另一个女孩陪着。女儿自己有钥匙，两人进了屋，并没有发现我。昏暗的楼梯间里一直没有人，此刻亮起了灯。从敞开的屋顶窗口看到两个人正用手托着脑袋，从屋里传出了流行歌曲，伴着两位听众的表情，曲调听起来尤为柔美。我们也曾爱听流行歌曲。两个女孩又是窃窃私语，又是咯咯地笑着，又是相互嗔骂，又是互相取笑。这时，她们额头、脸颊、脖子和肩膀透出新娘的光彩，如此耐心，如此信心百倍地等待着新郎。哦，青春啊！哦，充满年轻的世界啊！

妻子的车停在屋前。她已经从大老远看到我了，朝我做手势。她越过边境去基姆湖郊游了，然后坐船去岛上玩。“没有人来哥伊斯游玩。”雨中游览基姆湖女士岛，使她“心旷神怡，不寒而栗”；湖中央有个电话亭；有个醉汉看着她，“像个独眼龙”。湖岸“在蒙蒙细雨中有点像北海的景象”。

言谈间，我又看了她一眼。多年前我追求她时（我居然追求过别人！），我曾在给她的信里写道：“我们来自两个不同的星球，我来自无忧星球，你来自烦恼星球。”面对眼前的访客，她精神振奋，神情严肃。一般来说，面对另一个人时，我会先看到身形——“身材”，而这里却只有眼睛，近乎黑色；下面是洁白的项颈。（我知道，不管怎么说，描述别人都是不合情理，尽管如此，我有时觉得非得要谈谈她不可。）

我去迎接儿子，他大概还在从操场回来的路上。我们在乡间小路上相遇了，这条路穿越了一片玉米地。有一次，我在沼泽地里看到一个腿脚残疾的筑路工人，肩上扛着工具。现在我也看到儿子手里提着装球的袋子，行走在这片天空下。他在路上迂回曲折绕路前行，但是目标很明确，我还听到了牛仔裤腿的摩擦声。

然后，前来拜访的是那个厨师。吃晚饭时，全家人聚集在西边的花园里。女儿的那个朋友也来参加了，她晚上会在这里过夜。天黑还早着呢。从那些农户院旁的粪堆里，那一根根探出头来的秸秆闪闪发亮；果树下的草地上闪闪烁烁。高速公路上传来车来车往的呼啸声。边境站离这里很近：一个像油田一样的火炬出现在半圆形山丘上的树丛中，最上边是犬牙交错的云杉树冠，这让人想起一头沉睡的野猪；前面那座白色的小教堂在深色的山丘映衬下，扩大成了主教教堂。

阳台上，天气变凉了。那个客人拿着木柴在走廊里的炉子上生起火来。一棵产自沉默之岛（撒丁岛）的“矮棕榈”——据说这一树种只有那里才有——摇曳着自己的扇叶。树底下，趴着一只古怪的野兔，不停地抽动着鼻子。两个姑娘中有一个说，她想要一幢房子，所有的东西都要有自己的房间：一个存放石头，一个养花养草，一个专门放鞋。一阵轰鸣从东边的机场传过来，那是飞往“法兰克福”的飞机，接着是“林茨”，再下来是“阿姆斯特丹”。

厨师在洗餐具。妻子拿着一本书走进厨房，从一对生活在世纪之交的夫妇的通信中朗读起一段来：“因为你长久的远离，我获得了一种倍加高尚的生存，更为振奋的精神，对此我似乎向来一无所知。”她情不自禁地又加了一句：“这是一个性别说给另一个性别的话，这难道不也是人跟上帝在对话吗？”之后，大家一起看电视新闻，最后就是那惊呼：“然而，无论怎样，某种永生毕竟是可能的！”

我走上阁楼，敲了敲儿子的房门。他压低声音向我表明：“别这样毕恭毕敬地站着。”再说吧，或许他的同学已经告诉他，我毫无目标地在城市里东游西荡，“像个精神病患者”；有人也讲过，我从公用厕所里跑出来，清洁工在我背后喊道：“走着瞧吧，你再不来才怪呢！”有一次，他亲眼看见我坐在长凳上，两边都是塞得鼓鼓囊囊的塑料袋，“像个城市流浪汉”。

房间里只有台灯亮着，屋顶半明半暗。搁架上摆放着许许多多小玩意儿，绝大多数是金属和玻璃制品。在它们的映衬下，靠近写字台的那堵墙闪闪烁烁，犹如一个夜间飞机驾驶舱的仪表台。此时此刻，外面那片平原尽收我们眼底。绿色是一天最后的色彩。随之，一切都变得昏暗，到处闪现出一道道光环。我坐在儿子的工作软椅旁边的凳子上，说道：“我有些事情要告诉你。”接着说道，“我的故事的名字叫‘门槛的故事’。”

这个讲述的人在开始讲以前，儿子照例又一次打断了他，身子转向自己说：“停！一切的关键就是要找到那正确的顺序！”讲述中，他始终耷拉着眼皮，偶尔也眨一眨，像不可一世的样子。他以这样一句话结束了自己的讲述：“我需要你当我的证人。”

这位听众是这样回答的：“我觉得，我的父亲有时有些倔强。”

这个讲述的人睁开眼睛，松开手，叉开双腿，正襟危坐，深吸一口气，然后越过儿子的肩膀，急切地眺望着空旷的远处，仿佛他期盼着什么人，或者想起了什么人；或者正在聚精会神地构思着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讲述。（讲述则意味着：从前、现在、将来——意味着：未来！）然而，他首先躺在儿子房间的地板上睡着了，有人后来给他盖上被子。他睡了一天两夜。他做了一个梦：“这个讲述的人就是那道门槛。他必须保持镇静，自我克制。门槛的韵味何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