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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年来，我生活在噩梦和惊恐之中，只有一个绝望的念头勉强支撑着我，那就是某些特定的印象完全源自虚构的神话。时至今天，我已经不敢保证1935年7月17日至18日我在西澳大利亚发现的事物是否真实存在了。我有理由希望我的经历完全或部分是一场幻觉——是的，我能找出不计其数的原因。然而，这段经历的真实性又过于可怖，我时常觉得那份希望如此虚无缥缈。假如那件事情确实发生过，那么人类就必须做好准备接受宇宙的真相和人类在沸腾的时间旋涡中所处的真正位置了，而仅仅提到这些就足以吓得你我无法动弹。人类还必须提高警惕，抵抗某种潜伏的危险，尽管它不可能吞噬整个物种，但足以对其中那些热爱冒险的成员构成恐怖得无法想象的威胁。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必须以我的全部力量告诫世人，请放弃发掘那些不为人知的远古巨石遗迹的全部努力，我的探险队就曾前往这样一个地方进行勘察。

假如我确实精神正常、头脑清醒，那么那晚我的经历就从未在其他人类身上发生过。甚至可以说，它可怖地证明了我企图归结为神话和梦境的事物确实存在。幸运的是我没有证据，因为在逃跑时遗失了那件恐怖的东西。假如它是真的，也确实来自那个邪恶的深渊，就将构成无可辩驳的铁证。我独自遭遇了那段恐怖的经历，迄今为止也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我无法阻止其他人朝这个方向挖掘，好在直到今天，运气和变动的流沙还没有让任何人发现它。现在我必须毫不含糊地做出一个声明，不但为了我本人的精神健康，也为了恳请文章的读者能够严肃对待此事。

我在载我回家的船舱里写下这些手稿，其中前半部分的大多数内容早已为大众和科学报刊的读者所熟知。我打算将手稿托付给我的儿子，米斯卡托尼克大学的温盖特·皮斯利教授。多年前我罹患怪异的遗忘症后，家中只有他对我不离不弃，同时也是最了解我的病症内情的人。假如我吐露那个命定夜晚所发生的一切，他是全世界所有活人里最不可能嘲笑我的。出海前我没有告诉他任何事情，因为我认为最好让他通过文字得知真相。比起听取我混乱的口头叙述，在闲暇时间翻阅和重读我的文字应该能产生更有说服力的印象。他可以用最合适的方式处理我的文稿——添加合适的评论，向任何有可能得到良好结果的人员展示。为了帮助不熟悉我早期遭遇的那些读者了解情况，我在揭开事实真相前撰写了颇为详尽的背景综述。

我叫纳撒尼尔·温盖特·皮斯利，假如你还记得十几年前的新闻或六七年前心理学杂志刊发的信件和文章，那就肯定知道我的身份和职业。报刊详细描述了我在1908年至1913年罹患的怪异遗忘症，大部分内容都是潜藏于当时和现在居住的马萨诸塞州古老小镇背后的恐怖、疯狂与巫术传统。必须声明，我的家系和早年生活中都毫无那些疯狂险恶之事的影子。有鉴于来自外部源头的阴影如此突兀地降临在我身上，这就更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了。或许是几百年来的黑暗阴郁气氛带给流言缠绕的破败城镇阿卡姆，在面对这些阴影时增加了一种特别的脆弱性，但考虑到我后来研究过的另外一些事例，就连这一点也变得非常值得怀疑。不过我想说的重点是，我的祖辈和背景都完全正常。我遭遇的事物来自另一个地方，具体是哪里，到现在我也不愿用文字直接描述。

我的父亲是乔纳森·皮斯利，母亲是汉娜·皮斯利（原姓温盖特），双方都来自黑弗里耳地方血统优良的古老家族。我在黑弗里耳出生和成长，古老的家宅位于黄金山附近的鲍德曼街上，十八岁进入米斯卡托尼克大学后才第一次前往阿卡姆。那是1889年的事情。毕业后我在哈佛研究经济学，于1895年以政治经济学讲师身份返回米斯卡托尼克大学。接下来的十三年，我过着风平浪静的快乐生活。1896年，我与黑弗里耳人爱丽丝·凯泽成婚，我的三个孩子罗伯特·K.、温盖特和汉娜分别出生于1898年、1900年和1903年。1898年，我当上副教授，1902年成为全职教授。我对神秘主义和变态心理学从未产生过任何兴趣。

1908年5月14日星期二，那场奇特的遗忘症降临在我身上。事情来得非常突然，后来回忆起发病前的几小时，我曾短暂地见到过一些模糊的幻象——幻象混乱无序，让我深感不安，因为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这大概就是发病的前兆吧。我的头抽痛不已，有一种对我来说完全陌生的独特感觉，那就是有什么人企图侵占我的思想。

