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修筑长城的真实原因

秦皇岂无德，蒙氏非不武。岂将版筑功，万里遮胡虏。

团沙世所难，作垒明知苦。死者倍堪伤，僵尸犹抱杵。

十年居上郡，四海谁为主。纵使骨为尘，冤名不入土。

唐代文人于濆的一首《长城》，道尽了两千年前秦始皇修长城的无限悲凉。那道盘踞在重峦叠嶂之间，蜿蜒于无垠沙漠之上，气势恢宏，坚固雄伟的万里长城，立千年而不倒，其磅礴浩大之势，令万代叹服。而其背后的辛酸，不得不令人想起那句荒唐的谎言谶语：亡秦者，胡也。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完成统一霸业，中原大地上唯吾独尊。然而，他并没有陶醉于一统天下的成就之中，而是一直忧心忡忡，不断谋求维持大秦帝国长治久安之法。公元前220年，秦始皇开始巡游天下，真切地感受到西部边陲之地与东部临海之滨在经济文化水平上的差距，同时也为一种流行于齐地的方术深深吸引，从而对求仙问道、长生不老之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一位略微精通方术的方士——卢生，逐渐成为秦始皇的宠臣，并成为刺激秦始皇修建长城的重要原因。卢生虽为方士，但对秦始皇的施政方针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当时正值壮年的秦始皇，对生死问题有着极为紧迫的危机感，尤其是在两次出巡途中遇袭之后，内心的恐慌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在他看来，帝王的长生不老似乎与帝国的长治久安有着必然的联系。为求长生不老药，秦始皇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求仙、封禅无所不用其极，甚至派徐福带3000童男童女前往东海求仙问道，规模之大史无前例，但却一去无回。

秦始皇在现实之中无法找到巩固帝位之法，便寄托于神秘莫测的方术能为他带来一线希望。他多次派遣卢生去各地寻仙问道，卢生却屡次无功而返。数次之后，卢生再无法用那些阿谀奉承、溜须拍马之言敷衍了事，竟信手拈回一本《录图书》，谎称这是一本谶书，更妄言其中记录了一个惊天动地的秘密：亡秦者，胡也。

卢生一句搪塞责任的谎言，结果却催生出万里长城，这大大出乎他的意料；然而能够投秦始皇所好征伐敌手，则正中卢生的下怀。他给秦始皇找到了一个可以释放焦虑与不安的打击对象，同时也给秦始皇找到了机会，一泄当年想攻打匈奴而不成的积怨。也因此，引发了一场空前的历史大震荡。

今日之长城，已再无当年御敌戍边之功用，它以其恢宏磅礴之势，给世人留下了对奇迹的无限感慨，以及对大秦帝国一代帝王的功过评说。

司马炎传位“傻儿子”，竟是出于同理心

晋武帝司马炎，英明神武，纵横沙场，为晋王朝耗尽了自己的半生心血。然而果敢英武的晋武帝却做了件让后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事，他居然将辛苦打下的江山交给一个傻儿子来继承，致使西晋王朝昏暗动荡，最终成了一个短命王朝。晋武帝为何如此做？

公元259年，司马炎的夫人杨艳生下他们第二个儿子司马衷。由于大儿子已经夭折，所以他们的二儿子成为实际意义上的长子。司马炎很高兴，曾私下对夫人承诺将来一定让其继承大统。

其实司马炎一直觉得这个儿子有些不对劲，等司马衷长大了一点后，才发现儿子有点傻。司马炎对此很发愁，担心司马衷会丢了祖宗开创的家业。所以司马炎并没有盲目地兑现当年立司马衷为太子的承诺，他需要进一步观察。可没想到，观察一段时间后，晋武帝证实了自己的想法，心更凉了，于是他便和杨皇后商量更易太子。杨皇后并不是不知道儿子的问题，也不是不清楚册立傻儿子为太子意味着什么，但她还是坚决反对丈夫的意见，说孩子还小，到底傻不傻也要等他长大了才能知晓，现在下定论显得太早。她还说自古以来立太子都是立嫡立长不立贤，怎么能够因为太子稍微笨了一点就随便更改规矩，坏了祖宗的制度呢？晋武帝想想，皇后的话也有几分道理，于是就把这件事暂时搁下了。

然而杨皇后却害怕夜长梦多，天天缠着晋武帝。最终，晋武帝在司马衷九岁那年立他为太子。

杨皇后竭力让晋武帝册立傻儿子为太子，除去为自己家族利益考虑外，还因为母性迫使她做出这样的决定，也正是这种母性淹没了她仅有的一点理性，为短命的西晋王朝埋下了祸根。

而晋武帝之所以下定决心立傻儿子为太子，除了杨皇后软缠硬磨外，还有他自己心理上的原因。作为司马昭的长子，晋武帝一向不太受父亲重视，甚至数次险些丢掉储君的位置，有这样经历的晋武帝才会下意识地保护自己的长子。

公元290年，晋武帝司马炎病逝，于是傻儿子司马衷即位，他就是晋惠帝。然而这个傻皇帝，完全被皇后控制着。一年后，皇后发动政变，杀死辅政大臣杨骏，接着又发生了“八王之乱”。公元316年，刘渊的侄子刘曜攻破长安，俘获末代皇帝司马邺，西晋就此亡国，然而这距离司马炎病逝才25年。

北魏开国皇帝是否是精神病

拓跋珪，北魏开国皇帝，一位不折不扣的传奇人物。他白手起家，一路奋勇拼搏、策马扬鞭，从西北边缘地区挺进中原核心地区，建立了北魏帝国。为稳坐江山，他继续开疆拓土，北征西讨，纵横驰骋，功绩显赫。同时，拓跋珪还积极效仿中原的各种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对北魏的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进行了改革，以便彻头彻尾地、由内至外地来一个从胡人到汉人的大转身。最后，他成功了，北魏帝国一统了中国北方。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是这样一位盖世英雄，30岁以后却全然变成了另一番模样，前后判若两人。

30岁后的拓跋珪精神有点异常，常常焦虑不安，闷闷不乐，严重的时候接连几天水米不进，连续几夜不睡觉。平日嘴里还念念有词，时而笑，时而怒，时而哀，不知道在和谁说话。他还开始怀疑身边人，就连他以前的亲信都怀疑，而且变得极度敏感，身边的人稍有一点点异常举动，如面部表情变化，打喷嚏、打哈欠，话语不清等，他都将其认为是他们对自己怀恨在心的表现，并对他们劈头盖脸地大骂，弄得人心惶惶，气氛异常紧张。一位横扫天下的英雄怎么突然间就变成这样了？

有人认为拓跋珪之所以这样，是其作为夷族固有的天性所致。也有人认为拓跋珪的异常行为，是因为他后期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并且还对拓跋珪为什么会患上精神病做出了进一步分析和说明。

