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松说——历史上的今天》来到了11月9日。1867年的这一天，日本德川幕府正式宣布还政天皇；1938年的这一天，纳粹德国发动了抓捕犹太人的“水晶之夜”计划；1945年的这一天，北京的建国门、复兴门正式得名；1949年的这一天，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两航起义”。”

首先说一下1867年的今天，日本德川幕府或者叫江户时代结束，这一天，德川幕府正式宣布将大政奉还给天皇。我看那个时代的日本历史，总觉得日本在那段时间突然间特别幸运。当时日本和中国一样，都是被西方列强的洋枪洋炮打开了国门，中国遭遇的是鸦片战争，日本是黑船事件，两国也都被迫签订了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开放通商等，然后都开始奋发图强，准备翻身。大家知道，改革会触动当权者的既得利益，而既得利益者通常就是单一的中央集权政府，他们都不愿意改革，不愿意触动自己的利益，也就是弄点儿各种各样的小动作，“改革不改腿，治标不治本”，所以改革起来实在是特别艰难。这个时候日本长期以来形成的“双头政治”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日本的“双头政治”是指日本的幕府和天皇。在京都有一个天皇，天皇其实并没什么实权，但日本人民还是很信任他，也没有人去颠覆他。日本一直以来就是这一个天皇家族，中间没有改朝换代过。而日本的幕府却是来回来去改了好几个，最后当权的是德川幕府或者叫江户幕府，江户就是现在的东京。

德川幕府在位了两百多年，但是也没有废掉天皇，后来日本不断地衰落，大家就开始怪罪幕府，说你看你德川家到底怎么回事儿，现在弄得是丧权辱国，那怎么办呢？于是决定把天皇接回来，咱们好好改革。日本当时正好又赶上涌现出来一批开国先贤，这一批人马上就说我们拥护天皇，我们要废除幕府，还政天皇。而中国不是，中国当时也在不断地衰落，但没人说你看你这清政府怎么回事儿，没人去指责这清政府，没人去说你不行，你让开，我来。其实当时在中国，也涌现了一大批能人，像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但是他们这些人没办法，还得听皇上的，听慈禧太后的。日本当时还有一大批藩王，因为日本长期处于割据状态，虽然他们表面上都听幕府的，但实际上像西南很多藩都很强，比如萨摩藩、长州藩、肥前藩等，这些大藩马上倒向天皇，说我们拥护天皇。德川幕府在这种情况下，相当于是被迫将大政奉还，但后来还是发生过反复，几个大藩又一块儿去打德川幕府，终于把德川家的江户时代给彻底结束了。

日本从此变成了一个全新的日本，明治天皇从京都来到了东京，之后明治天皇开始锐意改革。天皇的优势就在于他没有历史包袱，以前的错都是德川家的错，他不用下罪己诏，承认错误，也不需要动摇原来的既得利益，因为天皇原来并没有既得利益，他本来就在京都待着，一点儿权力没有。所以日本立即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锐意改革，脱亚入欧，那改革之彻底，我就不多说了。日本以前的传统基本上都被废除了，马上穿西装，连医药都进行了改革，立即废止汉医，也就是我们中国所说的中医，完全用西医。大家全都穿上了西装，再造一个崭新的日本，这就是大家知道的明治维新。所以这一天对日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日本从此进入近现代，一直到今天。

再跟大家说另外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日本到今天为止还用天皇年号，这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但在日本大多数地方你还是会看到天皇年号，比如平成多少多少年，你看今天的日本已经是一个很现代化、很西化的国家，也采取了西方的民主代议制，穿上了西装，用了西医，但是它的年号居然一直没有变，一直沿用天皇年号。所以日本是非常有意思的国家，它对自己的传统文化非常重视，虽然它脱亚入欧，虽然它西化，但那是为了要强国，自己的很多传统文化还是保存得非常好。

日本当年对中国的古代文化极为崇拜，包括他们的书法、茶道、围棋等都是从中国学去的，还包括他们用的年号也一样是从中国学去的。日本对中国古代的文明一直十分尊崇，一直到明治维新的时候，才抛弃对中国的学习，彻底去学习西方。日本的这些年号当年都是从中国古书上学来的，日本自己开始有文字记载时已经是中国的南北朝时期。“明治”这两个字就是日本人从《易经》当中学来的，“大正”也是从《易经》里来的，“昭和”是从《尚书》里抄来的，“平成”是从《史记》里抄来的。所以从这儿也可以看出，日本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民族。