上午10点20分，我正在向一年级和少数二年级学生教授政治经济学的第六讲——经济学的历史和当前趋势。这时那种病症彻底发作了。我看见眼前出现了怪异的形状，觉得自己置身于一个奇特的房间中，而非现实中的教室。我的思绪和讲话偏离了上课的内容，学生们注意到我出了什么严重的问题。紧接着，我瘫坐在椅子里失去了知觉，谁也无法将我从昏迷中唤醒。等我的感官再次望见这个正常世界的阳光，时间已经过去了五年四个月零十三天。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当然都是其他人告诉我的。我被送回克雷恩街27号的家中，接受了最好的医疗看护，但在长达十六个半小时的时间内始终不省人事。5月15日凌晨3点，我睁开眼睛，开始说话，但没过多久，我的表情和语言的变化就彻底吓住了医生和我的家人。我明显无法回忆起我的身份和过往，但出于某些原因，我似乎急于掩盖这种记忆缺失。我的眼睛怪异地注视着身边的众人，面部肌肉的反射动作也变得全然陌生。

就连我说话也变得笨拙而怪异。我磕绊地尝试着使用发声器官，用词有一种奇特的矫饰特质，就好像我正在费力地按照书本学习英语。我的发音变得粗鄙而陌生，遣词造句似乎既包括奇异的古语，也包括极其难以理解的表达方式。后者尤其给众人留下了强烈甚至恐怖的印象，最年轻的一位外科医生直到二十年后还记得清清楚楚。过去这十年间，一个特定的短语逐渐流行起来，首先是在英格兰，后来是在美国，尽管这个短语非常复杂，而且无可辩驳的是个新词，但早在1908年，阿卡姆的一名奇特病人就使用过了这个神秘的词语。

我立刻恢复了身体力量，接着奇怪地花了大量时间重新学习使用手脚和身体的其他器官。因为这个，也因为失忆导致的另一些功能障碍，我不得不接受了一段时间严格的医学监护。企图掩饰症状的尝试失败后，我公开承认了自己的问题，如饥似渴地汲取各种各样的信息。事实上，在医生看来，我接受失忆症，将其视为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后，就对找回原先的人格丧失了兴趣。他们发现我将精力主要放在历史、科学、艺术、语言和民间传说的某些特定题目上，其中有一些极为深奥难懂，也有一些简单得仿佛儿戏。说来奇怪，许多孩童都知道的事实却不在我的意识之内。

另一方面，他们发现我难以解释地掌握了许多几乎不为人所知的知识，但我似乎更希望隐藏而不是展示自己对这些知识的通晓。我会在不经意间提到信史范围外的混沌纪元中的特定事件，见到人们脸上的惊讶表情后，我又会推说那只是开玩笑。而我谈论未来的时候，有两三次使得听众惶恐不已。这些离奇的不得体表现很快就消失了，但认真观察的人觉得那是因为我学会了小心翼翼地加以掩饰，而不是忘却了它们背后的怪异知识。事实上，我异乎寻常地急于吸收这个时代的语言、风俗和思潮，就仿佛我是一名来自遥远异国的勤勉旅者。

得到允许后，我每时每刻都泡在大学图书馆里，很快就开始安排前往怪异地点的行程，并且在美国和欧洲的多所大学参加一些特别的课程，这在接下来的几年间引来了诸多非议。我从来不需要为缺乏学术交流而苦恼，因为我的病例在当时的心理学圈子里已经小有名气。我被当作第二人格的典型病例接受课堂研究，但偶尔表露出的怪异症状和小心掩饰的嘲讽神情却时常让演讲者困惑不已。

我几乎没有结交真正的朋友。我的外表和言辞中似乎有某种东西会在我遇到的每个人身上激起模糊的恐惧和厌恶感觉，就仿佛我已被彻底排除在了健康的正常人群之外。这个黑暗潜藏的恐怖念头与某种难以衡量的距离感联系在一起，无处不在且难以改变。我的家人也不例外。自从我怪异地苏醒以后，我妻子看我的眼神中就充满了极端的惊恐和厌恶，发誓说我是个彻头彻尾的陌生人，强行占据了她丈夫的身体。1910年，她向法院申请离婚成功，哪怕在1913年我恢复正常后，她依然不愿见我。我的长子和小女儿持有同样的看法，我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只有我的次子温盖特似乎能够克服我的变化引起的恐惧和厌恶。他确实觉得我是个陌生人，但即便如此，八年间依然坚信我能够恢复原先的自我。待我确实恢复之后，他找到我，法庭将他的监护权给了我。在接下来的这些年里，他协助我完成我受到驱使进行的研究，年仅三十五岁的他如今已是米斯卡托尼克大学的一位心理学教授了。我对自己引起的恐慌并不觉得奇怪，因为我非常确定，于1908年5月15日醒来的那个生物的意识、声音和面部表情，都不属于纳撒尼尔·温盖特·皮斯利。