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和道教盛行，几乎人人都希望能长生不老，北魏帝拓跋珪自然也不例外。为了使自己活得更长，拓跋珪服食了大量当时流行的一种名为五石散的药物。这种药中含有铅、汞、锰、硫、砷等有害金属元素，长期服食此药物，容易引发药物中毒，产生精神障碍。拓跋珪之所以会精神失常，也许就是因为他服食了大量的五石散。此外，拓跋珪患病还与其当时的处境严重刺激到其精神有关。建立北魏后，拓跋珪虽然已入主中原，但他的政治统治不断受到中原汉人的威胁，皇位难保。面对这种困难境地，拓跋珪极其苦恼，无计可施，过分焦虑的心情也导致了他精神上的分裂。

以上猜测终归是猜测，北魏建国皇帝是否真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仍然是疑团。

总有皇帝想弃位出家

不愿当帝王却想当和尚，听起来有些不可理喻，但历史上还的确就是有这么几位皇帝，脱下龙袍，换上僧袍，走下殿堂，走进庙宇。

身为一国之主，先后几次舍身佛寺为奴，再由臣僚用高价“赎”出。这种咄咄怪事的主角，乃是梁武帝萧衍。

萧衍，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人，公元501年发兵攻入建康（今南京），灭齐建立梁朝。他原来信奉道教，但称帝三年后，便下诏宣布自己舍道事佛。他广建佛寺，仅京城建康一处，寺院就多达500余所，僧尼10万余人。他本人也被称为“皇帝菩萨”。由于他的倡导，汉地僧尼改变了原来食三净肉的习惯，改为完全素食。

几次北伐失败后，为博取美名，他曾多次出家当和尚，只是他当和尚纯粹是作秀，并非真的皈依佛门。

公元527年，萧衍到当时建康最大、僧侣有数千人的同泰寺进香时，忽然脱下龙袍，要做和尚，说是舍身佛寺，为国家祈福。不过，三天后，他又灰溜溜地回去了。

此后不到两年，萧衍又一次舍身同泰寺。他对大臣们的哀求置若罔闻。两个多月后，大臣们终于明白皇帝的心意：给同泰寺捐钱。于是，大臣在捐钱一亿万后，才把他“赎”了出来。

此后，萧衍又去“舍身”了两次，每次都以身价一亿万钱让大臣“赎”回来。

公元546年三月，年近80岁的萧衍又进了同泰寺去讲《三慧经》。这次是白天讲经晚上回宫。一个月后，同泰寺着了一场大火，把庙里的泥像和佛像画都烧光了。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佛祖并没有保佑这个虔诚的弟子。公元548年，叛东魏降梁的侯景发动兵变，第二年，梁武帝在饥饿和疾病中凄凉地死去。

历史上，当过和尚的皇帝如梁武帝、明太祖，是众所周知的事。据说，唐朝还有一位，鲜为人知，那就是唐宣宗李忱。他究竟是否做过和尚，至今仍有争论。

唐宣宗较有作为，有“小太宗”之誉。野史载，李忱是唐宪宗李纯的小儿子，因为有才能，深遭他那两个做皇帝的侄儿唐文宗、唐武宗的妒忌。唐武宗登基后，曾派人将光王李忱抓来，浸在厕所里。有个叫仇公武的宦官假意借口已杀死光王，而将其送出皇宫。李忱削发乔装为僧，最后在浙江盐官（今海宁）镇国海昌院（安国寺）当了一个小沙弥，方丈齐安还替他取名为琼俊。几年后，武宗病死，李忱返京当了皇帝，他不忘方丈恩德，赐其“悟空国师”的谥号，并将禅院扩建，取名为齐丰寺。

据康熙时《海宁县志》说，齐安亦系“帝子”，自幼落发为僧，为唐末一代宗师。李忱与齐安关系密切，缘本深远。

也有学者认为，唐武宗曾进行灭佛运动，引起僧人的愤恨。宣宗即位后，重兴佛教，这些僧人感激不尽，大造舆论，编出此事。

正史中也有些蹊跷。比如在《旧唐书》中就记载有唐宣宗在还是光王时为了避祸，假装痴呆，文宗、武宗常常在宴会上把他当作笑料等语句。接着又云：“宣宗皇帝器识深远，久历艰难，备知民间疾苦。”让世人产生疑问：此话从何而来？武宗病死不几日，唐宣宗便即位，时间仅相隔10余天，宦官们为何那么容易就将他找到？此外，宣宗恩怨分明，他即位后，为何不对武宗进行报复？

看来，唐宣宗是否当过和尚一事，仍需一番探究。

皇帝“惧内”，也很怂

不但市井间有些男子会惧内，就是君临天下的帝王同样也会惧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位皇帝便是晋惠帝和隋文帝。

晋惠帝的皇后贾南风是历史上著名的丑女，她身材五短，面目黑青，鼻孔朝天，天包地大嘴，眉心有大块的胎记，而且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恶后。她不仅横行后宫，还祸国殃民，几乎毁灭了晋国。

贾南风对于晋惠帝司马衷能够登基称帝也是有一定功劳的，当初司马衷还是太子时，司马炎曾因为他的智商低下，而想要废除太子。令司马炎改变这一想法的是一篇文章。那是司马炎给司马衷的一份试卷，不善学问的司马衷本想让其他的侍从官员来回答这些问题，这时太子妃贾南风却觉得这样不妥，如果让那些人代写，他们的学问都在太子之上，一定会被识破的，于是她找了几个没什么学问的太监来答这份试卷。

当司马炎看到这些答案之后，他并没有怀疑这不是太子写的。相反，这份虽然答得差劲，但也还合情合理的试卷，让他对自己的儿子有了信心，他相信司马衷是一个既纯朴又明辨事理的人，于是他再没有废除太子的想法了。所以，司马衷能够当上皇帝，他的皇后贾南风有一定功劳，贾南风也正是因为这样而居功自傲，横行于朝野。

贾南风是一个性格彪悍、粗暴善妒的人，晋惠帝司马衷的一生都是在她的阴影下度过的，他十分怕贾南风，却从不敢反抗她。

贾南风嫉妒心极强，她不允许司马衷亲近其他妃子，她曾亲手用长戟捅死了一名怀孕的妃子，皇后的性格如此残暴，司马衷再也不敢和其他妃子亲近了。

贾南风手握重权，操纵着司马衷。她大肆地豢养男宠，从不避讳司马衷，作为皇帝的司马衷一直生活在贾南风的阴影中，毫无自由、胆战心惊地度过每一天。

除贾南风之外，亦有一位皇后令皇帝深恐不已，即隋文帝的皇后——独孤氏，她是一个比起贾南风端庄贤淑很多的女子，但是作为家世显赫“三朝国丈”独孤信的三女儿，她也是一名行事果断、态度强硬，同时嫉妒心强的女子。

隋文帝喜欢独孤皇后的知书达理，但是同时也十分厌恶她的嫉妒心。隋文帝对独孤皇后始终抱着一种又爱又恨又怕的心理，也正因为如此，隋文帝杨坚和独孤皇后斗了一辈子。

独孤皇后嫉妒心强，又独断专行，她从不放心让隋文帝杨坚独自外出，以免他和其他女子有染。所以即使是上早朝，独孤皇后也要和杨坚同辇而进。等到退朝后，她又和杨坚一起返回寝宫。这样，一方面独孤皇后成了隋文帝杨坚的“贤内助”，另一方面，她也达到了监督杨坚的目的。