首先来讲讲1945年的今天，北京的建国门、复兴门正式命名。这个是我最喜欢说的题材，因为北京是我的故乡，虽然户口本上我的祖籍是杭州，但实际上我是北京生、北京长的北京人。祖籍其实只是让你记着你是从哪儿来的，但我们家早就搬到北京了，北京是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在那里我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所以对北京这个城市我充满了感情。

当时北京为什么会有对建国门、复兴门的正式命名呢？因为那时候的北京跟现在不一样，当时北京是有城墙的。大家看过《骆驼祥子》《城南旧事》等，里面都有关于北京城墙的镜头。有城墙就有城门，当时北京有十几个城门，像什么宣武门、崇文门、安定门、德胜门等，但那时候没有建国门、复兴门之类的名字。以前这些城门的名字全都是那种很吉利的名字，有的朝代打仗从安定门出发，甭管打赢、打败再从德胜门回来，也有的朝代是从安定门回来。北京从元朝开始，有了现在这样基本的格局。其间经历了好几个朝代，每个朝代的规矩都不太一样。像东直门、西直门，也都是原来的城门，这些都属于原来北京的北城，或者叫内城，围着方形的城区有一圈城门。

有人会觉得很奇怪，说为什么在北京的市中心还有城门，像前门、宣武门、崇文门都在市中心。实际上北京当时分为内城和外城，皇家和达官贵人们，也就是统治阶级都住在内城，紫禁城当然也在内城。北京内城住的人随着朝代的变更经常在变，元朝时内城住的是蒙古人，明朝的时候内城又住了姓朱的以及一帮大臣，等清朝的时候爱新觉罗家来了，满族人又住在了内城，后来又是北洋政府，再后来日本鬼子来了。内城住的人不断地在变化，但内城永远是官宦子弟、统治阶级住的地方。所以北京人对内城有非常形象的描述，叫“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说的就是这个内城大院儿经常换主人。

而外城住的人是非常稳定的，住的都是北京的老百姓，也就是所谓的“老北京”。所以外城的口音和内城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些在北京生长的人一听就知道这口音是内城还是外城的。现在北京管以前的外城叫“南城”；管内城，以及从内城发展出去的朝阳、海淀等向北这一大块叫“北城”，北京人一听你的口音就知道你是南城的还是北城的。大家听我说的这种北京话，在北京我这种口音叫“大院儿话”，为什么叫“大院儿话”呢？当时北京的北城有上千个大院儿，像什么国防部大院儿、海军大院儿、空军大院儿、各大学的大院儿、外交部大院儿等。新中国刚刚成立时，每一个部、每一个委、每一个单位都有一个独立的大院儿，叫“小而全”也好，还是“大而全”也好，反正连工作人员、家属都住在这院儿里，大家上班也近，走几步路就到了。当时所有的这些大院儿几乎都在北城，而南城还是保持着老北京的样子，主要的胡同都在南城，包括八大胡同、大栅栏、天桥等。所以南城和北城的名字都不一样，一听叫什么市，这基本上都在南城，什么花市、骡马市、菜市等，菜市前面有一个入口，就叫菜市口。菜市口这地儿挺吓人的，是以前行刑的地方，这地儿就在宣武门外。所以南城就是老百姓住的地方，能够提供各种服务，什么服务呢？比如说一出前门，右首的八大胡同，这个是很重要的服务，左手的镖局坊，大家也非常需要，但是这些东西都拿不上台面，不能让它们进内城，所以就都放在了离内城很近的地方。

皇帝住在内城的中心，就是紫禁城，但外城有一个地方皇上是一定要去的，那就是天坛，皇帝每年都得去一回，去干吗呢？祭天。皇上要从紫禁城到天坛这地方，必须经过南城这一大片老百姓的聚居地，当年北京的北城是有非常完善的建设的，皇家、官宦都住在这儿，所以就有下水道等各种非常完善的设施。而南城的设施就差很多，所有的排水都是明渠，最后这些污水都排到一条叫龙须沟的地沟里。大家看过老舍的一部话剧叫《龙须沟》，讲的就是解放后政府治理龙须沟的事情。当年这个龙须沟是臭味熏天，周围的环境是脏、乱、差，但皇上要去天坛祭天还必须得从这龙须沟上跨过去，为了不让皇帝看到这样脏乱的场景，当时就在龙须沟上建了一个天桥，皇上要去天坛就从这天桥上跨过去。虽然建了天桥，混乱的场景看不见了，但这味道确实也不太好闻，我估计皇上当时得堵着鼻子走到那边去。光建天桥还不行，这皇帝一年才出城一次，皇上来了大家肯定都得挤着看，怕老百姓要是有人扔个西红柿、鸡蛋什么的，这肯定不好，所以就在天桥两边建了栅栏来挡住过往的行人，现在这地方就成了著名的大栅栏。