至于本人从1908年到1913年的生活细节，就不多赘述了，读者很容易能够从旧报纸和科学期刊上读到所有的外在情况——我基本上也是这么做的。我得到许可使用自己名下的资金，而我花销得很慢，大体而言用得颇为明智，主要用于旅行和在多个研究中心学习。但是我的行程却非常独特，其中有前往偏僻遥远之处的长时间探访。1909年，我在喜马拉雅待了一个月，1911年我骑骆驼前往阿拉伯的未知沙漠时引来了大量关注。这些行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我永远也无法知晓。1912年夏季，我包下一艘船，航行至斯匹次卑尔根以北的北冰洋，事后表露出失望的种种情绪。当年晚些时候，我花了几个星期，独自在西弗吉尼亚的巨型石灰石岩洞系统中进行了一次空前绝后的探险，那片黑色迷宫无比错综复杂，试图追溯我的路线都是超乎想象的事情。

在各所大学逗留期间，我异乎寻常的学习速度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二人格似乎拥有远超我本人的智力。我自己也发现我的阅读和自学的速度堪称奇迹，随意翻阅一本书就能掌握其中的全部细节，而我在瞬息之间分析复杂图表的能力更是无人能及。偶尔甚至传出了一些恶意丑化的流言，称我拥有影响他人思想和行为的力量，但我对此非常谨慎，尽量不展露这种能力。

另一些流言称，与我过从甚密的人士中有多名神秘主义组织的领导者，还有据信与可憎而无可名状的远古世界祭司团体有关联的一些学者。这些传闻在当时从未得到证实，无疑源于我众所周知的阅读取向，一个人查阅各地图书馆的珍本书籍很难不引起其他人的注意。切实的证据也以页边笔记的形式存在，能够证明我仔细研读了一些书籍，其中包括埃雷特伯爵的《食尸异教》、路德维希·普林的《蠕虫秘典》、冯·容斯特的《不可描述的异教》《伊波恩之书》那令人困惑的残篇和阿拉伯疯人阿卜杜拉·阿尔哈萨德的恐怖著作《死灵之书》。另外，无可否认的是，在我发生奇异变化的那段时间里，确实有一波前所未有的邪恶地下异教活动在悄然展开。

1913年夏，我开始显现出倦怠和兴趣衰退的迹象，向多名关联人士暗示称，我身上即将发生变化。我提到早年生活的记忆正在逐渐恢复，但大多数听众认为我没有说实话，因为我提供的所有记忆都是琐碎小事，诸如此类的内容更有可能来自我以前的私人文件。8月中旬，我返回阿卡姆，重新住进克雷恩街上关闭已久的家宅，在这里独自装配了一台极为古怪的机器，所用零件来自欧洲和美国的数家科学仪器生产商。我小心翼翼地保守这个秘密，不让它出现在任何聪明得足以分析它的人面前。有几个人亲眼见过这台机器，包括一名工人、一名仆人和新来的管家，他们说机器奇特地混合了传动杆、飞轮和镜子，仅有两英尺高，一英尺宽，一英尺长。镶嵌在机器中央的是一块圆形凸面镜。能找到出处的零件的生产商也证实了这件事情。

9月26日星期五傍晚，我打发管家和女仆离开，请他们第二天中午再回来。屋子里的灯光直到很晚才熄灭，一名男子乘轿车登门拜访，他身材瘦削，皮肤黝黑，相貌古怪，像是个外国人。最后一次有人见到屋内的灯光是凌晨1点。凌晨2点15分，一名警察注意到陌生人的轿车还停在路边，但屋内已是一片黑暗。凌晨4点，那辆轿车已经开走。清晨6点，一个犹疑的外国人的声音打电话给威尔逊医生，请他前往我的住处，将我从某种特别的昏迷中唤醒。这是一通长途电话，后来追查到了波士顿市北车站的公共电话亭，那位瘦削的外国人自此再也没有露面。

医生来到我的住处，发现我不省人事地躺在客厅的安乐椅里，椅子前方支着一张桌子。抛光的桌面上有一些擦痕，说明曾经承载过某种沉重的物体。怪异的机器不见了，后来也没有听到过它的任何消息。毫无疑问，那个瘦削黝黑的外国人带走了它。图书馆的壁炉里有大量灰烬，证明自从罹患失忆症以后我写下的所有材料都被付之一炬。威尔逊医生发现我的呼吸很不正常，打过一针后才恢复了规律。

9月27日上午11点15分，我剧烈地扭动身体，一度呆板如面具的脸上开始出现表情。威尔逊医生判断这种表情不属于我的第二人格，更像来自我原本的自我。11点30分，我嘟囔着说出一些非常怪异的音节，这些音节似乎与所有的人类语言都毫无关联。我好像在和某种事物搏斗。刚过中午，管家和女仆已经回来了，我开始用英语喃喃自语：“……作为所处时代的正统派经济学家，杰文斯代表了运用科学方法建立联系的流行思潮。他尝试将繁荣与衰落的经济循环与太阳黑子的活动周期联系在一起，活动高峰期或许……”

纳撒尼尔·温盖特·皮斯利回来了，这个灵魂在时间跨度上依然停留于1908年的那个星期四上午，经济学课程的学生们还在抬头仰望讲台上的那张破旧书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