但是再严密的防范也终有疏漏。一次，杨坚在仁寿宫偷偷地临幸了叛臣尉迟迥美貌的孙女。这件事杨坚做得十分隐秘，但是最后还是被独孤皇后知道了。对于杨坚的作为，独孤皇后十分生气，于是她便在杨坚上早朝时，将尉迟迥的孙女杀死了。

当杨坚下朝得知此事之后，十分愤怒，但是他又十分惧怕独孤皇后，不敢处罚她，于是火气十足的隋文帝杨坚选择了离家出走。他骑着马狂奔了20多里来到了一个山谷之中，他感叹自己虽然为一国之君，却完全受制于独孤皇后，没有自由，他甚至有了不再做皇帝的想法。后来他被紧追而来的杨素、高颎等劝回了宫殿。这次的事件让独孤皇后也变得有所收敛，不再那么嚣张了。

在世人的眼中，皇后大多是温柔贤淑、胸怀宽广的，而皇帝更是掌握着所有人的生杀大权，说一不二的。所以像晋惠帝和隋文帝这样惧怕皇后，甚至因为皇后的管束，而逃离皇宫，在自己妻子的管束下度过了一辈子的皇帝，实属罕见。

李渊起兵反隋多亏了儿子

隋朝末年，天下动乱，英雄四起，太原的李渊也是蠢蠢欲动，准备伺机起事去与群雄争夺天下。

李渊（公元618年至626年在位），静宁成纪（今甘肃省静宁县治平乡）人，他的祖父李虎是西魏时的太尉，父亲李昞是北周时期的御史大夫、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隋时封唐国公。母亲是隋文帝的小姨子，可以说李渊与隋炀帝是姨表兄弟，作为皇亲国戚，他一直深受隋炀帝的重视。

在隋炀帝继位后，李渊被任命为荥阳、楼烦二郡太守，后又被拜山西河东慰抚大使，在太原留守。隋炀帝统治后期，全国陷入农民起义的混乱之中，李渊的势力已经无法镇压，但他又怕遭到隋炀帝的猜忌，所以为了自保，便决定提前动手，而他的次子李世民也是支持起事的。

李世民作为从小随军长大的孩子，性格中充满叛逆、果敢的气质，李渊虽然有谋反之心，但却迟迟未肯行动，李世民认为李渊在乱世之中不过是想逃避战火，但他不想拖延时间，不想做大隋王朝的陪葬品。

于是，李世民找到他的谋臣刘文静，虽然刘文静后来因与瓦岗李密联姻，而被李渊关入牢中，但此人极富韬略，性情狂傲，有着过人之处，所以当时深受李世民的偏爱。李世民找到刘文静后，二人对起兵谋反这件事是一拍即合。

刘文静为李世民提出了三点建议：

第一，要想造反不能大张旗鼓，那样会引人注目，遭到其他起事者的反扑，这一切要在潜移默化中完成，暗度陈仓方能最后水到渠成。

第二，李渊虽然手中握有一些兵马，但兵马还是越多越好，这样成功的概率才能越大，所以还需要多招兵马，到时候攻取长安，将各地的兵马汇集一处，不怕不能成事。

第三，聚拢人心，现在各地豪杰都纷纷起来造反，这些人手中的权力都可以为己所用，只要能让他们归顺，到时候矛头都指向大隋王朝，那江山必定就是李家的了。

听罢刘文静的一番分析，李世民成竹在胸，此刻他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彻底地说服李渊起事。但这却是个比较棘手的事情，李渊秉性固执，对于皇权一向不敢造次，对国家一向恪尽职守，想要让他明目张胆地举起起义的大旗，实在是有些困难。

而李世民虽然是李渊的得力助手，但李渊并不是十分地信任他，所以李世民便买通了李渊最信任的人——裴寂，请他出面帮忙。

此人时任晋阳宫副监，最会阿谀奉承，溜须拍马，深得李渊的信任，二人同朝为官，关系十分要好，常在一起通宵达旦地饮酒、下棋。李世民知道，只有裴寂能够说服李渊，但如何能够让裴寂帮他这个忙，李世民也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裴寂自小清贫，父母双亡，受尽了他人的白眼和欺负，这也是他性格圆滑世故的主要原因，这样的经历让裴寂一直想飞黄腾达，所以他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机会，与李渊交好也是他巴结权贵、攀龙附凤的一种表现。

李世民有个叫高斌廉的朋友经常和裴寂一起赌博，于是李世民就让高斌廉故意输给裴寂，这样一来，裴寂心里高兴，什么事都好说了。果然，当李世民向裴寂提出要求时，裴寂不假思索地答应下来。

而裴寂也并没有直接去找李渊，他先是找了两位美女，随后才去找李渊，看到有美女送上门，李渊乐得享受。而裴寂也乘机向李渊讲出了李世民的计划，听到老友相劝，也看到李世民的确是准备妥当了，李渊终于同意起事。

隋大业十三年三月，李渊起兵于太原，兵锋直指长安。

唐玄宗为何不愿立皇后

唐玄宗李隆基一开始立下折冲府的一位姓王的果毅都尉的女儿为皇后，果毅都尉是五品的武官，所以这位皇后也算是将门之女。最初王皇后凭借过人的胆识，和她将门虎女天生的气魄，协助李隆基扳倒韦皇后，斗赢太平公主。可以说，李隆基之所以能够当上皇帝，军功章里有王皇后的一半。

渐渐地，李隆基与王皇后之间的感情便越来越淡了。王皇后读书不多，胸无点墨，而且没有子嗣，这让李隆基对她越发不满。之后，李隆基宠幸起了一位姓武的妃子，王皇后为挽回李隆基的心，只要一有机会，她便会在李隆基面前说那位妃子的坏话。

可是事情并没有像王皇后期盼的那样发展，李隆基不但没有远离姓武的妃子，反而是对王皇后日渐心生厌烦，逐渐产生了废黜皇后的想法。

王皇后为了挽回唐玄宗的感情，不敢再有强硬的态度。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何况王皇后与唐玄宗是共同患难，一路走来的。虽然唐玄宗一直有废黜王皇后的心思，但一时找不到理由，也没有动作。

一日，唐玄宗去探望王皇后，王皇后乘机诉苦：“陛下独不念阿忠脱紫半臂易斗面，为生日汤饼邪？”这里是提到当日唐玄宗还是临淄王的时候，一次过生日去到了王皇后家里，正巧王皇后的父亲好赌，将家里积蓄都输光了。为了不怠慢李隆基，她便将自己身上的紫半臂脱下来当了，买了面回来给李隆基做了一碗长寿面。

