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来的是一个严寒凛冽的早晨。

整个军部好像一座被冻得十分坚实、攻打不破的冰城。

还不到卯正时分，将领们纷纷披着重裘，赶来开会。他们中间大部份人还没有渗入统帅部的核心集团，因而都不知道今天会议中将要讨论什么重要的内容。他们只是习惯地服从命令，前来参加会议，不关心它的内容，而且也不准备去关心它。他们具有西军的老传统，在一般情况下，不太肯在决定方针政策的重大问题上动脑筋、化心思。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应该由朝廷、统帅、特别是文官们来决定的事情。他们的任务，只是服从它，遵照上面的意思动手去干罢了。只有讨论到具体的军事行动和作战方案时，他们才感到兴趣。

但当他们进入会场后，感到今天的气氛大大不同于往常。这不但因为凛冽的气候，也因为会议的召集人、主持人种师道不断地皱着他的眉毛，在那上面也似乎罩上了一层浓霜。他早就到场了，甚至于比第一个赴会的将领还先进场，因此整个会场都是静悄悄的，没有人敢于出声谈笑。种师道有时蹩着脚在大会场中环行，有时小山般地坐在座位上，使得这张垫着虎皮的帅座好像用生铁铸成一样，一个年老的将领，确不定自己应否参加会议，按照他的身份，地位正好处在两可之间。他弄不清楚昨夜种师道邀约杨可世时有否也把站在杨可世旁边的他包括在内？今天赶来了，在会场门口探一探头，试试反应。种师道一眼瞥见了他，严厉地挥一挥手，把他斥出门外。这个严峻的动作预示今天会议的非常的重要性，使得即使最不敏感的将领也感觉到将有一场风暴来临。刘锜自己也感到在昨夜欢宴中取得的欢乐和轻快的效果已经一扫而尽，那似乎是十分遥远的、发生在几年以前的事情了。

最后一个与会者刘延庆带着儿子刚进入会场——连他也没敢迟到，可是种师道已用了一个觉察不出的动作，微微地蹙蹙额，对他来晚了表示不满。显然今天种师道的火气很大，一点小小的冒犯都可以使他激动。刘延庆的座椅还在嘎嘎作响的时候，种师道就开始会议，扼要地谈了会议的要旨：

“朝廷近有大征伐，”他的语气不可能是平静的，“特命信叔前来，调我军扫数开往河北击辽。事关重大，本帅也作不了主，今天特请诸君前来会商。诸君听了信叔所说，可以各抒己见，详尽议论，不必拘泥体貌，弄得大家钳口结舌，日后又有后言。”

要明白违抗朝旨、反对出兵是不可能的，种师道只好鼓励部下表示反对的意见，让官家派来的特使刘锜亲自看到将领们对这场战争既不热心，又不支持，把这个消极的反应带回朝廷去，也许有可能改变官家的决策。种师道的用心在刘锜看来是洞若观火的，刘锜早已拟定了第三个作战方案。他赋予自己的使命是尽可能清楚地把问题向大家摊出来，使大家明白这场战争的重大意义，明白朝廷对此已痛下决心。他要鼓舞起大家的热心，竭力摆脱种师道的影响，作出自己的结论。

刘锜不幸处在和他那么尊敬的种师道相互对立的地位上，既要贯彻自己的任务，就不能不排除种师道的消极影响和冷淡反应，这是他在两天的试探观察中确定无误的。但是种师道毕竟是一军的统帅，是他争取、团结而不是排斥、打击的对象。到头来，他还必须取得他的合作，才能真正完成任务。他巧妙地尽量不伤害种师道的尊严，免得招致他以及西军核心集团的成员们的反感。他热情焕发地复述了曾经给种师道谈过的话，企图用自己的“热”来抵消种师道的“冷”，并且随时在探测将领们理解的程度，加以补充和阐发，注意着每人听了他的话以后反映出来的各种表情。

种师道冷冰冰的开幕词和刘锜火辣辣的介绍词果然形成两股不同的气流，两者都产生了强烈的影响。热流与寒潮、高气压和低气压在会议一开始就进行了锋面的接触，一场意料之中的风暴不可避免地来到了。将领们听了两人的话也各自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表情，表明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已被卷入这场交锋。他们有的是喜上眉梢，感觉到烫手的富贵已经逼人而来，有的是面含重忧，唯恐一场不可预测的祸患找上头来，有的心里热辣辣地想到马上就可以在燕山、易水之间跃马横戈施展好男儿的身手，最近三年来前线的沉寂状态使他们早有髀肉复生之叹，有的则在沉思着，反复考虑这场战争的得失，衡量它的胜负因素，并把考虑的范围扩大到本军之外，当然也还有人根本没有把双方的话听进去加以咀嚼和消化，他们只是装出在听话，并且装得已经听懂了，听清楚了，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发言的样子。到处都有这样的超然派，即使他要“超然”的问题与他本身的利害有着密切的关系。