当年南城人说的话才叫真正的“老北京话”，而北城人说的话就是我这种口音，实际上就是北京口音的普通话，因为我们不太用北京的本地词，只是有点儿“儿化音”。在南城就有很多北京方言，像“肥皂”叫“胰子”、“香皂”都叫“香胰子”等，还有各种我们都听不懂的词。我记得我二十几岁的时候才到那边去，当时那边的人就说你是“崴咕”着来的吗？我说什么意思，怎么“崴咕”着来？原来“崴咕”就是“蹒跚”的意思，这就是老北京话。我们常说的老北京人的性格其实也指的是南城人的性格，北京口音也指的是南城人的口音，因为北城也就是内城的人变换太快了，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会儿来一大帮这人，一会儿来一大帮那人，所以北城的口音老是在变。像我们的清华大院儿的教授很多也都是外地来的人，南方人居多，所以当时我们这些生在北京大院儿里的孩子讲的是北京口音的普通话。

北京人的性格就是南城人的那种性格，这也特别有意思。北京人看惯了兴啊、亡啊，一朝来了一朝走，看惯了你们今儿当宰相，明儿菜市口斩首了，看惯了兴亡起落，眼看你起朱楼，眼看你宴宾客，眼看你楼塌了，眼看你菜市口人头落地了……而我们南城老百姓还是照样生活，蒙古人来了我们吃炸酱面、说相声，日本人来了也一样吃炸酱面、说相声，谁来了我们都这样。所以北京人的性格当中就有一种特别不爱努力奋斗、特别安于现状的基因，大家就觉得你们努力奋斗半天，不都是来了又去、生了又死，反正就是这一套东西，我看惯了，无所谓。北京人最爱说两句话，第一句话叫“我干什么成什么，我什么都没干呀，所以我什么都没成”；第二句话叫“谁敢惹我？谁敢惹我？”旁边来一大壮汉说我敢惹你，北京人立刻就说：“那谁敢惹咱俩？”这就是最典型的北京人的性格，就是无所谓，反正谁来当皇上、谁来当大臣都一样，我们照样吃炸酱面，照样说相声。

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了，这时候北京城车也多了，人也多了，原来那些城门就走不下了，于是怎么办呢？就多开俩门吧，于是就东西长安街各开了一个城门。长安街上本来是没有城门的，原来城门在长安街的南面，叫东便门、西便门，这时候就在东、西长安街上各开了一个城门。抗战刚胜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要来了，要建立新中国，所以就叫“建国门”和“复兴门”。后来在宣武门旁边又开了个和平门，和平门不是老城门，也是后来开的。和平门和宣武门离得很近，其实没必要在那儿开一个门，所以我怀疑可能大家老觉得一出宣武门就是菜市口，杀人的地方，好像不太吉利，所以就又开了个和平门。当年中了状元就要从崇文门进去，敲锣打鼓地去游街，而从宣武门这儿是拖出去斩首。过去评书里说“拖出午门斩首”，这不是真的，午门外不是斩首的，而是行刑，尤其从明朝开始，午门外叫“廷杖”，拖出午门外，把大臣一通乱打，真正要斩首的话就是在宣武门外的菜市口。

解放以后，为了交通的发展，也是为了北京的现代化，北京的城门楼几乎都被拆了。现在大家能看到的北京城就只剩了几个门楼，德胜门的门楼还在那儿，还有就是正阳门门楼，然后东便门、西便门后来又重新建起来两个小门楼，永定门的门楼也重建了，但大部分都没有了。如果大家想看看原来北京的城墙在哪儿，你可以到北京后打一辆车，围着二环路转一圈，二环路就是沿着北京的整个城墙护城河建的。你沿着二环路走一圈，阜成门、朝阳门等这些地儿就全看见了，或者你沿着北京地铁二号线坐一圈，所有的这些城门的地名也就都看见了。这就是北京非常独特的地方，因为它是皇城，所有的建筑都是坐北朝南，非常端庄、整齐。北京不像天津、上海这些依着河建起来的城市，所有的路都是斜的，到了上海、天津，你根本搞不清东南西北。北京人的东南西北概念之强完全就像脑子里的棋盘格，遇上外地人问路，他能这么说：“你向东走一里再往西拐。”那不是害人家吗？向东走一里再往西拐，就又回来了。这方向准确到什么程度，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摄影棚里拍戏，我们那摄影师是个老北京，他冲着那女演员说：“你把脸稍微往西转一点儿。”我一看那女演员简直快疯了：“我的脸往西转一点儿，那你告诉我西在哪儿？”