既然王皇后都提到了这样的往事，李隆基自然不好再提废后的事情。可惜王皇后生性不够隐忍，看到得宠的武氏儿女成群，她忍不住去求神灵帮忙，找到一个名叫明悟的和尚做法。她做法的第二天，李隆基便得知了，他一询问，得知皇后的咒语是：“佩此有子，当如则天皇后。”

李隆基顿时大怒，要做则天皇后，那不是要学武则天吗？这下不论王皇后再怎么辩驳，都无济于事，李隆基将王皇后打入冷宫，从此再不过问。不过两年，王皇后便郁郁而终。皇后的位子空了出来，按理说，应当立最得宠的武氏为皇后，可是李隆基却迟迟没有动作。原因便是这一幕与之前的武则天当皇后的一幕太相似了，废王立武，这一切似乎都是70年前的历史重演。所以大臣们纷纷阻挠立后一事，理由有三：其一，武家与李家有不共戴天之仇，如何还能让武姓母仪天下；其二，太子已立，武氏若当皇后，必然想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倒时难免动荡；其三，不愿意历史重演。

大臣们担忧的也有道理，唐玄宗便放弃了立武氏为皇后的念头，最后，他只得封武氏为惠妃，算是补偿。而后，也便打消了立皇后的念头。

唐朝望族为什么誓不娶公主

唐朝风气开放，男女之间不像以前那么拘谨，但唐朝却有个比较独特的现象，就是士族们都不愿意娶公主为妻。

在《旧唐书》卷一四七《杜佑传》附《杜传》中写道：“（宪宗为长女岐阳公主选驸马）令宰臣于卿士家选尚文雅之士可居清列者。初于文学后进中选择，皆辞疾不应。”

娶了公主就是当朝驸马，可以尽享荣华富贵，但唐朝的士族们却都“皆辞疾不应”，一个个装聋作哑。其实，他们放弃娶公主是有苦衷的，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服丧之礼的规定。唐朝的服丧之礼中，斩衰是最重要的一种，齐衰次之。《新唐书》卷二十《礼乐十》规定：妻死，夫服“齐衰杖周”之礼（指居丧持杖周年）。可如果是公主死了，丈夫就必须为之服斩衰三年。

唐文宗时，有人就曾遇到这一问题。在《新唐书·杜佑传》所附《杜传》记载：“开成初，（杜）入为工部尚书、判度支。属岐阳公主薨，久而未谢。文宗怪之，问左右。户部侍郎李珏对曰：‘近日驸马为公主服斩衰三年，所以士族之家不愿为国戚者，半为此也。杜未谢，拘此服纪也。’”李珏向文宗提出这种现象以后，文宗惊愕之余，下诏改制：“（文宗）诏曰：‘制服轻重，必由典礼。如闻往者驸马为公主服三年，缘情之义，殊非故实，违经之制，今乃闻知。宜令行杖周，永为通制。’”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个驸马为公主服斩衰三年的情况才得以改变，公主是金枝玉叶，男人们是可望而不可即，与其每日生活在皇室的阴影下，不如娶民间女子更为自在些。更何况望族本来就是名门，不需要攀龙附凤，也照样显贵。

第二，门第观念。在唐朝的时候，人们十分重视门第观念，唐朝人所看中的门第不但要有显赫的家世，还要有优良的家族文化传统、家法门风以及令人钦羡的婚姻关系，这诸多的要求令公主出嫁成了难事。

许多望族人家虽然也想攀附高门槛，但也很排斥这种皇室的文化传统、家法门风，所以不愿与皇室联姻，他们既不愿意嫁女于皇室，也不愿娶公主为妻。

第三，公主大多不修妇礼。唐朝文化开放，公主奢侈、骄纵者居多，其中更不乏妒悍、残暴者。在《新唐书·诸帝公主传》中对唐代公主的描述有长广公主“豪侈自肆”；合浦公主“负所爱而骄……见（浮屠辩机）而悦之，具帐其庐，与之乱”；魏国宪穆公主“恣横不法，帝（按：指德宗）幽之禁中”；襄阳公主“纵恣，常微行市里。有薛枢、薛浑、李元本皆得私侍”；宜城公主“下嫁裴巽。巽有嬖姝，主恚，刖耳劓鼻，且断巽发”。

试问哪个男人敢将这样的女子娶回家，在重视妇德的封建社会，没有哪个男人可以忍受戴绿帽子，即便是能够荣华富贵也不行。更何况那些望族们本身也很富贵，不需要去追求那些荣华，这也就是唐朝公主难以嫁出去的缘由。其中不修妇礼是士族之家不愿与皇室结亲的重要原因之一。

万历20年不上朝都在干什么

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在位48年，是明代皇帝中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可是万历皇帝刚主持朝政14年后居然开始不上朝，从此之后的20年里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

作为一个帝王，上朝理政是分内之事，可是为什么万历皇帝20年不理朝政呢？有人说是朱翊钧沉湎于酒色之中，也有人说他是染上鸦片烟瘾。但更多的人则认为，万历是因为立太子之事与内阁争执，才不出宫门，不理朝政的。

万历皇帝16岁的时候，太后、大臣们便替他选择了王氏和刘氏作为皇后和昭妃，然而叛逆的万历根本不喜欢这样强加的婚姻，更不喜欢皇后和昭妃，所以他对这两人十分冷淡。

万历20岁时，偶然临幸一王姓宫女，后得长子朱常洛。在当时，正宫皇后没有生出嫡长子的情况下，按惯例朱常洛应该被立为太子。可是后来，万历遇到了自己心中的红颜知己，一生最爱的女人郑贵妃。郑氏本是一个宫女，因容貌秀美，机智聪明深得皇帝的喜爱，很快被封为贵妃。两人彼此倾慕，朝夕相伴，简直一刻也不能分离。四年后，郑贵妃生下皇三子朱常洵。万历皇帝爱屋及乌，对刚出生的孩子表现了极大的宠爱，直接将郑贵妃晋封为皇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与此同时还想将朱常洵立为太子。

但万历这一想法遭到群臣的反对，大家认为废长立幼是不合宗法礼制的，为了社稷，应当立皇长子为太子。群臣的反对令万历招架不住，只好极力镇压。于是把户科给事中姜应麟等强烈反对的大臣都贬官问罪。知道此事的慈圣太后开始质问万历皇帝。无奈的万历就将册立太子的事推迟，采取“拖”的方法。

为立太子的事情，万历和他的全体朝臣相对抗，谁也压服不了谁。这让万历大伤脑筋，也大为恼火。后来万历采取不上朝的方法，同他的大臣们消极对抗。幸而官僚体制还起作用，就是没有皇帝，内阁及部府仍然照常工作。有事陈奏上去，皇帝不批，就等于默认，便照章办理。谁再说立太子的事，他就“留中”，让疏文自动作废，外间就无法知道真相了。

直到万历二十九年，万历怕自己一旦殡天，朝纲大乱，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于是不得已册立朱常洛为太子，这场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终于结束了。