面对着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各人根据自己的修养、见解，对朝廷、部队与统帅的关系，或者单纯从个人利害的角度上考虑，作出各种不同的思想反应。

在刘锜发言过程中，种师道一直闭目养神，似乎找不到比这更加合适的机会来休息一下，以恢复夜来的疲劳。人们感觉到种师道什么都没有听，什么都不想听，但是一等刘锜发言完毕，他的厚重多裥的眼皮忽然大大地睁开，以逼人的光芒环视诸将，一面不住地点头，仿佛在对大家说：不管信叔说些什么，鼓惑大众，俺的主意早就打定。诸君有何高见，就请充分发表。

虽然各人有着不同程度的理解和各种思想活动，但是这点认识在大部分人中间还是一致的：今天的会的确不同寻常，刘锜所传达和种师道所反对的这场战争将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战争，关系到全军和每个人的命运，这就不可能像往常一样对它漠不关心或者轻率地表示自己的看法。他们相互观望、相互窥测着别人的面色和表情，准备等到别人发言后再表示附和或反对的意见，谁都不肯开第一腔。长时间的沉默统治着会场，这种沉默对于战争的支持者、相信可以击败种师道的刘锜以及战争的反对派、相信可以得到大多数部属支持的种师道都是十分难堪的。现在他们都急于要想获得自己的同情者。

过了好久，大家才听到环庆路经略使刘延庆的发言。在熙河路经略使姚古没有到场的情况下，他认为自己在西军中所处仅次于种师道的地位决定了他的优先发言权，如果别人有顾虑，不敢首先打破沉默，那么理应由他来打破。

“自家懑半生戎马，出生入死，”他字斟句酌，尽量要装出很文雅的样子，可是别人知道，说不到三言两语，他就会露出马脚来。“去年还在江南拚命厮杀，好不容易博得个衣蟒腰玉、妻荣子贵。如何今年又要出征河北？依自家之见，还是按兵不动为是。”

刘延庆去年曾率领部分环庆军、鄜延军和童贯一起到江南镇压方腊起义，血洗两浙地区，当地人民恨不得寝他们之皮、食他们之肉。在战争中，他自己的部下也遭到严重损失，因此颇具戒心，深恐朝廷再调他出去作战。特别因为他的一部分部队目前还戍防在京西路淮宁府一带，没有调回西北复员。如果再次发动战争，他是最可能被点到名出征的。

刘延庆的结论虽然符合种师道的愿望，但他说得太赤裸裸了，甚至太愚蠢了，非但不能为种师道张目，反而可能成为对方攻击的口实，番人出身的刘延庆做了多年大官，虽已有了相当程度的汉化，却还没有学会在公开和必要的场合中说些冠冕堂皇的门面话为自己打掩护，因此他的话刚说完，就遭到许多人的围攻。

大将杨可世的面颊抖动了几下，连带也扯动他的颊髯，似乎有飞动之势。这是他的生理反应，每当他要冲锋陷阵，或者激动地要想发表什么重要意见的时候，两颊就会神经性地抖动起来。种师道引用北周宇文泰称赞大将贺拔胜的话“诸将临阵神色皆动，唯贺拔公洋洋如平日，真大勇也”来告诫他，劝他临阵镇静。他表面接受，心里不以为然，并不认为自己临阵会发慌，而且也改变不了这个习惯。

但是在别人看到他将要发言之前，年轻性急的姚平仲已经抢在他前面说话了：

“刘太尉此言差矣！”姚平仲勇敢地面对着刘延庆说，他对任何人，无论在什么场合中都是无所畏惧的，“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朝’，我辈分属军人，久受朝廷恩禄，一旦官家有公事勾当，正是我辈效命之秋。怎得推托抗违，私而忘公？小将之意，还当遵旨出师、报效国家为是。”

姚平仲的话表面上是驳斥刘延庆，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私而忘公”、“报效国家”八个字的分量下得很重，种师道听了，不禁又皱皱眉头。