1938年的今天，纳粹德国发动了抓捕犹太人的“水晶之夜”行动。大家记住这个日子，这一天距离“二战”开始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1939年9月1日“二战”正式开始，但在1938年11月9日，德国纳粹已经开始大规模地捣毁、抢劫与焚烧犹太人的店铺、住宅与会堂，还大批逮捕犹太人并送往集中营。由于街道上到处都是被捣毁的玻璃碎片在闪闪发亮，因此这一天被称为“水晶之夜”。关于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历史书上讲过很多，我就不多说了，在这儿我只讲讲关于犹太人的事情。当时大量的犹太人因为受到纳粹的迫害逃了出来，之前我们讲过大量的科学家逃到了美国，美国后来的科技与发展、大学教育的水平都是靠大量的从德国逃出来的犹太人而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当时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上千名科学家逃到了美国，他们当中有大批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有很多人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那时候全世界敢接收犹太人的国家并不多，当然很多国家不是怕纳粹，而是天生不喜欢犹太人。在历史上，欧洲各国都曾有过排犹的历史记载，所以犹太人离开德国也没有太多地方可去，当时全世界对犹太人最宽宏大量、对犹太人敞开胸怀的主要就是俩国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

当时中国的上海已经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那时候还有租界，所以大批的犹太人跑到上海后，在那里建起了他们的犹太聚居区。现在大家到上海提篮桥一带还能看到很多当年的遗迹，如犹太会堂与白马咖啡馆等建筑。但可惜的是科学家都跑到美国去了，因为这些科学家在美国能找到工作，而跑到中国来的人，很多都是艺术家，尤其是音乐家来了很多。我看过很多当时的记载，包括波兰的犹太人、德国的犹太人，很多都逃到了中国。这些犹太人到了上海以后光靠弹钢琴、拉小提琴也维持不了生活，所以为了生计，大家想出了各种办法。在上海的犹太聚居区里，就有一个著名的钢琴家开了一家香肠店，白天卖香肠，晚上一关店门，大家就开始在里面演奏非常美妙精湛的古典音乐。当时中国的很多年轻人就师从这些著名的音乐家，这些优秀的犹太艺术家来到了上海，对中国的艺术发展做出了一些贡献，尤其对上海的文化建设做出了很多的贡献。

1949年的这一天，震惊世界的“两航起义”爆发。新中国建立的时候国民党有关机构爆发了大量的起义，其中首推“两航起义”的影响最大。“两航”指的是“中国航空公司”跟“中央航空公司”，这两个航空公司当时算得上是亚洲，或者说远东最强大的航空公司。中国航空公司原来是跟泛美航空合资的，泛美航空现在已经没有了，后来变成了联合航空；中央航空公司原来叫欧亚航空，是跟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合资的。当时这两家航空公司都有上百架飞机，总部一开始都在上海，最后快到解放的时候都跑到香港去了。有大批的国民党政府机构、航空公司、银行以及招商局等都聚集在香港。那时候大家也都在找出路，说到底是退到台湾去，还是回到大陆来，那要先看看形势，所以大家就先都聚集在香港观看一下时局。这个时候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抓的“两航起义”小组，在香港成功地策动了“两航起义”，当时两个航空公司共有十多架飞机从香港起飞，而且都是DC-3、DC-4的机型，尤其DC-4是大飞机，四个发动机的，这十多架飞机全部飞回到新中国的怀抱。

“两航起义”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国民党的主力民航运输机都起义了，国民党要想从西南撤出部队已经没有飞机可供运输了。而且“两航起义”还有一个历史性的重大作用，当时麇集在香港的所有人，都在历史的大关头、历史的大潮前观望，现在我们可能理解不了那些人，那时候他们面对的就是人生的最后选择，到底是去哪里，而“两航起义”可以说是打响了第一炮。在“两航”率先起义的感召下，留在香港的大批国民党政府银行、招商局等，有二十七家主要单位都先后起义，回到了大陆，为我们新中国最开始的建设起到了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