其实从深层次的原因来讲，万历不上朝的主要原因是皇权与文官制度发生了剧烈冲突，皇权受到了压抑，万历就用消极的方式来对抗。但是万历的做法有两点仍然值得肯定：其一万历并没有因大臣与之作对甚至谩骂皇贵妃而杀掉一人；其二不上朝并不是不办公，万历年间的许多大事小情都是万历处理的，大的比如万历三大征，特别是与日本的壬辰战争也一直在万历指挥下进行的。

崇祯为何死也不南迁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八日，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陷北京，崇祯皇帝无路可逃，最后在紫禁城后的煤山上自杀，屹立了200多年的明王朝灭亡了。

其实对崇祯帝来说，当时有一个办法可以自保，那就是放弃危在旦夕的北京，到南京建立临时王朝。这一办法或许过于自私，但是尚可保住江南的半壁江山，明朝或许不会这么快就灭亡。但是崇祯却迟迟没有南迁，放弃了一条生路，还亲手断送了大明江山，自己也自缢身亡。那么，崇祯皇帝为什么迟迟不肯南迁？他难道是真的不想南迁？

迁都的建议是崇祯在德正殿进行一次私下召见时，由江西籍官员、翰林学士李明睿首次提出的。当皇上问到今后的策略时，李明睿的回答相当坦率，甚至在提到北方失利时也无所顾忌。他说，义军已经逼近京城，朝廷正值“危急存亡之秋”，唯一明智的选择，就是迁都南京。然而，崇祯帝对此却踌躇不已：面对外患，如果弃守北京，就会落下丢失国土的千古罪名；面对内忧，坐以待毙，又会蒙受失政于寇的奇耻大辱。这个两难的选择使他犹豫不决，他一心想作名垂青史的圣君，根本不能承受这种失地失国的罪名。

于是他将这一问题提出交给大臣商议，想让大臣们正式提出南迁，然后他再顺水推舟作个表态，免得承担历史责任。可是，崇祯身边的大臣个个老奸巨猾，没有一人站出来表态。由于没能从他们口中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崇祯最后只好决定“早朝廷议公而决之”。朝堂上众朝臣展开了唇枪舌剑的激烈争夺，结果相持不下，最终不欢而散。崇祯帝自己又不愿意承担丢弃宗庙社稷的大罪，于是这个正确的策略便被搁置一边了。

对于那些主张绝不弃国土的臣子们，真的是心口如一以死报国的忠臣？答案当然不全是。他们中多数认为假如自己表态不弃国土，日后就逃脱了丢失国土的罪名。而后又不公开反对“弃守北京”，则是遵照崇祯皇帝的心思。他们想着即使有朝一日秋后算账，这个刚愎自用又心胸狭窄的皇帝，为了开脱自己的罪责会找一个因弃守北京而丢失国土罪名的替罪羊，他们自己也可以明哲保身。有这样一帮满脑子为个人打算的庸臣，再加上个优柔寡断、只图虚名的皇上，国家怎么可能不亡？

三月初，李自成势如破竹，攻克了宁武，明军一败涂地，京城已经岌岌可危，崇祯又连夜召诸大臣商议对策。然而却有人提议皇上应该守京师，让太子下江南。崇祯顿时勃然大怒：“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能济，孩子家做得了什么大事？”其实大家都明白，皇帝自己本想南逃，却硬要众大臣说出来。但这时仍没有大臣劝皇帝南迁，到了最后，也只是下了个“入京勤王”的圣旨，等待各路大军来京护驾。

然而勤王的军队没到，告急奏折却像雪片一样飞来。这时李明睿又来紧急求见，力劝崇祯南迁。崇祯再次召集大臣，希望大家奏请他南迁。可是这一次他又失望了，大臣们全都沉默不语，谁也不肯开口。僵持之际，前方信使来报：“保定失陷了！”这一下，崇祯皇帝不禁呆坐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两行眼泪已然流下。因为南迁的路被从中掐断，南迁之议已经成为泡影了。

最终，李自成于公元1644年3月18日率领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无路可逃，自缢身亡，国祚绵延200多年的明王朝就此灭亡。

爱新觉罗氏为什么避忌叶赫那拉氏

爱新觉罗氏为什么会避讳叶赫那拉氏？中国有一句古话，叫作“冤冤相报何时了”。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这一代你杀了我或打败了我，那么下一代我的儿子便会杀了你的儿子或是打败你的儿子，这不是一个定律，但当前一辈的仇恨和耻辱深深地植入下一辈的脑海中时，后一辈便把复仇雪耻当成毕生事业，爱新觉罗氏之所以要避讳叶赫那拉氏，也是这个原因。

叶赫那拉氏是满族的大姓，也是起源较早的姓氏之一。叶赫那拉氏的始祖，是入赘扈伦部的蒙古人，叶赫那拉中的“那拉”就是“爱”的意思。这一氏族之所以叫叶赫那拉氏，是因为最初建立的王国是在叶赫河边。据史料记载，在元末明初时期，叶赫那拉氏和爱新觉罗氏之间发生了一场战争，最后取得胜利的是叶赫那拉氏，这一氏族也因此一度成为东北最强大的一个部落。这一地位保持多年，直到爱新觉罗氏出现了一位大人物——努尔哈赤，这一局势才得到扭转。努尔哈赤在任部落首领之后，率领建州女真统一女真族各个部落，其中与叶赫部的战斗最为激烈、持久，胜利之后努尔哈赤下令屠戮叶赫那拉氏，以雪前耻。叶赫部首领在被杀前，曾指天发誓，对努尔哈赤说：“即使我叶赫部只剩下一个女人，将来也会报此大仇，灭你建州部爱新觉罗氏！”

正是这一句誓言，让爱新觉罗氏铭记在心，处处提防叶赫那拉氏，甚至有些避讳叶赫那拉氏。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叶赫那拉氏这一败，就被爱新觉罗氏统治了200余年，一直到一个叫“杏儿”的女孩儿出世，叶赫那拉氏才等到了翻身的机会。

这个乳名唤作“杏儿”的女娃儿，后来入宫做了妃子，被皇上封为“兰贵人”，就是后来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女强人之一——慈禧。也许是叶赫那拉氏当年的首领去世前的诅咒真的应验了，这个女人虽没有像当年首领的誓言一样灭爱新觉罗氏，但在慈禧做太后的那些年里，光绪，溥仪以及那些爱新觉罗氏的皇子皇孙，实际上都是她的傀儡，她才是真正统治爱新觉罗氏天下的人。

难怪咸丰帝奕詝在身为皇子、学习祖宗基业建立的过程中，读到对抗叶赫那拉氏的一段时，猛然想起了兰贵人就是叶赫那拉氏，心头一惊，此后凡事小心，事事避讳。但该来的总归是会来的，最后爱新觉罗氏的天下还是毁在了慈禧——这位叶赫那拉氏后人的手里。