原来河南种氏与山西姚氏是当前西军中两大著名的家族。两家都是累世簪缨，代产名将。姚平仲的父亲姚古是有资格与种师道竞争统帅地位的对手——他们都没有把刘延庆看在眼下。自从刘锜的父亲刘仲武卸任都统制后，种师道与姚古两人展开剧烈的竞争，最后姚古失败，退处在熙河经略使的原来位置上，就常常托病不出，军部中有重要活动，都让儿子出来周旋应酬，姚平仲年纪虽轻，却已卓著战功，成为全军中出名的勇将。作为西军共同体的一个成员，他爱护本军，献谋划策，都能从全军的利害来考虑问题。但是作为姚氏家族的代言人，他又不可避免地与种师道本人发生矛盾，常常持着与之相反的观点，有意使他为难。有时还要找寻种师道的罅隙，借机攻击，以此为乐。

他主张遵旨出师，是既考虑了全军的荣誉，也窥测出种师道害怕出兵的隐微，故意针对他抢先提出来，含有对他挑战的意味。

然后是杨可世和辛兴宗相继发言，都以相同的理由支持姚平仲的主张。杨可世强调好男儿应当从一刀一枪上博得本身的荣誉，太好机会，岂容错过。辛兴宗强调的要遵旨出师，恪遵朝命。

杨、辛两将都是童贯赏识，特加提拔的人，在军中都有特殊的地位，不同的是杨可世以此为耻，辛兴宗以此为荣。杨可世本来就是西军中最著名的战将，自恃材武，多立功勋，一旦受到童贯的赏识，反而使军队中对他产生了看法。他希望出征作战，为自己进一步树立功名，也借以洗刷那个难听的名声。辛兴宗没有杨可世的自信，只好更多地依赖“恩相”的庇护。他们辛氏一门，兄弟五人，都由童贯一力保荐，在西军和京师的三衙中做到大将或高级偏裨的地位。对于他，“恩相”和朝廷是同义词，“恩相”就是朝廷，朝廷就是“恩相”。遵奉“恩相”之命，出兵一趟，有酬可索，劳而有功，何乐而不为？

非种氏系统的将领纷纷表示了意见，一般都倾向于出师，他们的主张非种师道所能左右，但是他们的发言权毕竟是有限的，现在要听种氏的人说话了，大家都把眼睛觑着老成持重的种师中。

种师中是种氏家族的人，具有限于他的识见难于避免的狭隘的家族偏见，但也仅仅不过是那么一点儿，他并非依靠家族、祖先和老兄的力量，主要是依靠自己多次陷阵血战，真正在战场拚命，才取得目前的声誉和地位。作为一个经略使，种师中是由朝廷批准任命，而作为一个“真正的军人”，却需要由部队、广大官兵共同的批准，这和朝廷的任命完全是两回事情。种师中是在高级军官中享有那种“真正的军人”荣誉的少数人之一。还有更重要的是种师中不像他老兄那样锋芒毕霹，而常常能够克制感情，顾全大局，用自己的谦逊和诚恳来满足别人的自尊心。由于他不强迫别人尊敬他——这在他的地位上是容易做到的，因此他在全军官兵中获得了许多自尊心很强、往在要采取一些措施强迫别人尊敬他的将军们所不能够获得的普遍的尊敬。

“官家手诏，岂可违背？夷适（姚平仲字）言之极当。”他沉吟半晌，似乎经过极大的思想斗争后，才毅然提出自己的看法道，“弟所深虑者，我军自成军以来，百年中只与西夏及诸羌对垒作战。除了去年刘太尉去江南一战外，其余各军，不出西北一隅，见闻有限，河东，河北，足所未履，燕云诸州，目所未睹。人生地疏，军情不谙，一旦大军东出，制胜之策安在？这一点，诸君倒要慎重筹思才是！”

种师中提出一个具体的困难，引起大家思考。接着，众人又听到全军总参议赵隆的深沉的声音。

“端孺（种师中字）所虑甚是。这等大事，必须计出万全，才有胜算。岂可孟浪从事，陷此一军，兼误了朝廷。”

