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森福都（一九九六年·第三届清张赏得主）

通常，与一件事物的第一次接触最重要，那往往会对日后产生深远的影响。就拿我来说吧，有生以来第一次观赏的舞台剧，就对我往后的戏剧观影响了许多年。

不过，虽说是舞台剧，各位最好不要想象成那种在气派剧院公演的商业戏剧。我看的那出戏，是只在我的故乡——一个连大型巡回剧团都难得造访的小岛上，由话剧社学生举办的公演。当时读初中二年级的我，拉着朋友偷偷混进了高中的校庆园游会。

那出戏的情节我几乎忘光了。唯一还记得的，就是男女主角不搭调的表情和阴暗凝重的气氛。

男女主角是一对情侣，女人在某种起因下逐渐发狂，男人却无怨无悔地接纳了她。或许除了爱情，那个男人还有什么把柄落在女人手上。女人精神出现异常后，便骑在男人的背上高声大笑，全剧就在男人像马一样在地上爬行的这一幕下结束。

不知不觉中，握紧拳头盯着舞台出神的我心思恍惚，埋在脑袋深处的音又似乎正在不断地震动。

在一个青涩的初中生眼中，高中生就像住在另一个世界里的大人，他们带给我强烈的冲击。尤其是那个敞着和服前襟、拖着腰带，在舞台上癫狂的女学生，鬼气逼人的演技令我敬畏不已。不过现在回想起来，或许正是因为那种老套的疯女演技中浓缩了高中生特有的纯真，所以才能打动我的心。

从此以后，在我心中，“高中话剧”便和“阴沉、窒闷及疯女”画上了等号（充满了我个人的偏见）。也是因为，在那个以夸张的绝望态度看待全世界的年纪，我深信，如果最后不步上疯狂之路，故事就无法收场。

我的“戏剧热”在此后数年渐渐升温，一开始只能看电视上播的舞台剧，或是阅读剧本聊以慰藉，但在比我小两岁的妹妹也来我所就读的高中就读后，“高中话剧”竟出乎意料地与我拉近了距离。因为我那个口齿不伶俐，又不喜欢在众人面前出风头的妹妹，不知为何竟然加入了话剧社。

妹妹参演的第一出舞台剧是《楢山节考》（《楢山节考》（ならやまぶしこう）是深泽七郎（Shichiro Fukazawa，1914-1987）创作的短篇小说，描述老母亲鼓励儿子按照村中习俗将年迈的自己遗弃在山中，本小说曾两次被改编成电影。）。当时她才上一年级，所以只是跑龙套。原作本来就很精彩，改编成话剧以后的确挺感人的。不过，他们居然想在慰问养老院时表演这出戏，真不知该说乡下高中生天真烂漫还是少根筋。

我不是话剧社的人，却很受不了他们这种粗线条，明知是多管闲事，还是决定替话剧社找个更适当的剧本。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我发现了《菊枕》。

《菊枕》讲述生来就有着过人美貌与才气的女主角阿蕊的一生，这个人物的灵感来自于个性好胜、擅长创作热情华丽之风俳句而闻名的杉田久女（杉田久女（Sugita Hisajo，1890-1946），明治－昭和时期著名女俳人。）。不甘心只做个平凡乡下教师之妻的阿蕊，虽然其才华获得了中央俳坛的肯定，却一直在贫穷所导致的焦躁、俳坛中的钩心斗角，及过度自负中苦苦挣扎，最后终于落入发狂的深渊。

读完我不禁拍膝大叫：“就是这个！”以疯女为首，我理想中的高中话剧该有的东西不仅一应俱全，还有许多舞台效果绝佳的写实场景！

把大量菊花铺在廊子上，风干后做成菊花枕的那一幕，表现出女主角对丈夫又爱又恨的复杂心情。若是让纯情的童女阿蕊与自我意识强烈的中年阿蕊轮流出现，不知效果如何？

阿蕊为了寻求俳句灵感，不时披荆斩棘深入英彦山的那一幕，我希望在话剧的前半段和后半段各出现一次。起先是在她吟出《时鸟》的创作巅峰期，季节在初夏。第二次是被恩师放弃、创作也陷入瓶颈的凋零期——阿蕊披头散发、眼露妖气地徘徊在晚秋的英彦山间。

演出的构想——理清并日渐完整，我甚至连主角阿蕊的人选都打算好了——举贤不避亲，我想提拔妹妹。但尽管我的幻想在肆意膨胀，实际上却并没有写成脚本。我不是话剧社社员，没有那种力量推动我刚萌芽的“创作”冲动。（听起来好像在替自己找借口，不过乡下地方和首都圈的文化落差绝对不小。阿蕊的焦虑，我能感同身受。）

在那个以幻想告终的剧本《菊枕》中，我本来打算把阿蕊被介绍给圭助认识的那一段放在第一幕。阿蕊虽对她未来夫婿的容貌不满，但还是像一般女孩子一样，对婚姻生活充满光明的希望。为了更强调她日后的绝望，我打算先给她一线希望之光。

不过，如果是现在的我来写《菊枕》的剧本，大概会把下班回家的圭助听到邻居主妇在路边闲聊，得知妻子阿蕊的负面谣传放在第一幕第一场。圭助躲躲闪闪，好不容易回到家，在玄关迎接他的却是妻子的当头痛骂，但圭助只是默默地把脸转开——我想把他描写成一个沉默寡言、具有善良天性却境遇可悲的平凡男子。

我的焦点何以不再是阿蕊步向疯狂的原因与过程，反而转移到随她疯狂的圭助身上？这一点连我自己也不明白。从初次阅读这个故事至今，已经过了二十几年，会产生变化也可说是理所当然。说到这里我才想起，最近再回想那次园游会时看到的高中话剧，脑中浮现的总是那个男同学细腻的演技。他一边驮着女人爬行，一边流下了分不清是悔恨还是欢喜受虐的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