孝庄选择不与皇太极合葬

孝庄皇后生于万历四十一年，在康熙二十六年，75岁的她离开了人世。但是，孝庄并没有与皇太极合葬于关外昭陵，而是要求别葬于关内盛京之西的昭西陵。这一请求完全在情理之外，引发了多方的揣测，在世人的脑中画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史书的记载是孝庄太皇太后临终时，告诉康熙，由于太宗陵寝奉安已久，而且已经和孝端皇后合葬，不能因为自己而轻动土木，而且，自己心中还时刻惦念着顺治与康熙父子，所以，应该葬在顺治孝陵附近。但这终究只是官方的说法，不能令人折服。事实上，当年康熙也为这个棘手的问题烦扰，难堵众人之口。所以孝庄皇后在康熙年间始终未能安葬，其梓宫一直停放在孝陵旁边。直到雍正三年，雍正服父丧27个月之后，才正式动工兴建昭西陵。

“入土为安”是中国传统的丧葬礼节，可康熙为什么30多年不葬祖母？雍正的解释是，康熙与祖母感情太深，以致不忍下葬，但这未免有些冠冕堂皇，大家都在猜想其中另有隐情。

在孝庄崩逝之后，康熙违反常规执意要在宫中为祖母守三年之丧，后朝臣反对，康熙也戴孝将近两年。康熙的言行留给世人的感觉是在纯孝之外，似乎还对祖母怀有一份非常浓重的歉疚之心，希望有所补偿。而这份歉疚来源于何处，必然是康熙的一份不可告人的隐痛。这隐痛就是孝庄为了保存皇太极的遗孤，保住皇太极一生奋斗而来的事业，不得不做出有悖伦常的事情。在这一点上，孝庄不仅没有辜负太宗，而且应当被太宗谅解，甚至是感激。

事情跟多尔衮有关。当时满洲的八旗军中，多尔衮倚靠自己的嫡亲、胞亲等连带势力，一人握有五旗的军权，他利用自己手中的职权，贬斥了郑亲王济尔哈朗，诛杀了豪格。手握重权的他离造反仅一步之遥，他为什么没有跨出最后这一步？原因就是孝庄皇后——他年少时候的爱人。孝庄皇后为了保全大局，委屈了自己，从中斡旋，才牵制住了多尔衮的造反之心。

但是，世俗礼法的限制使得孝庄皇后死后不能与太宗合葬，因为她不能以一个非白璧之身与太宗合葬，这其中的委屈，外人不曾看见的辛酸，却被康熙看在眼中，既然不能把祖母与祖父葬在一起，他更不能让祖母一人孤零零的长眠地下，所以30年里一直怀着一颗歉疚的心陪伴着孝庄，直至驾崩。

嘉庆扳倒和珅的真正目的

公元1799年（嘉庆四年）初三，89岁的太上皇乾隆驾崩了，尸骨未寒之际，嘉庆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他的宠臣和珅进行了斩草除根。根据当时的《殛珅志略》一书记载：“初三日，纯皇帝殡天，初四日，上于苫次谕统兵诸臣，初五日，御史广兴疏劾和珅不法，初八日，奉旨革和珅职，拿交刑部监禁。”

嘉庆算不得有为君主，但对付和珅却是拿出了十二分的魄力和智慧。初三当夜，嘉庆便宣布让和珅留在宫中为乾隆守灵，并且还“不得任自出入”。所以，这名为尽忠，实则是断绝和珅与外界的联系。

靠山已倒，和珅失去了话语权，明知是陷阱，也只得硬着头皮往里跳了。对于此事的后果，他心里恐怕明白得很。

大清王朝有一传统，每次易帝，新主都会发动一场对前朝重臣的残酷清洗运动。例如顺治对付多尔衮，康熙对付鳌拜，雍正赐死年羹尧，乾隆密谋除掉讷亲……

轮到嘉庆也不例外，他将剑锋对准了和珅。乾隆死后，清廷免不了要经受一场变动，作为龙椅的新主人，嘉庆不能饶了和珅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和珅位高权重，党羽众多，如果不铲除，只怕后患无穷；二是和珅家大业大，有家产无数，而国库却是一穷二白。而今，乾隆已死，急于解决财政危机的嘉庆只能把手伸向和珅那里。和珅作为大清帝国的摇钱树，嘉庆还算是对他网开一面，让他在牢中自尽，也算是为他保存了最后的一点颜面。

和珅死后，嘉庆便全权接管了他的家产，那份天大的财富粗略计算大概有八万万两白银，从当时的清人笔记中，大概能找到有关和珅家产的三种说法，基本是雷同的：

第一，《清稗类抄·讥讽》：“和珅在乾隆朝，柄政凡二十年，高宗崩，仁宗赐令自尽，籍没家产，至八百兆有奇，时人为之语曰：‘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八百兆”，便是8亿两银子，清代的一两银子，大约相当于人民币五六十元，算下来，和珅的家产总值应该有40至50亿人民币的样子。

第二，《庸盦笔记·抄查和珅清单》：“十七日，又奉上谕，前令十一王爷盛柱庆桂等，查抄和珅家产，呈奉清单，朕已阅看，共计一百零九号，内有八十三号，尚未估价，已估者二十六号，合算共计银二万二千三百八十九万五千一百六十两。”

这个数字并非全部家财，仅仅是已经估价的物产，而那些尚未估价的财产，大概三倍还要多，所以，算下来，总数也大概有八万万两白银了。

第三，《杌近志·和珅之家财》，将和珅的家财说得更为详尽：“其家财先后抄出凡百有九号，就中估价者二十六号，已值二百二十三兆两有奇。未估者尚八十三号，论者谓以比例算之，又当八百兆两有奇。甲午、庚子两次偿金总额，仅和珅一人之家产，足以当之。政府岁入七千万，而和珅以二十年之宰查，其所蓄当一国二十年岁入之半额而强。虽以法国路易第十四，其私产亦不过两千余万，四十倍之，犹不足当一大清国之宰相云。”

公元1773年到1799年，和珅从得宠到被嘉庆扳倒，仅仅20多年的时间，他就搜刮下了八亿多两银子的天大家业，其贪污程度可见一斑。

和珅固然该杀，但嘉庆的真正目的也绝非惩治贪官，所谓“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其实可以理解为“嘉庆为了吃饱，和珅必须跌倒”，也许，和珅背后的巨额财富才是嘉庆动杀机的真正原因。

只有嘉庆帝厌恶“如意”

如意，长条而一端弯曲，是一种古代器物名称，我国很早以前就有了。

如意可以用各种材料制成，比如骨、竹、木、角、石、玉、铁、铜等。由于其一端弯曲像手一般，最早被用作“抓挠”。到西汉的时候，如意具有了吉祥的含义，比如汉高祖刘邦与戚夫人生的儿子就取名为“如意”。魏晋南北朝时期时，佛教的僧侣和文人雅士开始广泛使用如意，并加深了如意吉祥美好、聪慧睿智的含义。到清朝，如意早已成为皇宫里皇上、后妃把玩之物，宝座旁、寝殿中均摆有如意，以示吉祥、顺心。清代的皇帝、皇后还经常用如意作为赏赐王公大臣之物。

然而如此吉祥美好之物，却也不是人人都喜欢，嘉庆皇帝就公然表示自己不喜欢如意。

按照满洲的老风俗，凡是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王公大臣以及在外省的总督、巡抚等封疆大吏，都要向宫廷向皇上进献如意，以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满洲人入关进京之后，这种老风俗仍然保持下来，没有改变。可是到了嘉庆朝，却下旨将这种老风俗给禁止了。谕旨中说“诸臣以为如意，在朕观之转不如意也”。

当时，朝廷上上下下都不知道皇帝禁献如意究竟是为什么。而如此寓意吉祥的物件，嘉庆帝为什么就不喜欢？其实，这其中确有奥秘。

雍正皇帝在位时，乾隆的第二子出生，这个婴儿是乾隆嫡福晋所生。由于清代建国以来的皇帝没有一位是嫡长子，所以雍正对这个嫡孙十分重视，并亲自赐名永琏，暗示在乾隆之后立他为皇帝。于是乾隆即位后，就马上将传位永琏的诏书放在了正大光明匾后，可是永琏只活了九年就离开了人世。其后不久，皇后又生下了皇七子永琮，一心想完成祖先遗愿的乾隆，马上决定立这位嫡子为太子。谁知传位的诏书刚放到正大光明匾后，两岁的永琮也离开了人间。

连丧两子的乾隆皇帝，再也不敢立嫡子为太子，更不敢将传位诏书放在正大光明匾后边了。对于立储一事，皇室里谈虎色变。到乾隆晚年，他的诸皇子中，有的已经死去，有的对当皇位根本不感兴趣，还有的生怕招来杀身之祸，因此大都对皇位敬而远之。于是乾隆皇帝就在庶出的皇子中选择了忠厚老实的颙琰作为继位者。为了不让老天夺走他这个儿子，乾隆帝对立颙琰为太子一事一直秘而不宣。直到即将禅位前一年，才正式公之于众。

可是如此绝密之事，真的只有乾隆一人知道？不，还有一人知道，那就是和珅。当和珅觉察到乾隆帝要立颙琰为太子后，立刻选了一只上好的如意送给了颙琰，以取悦这位未来的皇帝。谁知颙琰听到自己被暗中选为太子后大为惊恐，加之他对和珅这样的大贪官本身就十分忌恨，所以对和珅所送的如意十分反感。

嘉庆继位后，政事仍由太上皇乾隆决定。嘉庆四年乾隆病死后，他亲政。亲政后的第六天，他就逮捕了和珅，抄出家财约值白银八亿两，相当于清政府20年的财政收入，和珅随即被处死。之后，嘉庆就下谕旨禁献如意。

如此，不明真相的人们还以为嘉庆下谕禁献如意是要崇尚节俭，杜绝奢侈，其实只是他对如意的一种厌恶罢了。

缝缝补补又三年的道光帝

古代帝王中，商纣这样豪奢纵欲之徒并不少见，但也不是没有“力倡节俭”的吝啬鬼，道光皇帝就是这样一位另类皇帝。

汉代，开创了文景之治的汉文帝也曾倡导节俭，得到后人的极力赞扬，可是节俭起来，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比汉文帝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道光皇帝却并未因此获得史家的称誉，反而，人们在谈起他的节俭时，往往彼此会心地揶揄他的吝啬、抠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说起来，道光的节俭，有他个人经历的原因，也有出于对整个时局和国家财政状况的考虑。

盛京，也就是今日的沈阳，乃是满人在入关之前的首都，被满人称为所谓“龙兴之地”，到现在仍有沈阳故宫作为历史景点向游人开放。嘉庆二十三年（1818），时为皇太子的道光随着父亲嘉庆一同去盛京祭祖。同是皇宫，但无论是外在的气度还是内里的舒适，沈阳故宫较之北京的紫禁城不知差了多少。一心教子的嘉庆还特地领着道光来到清宁宫东暖阁，将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极其简陋的旧时用物拿出来给他看，让他“忆苦思甜”。早已被人们遗弃不用的糠灯，蠢笨的牛皮乌拉，光秃秃的粗糙拐杖……这些祖先遗物在道光并不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回到北京后，道光与妻子将情况一说，拥护丈夫的妻子立即找人清空了家里床铺桌椅之外的家具，以示将戒奢从简进行到底。这还不够，夫妻两个又从饮食上算计起来：他们每天只吃太监从宫外一路小跑买回来的烧饼。虽然时间一久，烧饼已然是又冷又硬，但道光夫妇仍然就着热茶将之吃下肚去，连眉头都不皱一下。

事实上，大清朝走到道光这一步，确乎是“内囊却也尽上来了”。乾隆时期虽然败家奢侈，但国库内也有个八千万两白银；而到了道光时候，却只有不到两千万两白银。而这也不过是好看的账面数字，真情到底如何，道光皇帝恐怕根本没勇气认真核查一番。

登基之后，道光又将他的“节俭模式”推广到四海之内，他发了一道《御制声色货利谕》，号召全国上下官员一起认真学习。孔圣人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话被道光引为至理名言。他认为，只要自己省着点，就能让百姓过上好日子。于是下令叫各省督抚停止每年的进贡。按说，进贡的贡品很多不过是些土特产，比如闽南的荔枝、湘赣的春笋、云南的药材之类，并不值多少钱，可是这些地方离京城太远，来回运送所需的人力与财力就不是一笔小数。所以道光的这个命令是有些道理的。

不过，理想与现实总是很难协调。道光的命令虽然下去了，各省督抚却犹疑起来：皇帝这回是玩真的，还是说给老百姓听的？更何况，给皇帝进贡，自己也可以捞点油水——庙里的和尚，其吃穿用度不就是出自信徒供给佛祖、菩萨的香油钱吗？于是贡品接着送，只不过改名为“孝敬”，叫道光皇帝不好意思不收。而且这“孝敬”也不能责令其送回，因为这样一来，运费自会翻番，变成“省事适足以滋事”了。于是停止进贡之事就此作罢。

当时，中国仍是农业社会，又值几千年来人口顶峰，土地资源有限，而生产能力停滞，所以欲求富足，只能从节俭上下功夫。不过，道光虽然节俭，却挡不住各级官吏的豪奢，所以实际上他的节俭运动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若他肯睁眼看看这个世界，当他自己在啃窝头的时候，他的下属“奴才”却山珍海味地胡吃海喝，不知会做何感想。

更讽刺的是，道光皇帝不光没有管理好臣子，也未曾管理好家门，他的儿子咸丰与儿媳慈禧都比着赛地奢华纵欲。

“人力有时而穷”，道光帝身处清王朝的下坡路上，总想竭尽全力地延缓其衰落，又岂可得？在他黑夜里借着月光缝补衣服上的补丁时，英国人架着利炮的“坚船”的马达正轰隆隆地发动，就要强行闯入这个老大帝国的港口了。

清末三帝为什么连续无子

同治皇帝载淳，19岁死去的时候，没有留下一儿半女，虽然野史曾提到过皇后阿鲁特氏已怀有龙种，但正史中得不到任何依据，便无法作数。

光绪皇帝死的时候38岁，居然身后也没有留下一男半女。光绪皇帝于光绪十四年（1888）大婚，虽然他在政治上难以有所动作，是慈禧控制下的傀儡皇帝，但在婚姻中，还是有一些自主权的，慈禧并不会去干涉他的私生活。而且作为一国之君，他起码有着皇后妃子，几名女子陪伴，而且还有宠爱的珍妃常伴身旁，但膝下无子，却是让人费解的。

而作为光绪帝的继承人宣统帝溥仪，这位末代皇帝活了61岁，却也是没有子嗣留下。晚清接连三任皇帝都没有留下子嗣，让人很是疑惑。

接连三朝皇帝都没有留下一男半女，这在中国的封建历史上还是绝无仅有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对于平常人家来说如此，对于帝王家更是如此。一个没有子嗣的皇帝，是要被天下人耻笑的。

三朝皇帝个个绝后，爱新觉罗氏皇族到底怎么了？对此人们纷纷展开探讨，但因为当时的有关史书、传记并未对此事记载过多，而且时隔太久，研究起来很难下手，这三位皇帝不生育，成为一团疑云，后人只能凭借猜测分析，通过现代医学角度来看当时的情形。

清末三朝皇帝都未生儿育女，与满洲皇族的婚姻习俗有关。按照满洲皇室的婚姻习俗，丈夫死后，妻子是可以嫁给小叔子，或者丈夫家其他的男性，这种原始的婚俗，将女人当作玩物。而也正是这种习俗，令大清的皇室血统发生了变化。

当时清太祖努尔哈赤死前曾嘱咐：“俟我百年之后，我的诸幼子和大福晋交给大阿哥收养。”他是要将自己的妻子交给自己的儿子。不止努尔哈赤这样，其他皇室成员的婚配，都是典型的近亲婚配。

皇太极时代，肃亲王豪格是皇太极的长子，多尔衮是皇太极的亲弟弟，但豪格娶的嫡妻博尔济锦氏，却是多尔衮妻子的妹妹，在豪格死后，这位嫡妻博尔济锦氏又被多尔衮纳为妻子。

之后为了对付明朝，皇太极积极推进满蒙联姻，想要强强联合，攻入中原大地。在大清朝建立后，皇太极便册封妃嫔，其中五宫后妃都来自蒙古博尔济锦家族，还有三位后妃的辈分算起来是姑侄。有人统计，皇太极在位期间，满洲贵族仅与蒙古科尔沁部联姻就达18次之多。

顺治与皇太极一样，也是多次近亲结婚，顺治的皇后和淑惠妃，是他同一个亲舅舅的两个女儿，都是他的表妹。为了政治，满族与蒙古族部落的联姻一直延续了很长时间。金国大汗、大清国皇帝、贝勒等贵族不仅娶蒙古女子为妻，还把自己的女儿嫁出去，这些混乱的婚姻是导致后来大清帝王不孕的一个原因。

当然因为近亲结婚而导致后来帝王的身体病变，只不过是一个猜测而已，至于这三位帝王为何绝后的真正原因，还有待考究。

中国古代的皇帝如何攒“私房钱”

《诗经》中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句话很好地表达出了在封建制度下，皇帝对国家的绝对主宰地位。但纵然如此，在清朝以前，皇帝们为了存“私房钱”，也都会设一个私密的小金库。

先从汉朝皇帝的小金库说起。汉朝时，国家规定的税目非常繁多，有田赋、人头税、关税、酒税，等等。人们不堪重负，许多刚出生的婴儿都死在了人头税上。汉朝律例规定，3岁到14岁之间的小孩每年要交23文被称为“口钱”的人头税。对于许多穷人家这是很大的一笔钱。因为交不起口钱，很多婴儿一生下来就被掐死了。而这每个小孩每年所交的23文钱里，有20文都流向了皇帝的小金库。本来每年的这笔口钱就已经让很多家庭不堪重负了，由于地方政府的腐败，一年往往又会征收好几次，而且不是3岁开始征收，而是一落地就开始征收了。这让更多出生在贫寒家庭的孩子无法存活了。由于小孩人头税的问题，汉朝民间杀婴的现象非常严重。汉朝皇帝的小金库沾满了婴儿的鲜血。

到了宋朝以后，开始出现了名字叫作“封桩库”的内库，“封桩库”是从宋太祖赵匡胤时开始设立的。每年皇帝都会把国家财政节余的部分拿出来，藏到“封桩库”里。起初，皇帝设立此库的目的是为了存下一些钱，用来应付突发事件。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封桩库”并不能算作皇帝私有的。但是，后来慢慢地，皇帝开始把它据为己有，最终，“封桩库”变成了皇帝自己的小金库。后来，国家遇到紧急情况时，官员们向皇帝借钱，皇帝甚至表现得极不情愿。虽然政府总是会及时归还皇帝的私房钱，但是，皇帝还是很不愿意把钱借给政府。宋真宗甚至还下过这样的诏书，“切戒三司，毋得复有假贷”。

相对于宋朝皇帝的不情愿，明朝皇帝的表现更让人无语。明朝皇帝不仅明确地表示不会从自己口袋里掏钱给政府，还时常想方设法地把手伸进国库中去捞钱，甚至经常把数额巨大的钱款从国库挪到内库。政府没有钱支付军饷时，皇帝却说：“谕廷臣足国长策，不得请发内弩。”可见在皇帝眼中，国家安危都没有保住私房钱重要了。

李自成率兵攻入北京以后，发现崇祯的小金库里竟有3700万两的私房钱，而之前，由于政府没钱支付军饷，大臣们只好想出诸多名目向老百姓增加税收。老百姓苦不堪言，对政府非常怨恨，各种社会矛盾都被激化了。这也是明朝最终走向灭亡的原因。军队没有粮饷，人民在各种各样税收的重压之下怨声载道，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崇祯居然还抓着那么多的私房钱不肯放手，这个时候，明王朝如果不灭亡才是一个奇迹。

而明朝的灭亡，除了崇祯个人的原因之外，整个庞大的皇室对国家财政的冲击也不可忽视。明代立国之初，皇室不过几十口人，但是，发展到万历年间，这个数字就成了近20万。庞大的皇族宗室成了国家财政的重大负担。嘉靖年间，宗室禄米超过了全国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甚至超过了军粮，财政问题引发的社会不稳定使明王朝在后期内外交困。

明朝的财务问题对清朝的建制起了很强的警示作用。到了清朝以后，皇帝不再设立“小金库”了，并且开始让皇室财政独立于国家财政。为了避免皇室财政对国家财政造成损害，清代皇帝成立了内务府。内务府是专门负责管理皇室财政的机构，与管理国家财政的户部相互独立。户部每年会给内务府拨一定数额的钱，作为皇室的花销，而其他情况下，皇帝没有权力向户部提出拨款的要求。这样的制度对清朝财政机构的正常运转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