赵隆长期在熙河军中服役，不仅与姚平仲的父亲姚古、还与姚古的父亲姚兕共事过。本来早已到达退休告归的年龄，无奈种师道出任统帅时，死活把他拖住了，一定要他担任全军总参议之职。种师道以与他共进退为要挟，使他不得不勉为其难地允承下来。他是那种与军队同呼吸、共命运的职业老军人。他除了部队生活以外，别无个人的家庭生活（他的妻室和早年生育的子女早已去世，只留下一个孤女，在军队里养大），除了军队的利害外，别无个人的利害，既然承担了总参议，就决定不做一个素餐尸位、拿干薪、领请受（军饷。）而无所事事的那种幕僚。那种人，在部队里也像在其他的机关里一样多的是。赵隆没有把军队当作养老院，没有把自己当作统帅的清客，而把自己看成为一张弓弼（“弼”是木制的弓夹，弓不用时用木夹夹起来以防日晒、受潮而发生高低不平的现象。），专门用来矫正军队中发生的一切不平之事，有谁的言行不符合全军利益，他就要出来讲话干预，不拘情、不姑息、不纵容、不怕得罪人。他就是以这种伉爽直率的性格为人们所喜欢、所容忍、所气恼、所敬畏的。有人在他的背后说笑话，说他的大名和表字应该改动一下，改名赵弼字子正，才符合他的性格与实际。他的为人实在太严肃了，以致像这样一个丝毫无损于他的尊严的笑话也没有人敢于当着他的面讲出来。有一天他倒反向别人请教，这个他间接听到的赵子正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干过些什么？要来干什么？一般说来。军队里都不欢迎朝廷派来干预军事的文员，赵隆还当这个自己的化身赵子正是朝廷派来的文员哩！

在这次军事会议以前，赵隆是种师道把刘锜的任务向之透露的唯一的僚属。他考虑了全盘利害，认为不依靠自己力量，只想利用他人投机取巧，侥幸徼利，照这样发动的战争，不会有好结果。他发表了比种师中更加坦率的意见，反对出师伐辽。他引用了《孙子兵法》“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一句格言后，接下去说：

“……近年来邀功好事之徒，对北边情事，颇多增饰，尚难信实。我辈僻处西陲，孤陋寡闻，对辽、金及朝廷情事，均难了然。辽朝虽君侈臣汰，积弱已久，但军备如何，现有兵力若干，尚堪一战与否，可有真正的情报？信叔说金邦崛起，已拊辽之背而蹶之，此话俺也早有所闻。如属信实，两虎相搏，我正好坐观成败，伺隙而动。今日如急于用兵，为祸为福，或胜或负，尚难逆料。我西军虽号强劲，诚如端孺所说，从未去过河北，与辽人角力，可有胜筹？今日之事，可谓既未知己，又未知彼，倘有蹉跎，将何以善其后？信叔虽赍来了朝旨，力促进兵之议，赵隆不敏，却期期犹以为未可。”

这是刘锜碰到的第一号劲敌，在他以前发言的诸将，无论赞成或反对出兵，都没有像他这样在思想上已有所准备，对问题已作了全面考虑，因此他的结论是强有力的。他不仅以理智、同时也以平素在西军中的威信说话，他的话就显得更加有分量。

又是一阵深沉的沉默，使得会场的气温顿时降到最低点。

到了关键时刻，刘锜不得不再度出来说话。赵隆所持的理由似乎相当充足，谈的仍是具体问题、枝节问题，没有接触到事件的本质。哪有失去的疆土可以不去收复之理？已经掌握了最有利的时机，为什么不马上行动起来，还要待什么机，伺什么隙？何况他手里持有几张有利的王牌，只要把它们摊出去，他就有把握把胜利争回来。他不回避种师道咄咄逼人的眼锋，反而迎着它，更加流畅、激昴地谈起来：

“端叔和渐叔（赵隆字子渐）所说诸端，虽属老成深谋，据刘锜所知，却都是鳃鳃过虑，尽可放心的。辽金之事，这些年来，归朝人（当时北宋人称从辽的统治区域逃亡归来的各族官民为“归朝人”。）梯山航海，纷至沓来，迭有所闻。朝廷并未据以定策。直到后来派了专使去和金主完颜阿骨打通好，又派专人到辽廷去觇探虚实，三番五复，相互对证，这才知道所传非虚，端系实情。渐叔可知道令姻亲马都监和令坦子充父子俩这几年就被派往金邦，与完颜阿骨打折冲尊俎之间，首尾其事，已见成效。刘锜出都之日，闻得子充已经伴同金使入朝，御前奏对，定夹攻之期。众位如有不信，何不派人向子充打听一下，对辽、金之事及我军所处胜势，均可了然了。”

刘锜发出了第一张王牌，突然提到马政、马扩的名字，众人的眼光顿时发亮，彼此交换着视线，似乎在点头议论道：

“别人干下的事，也许不定可靠，他俩干的事，难道还会有错？”

好像这父子俩的名字就是双重有力的保证，只要真是他俩出头干的事，就足以打破赵隆提出的任何顾虑而有余。

全场的气温顿时升高。

有人怀疑地，其实是希望得到进一步的证实，故意问道：

“难道子充小小的年纪，也干得出这等大事？”

“诸公都读过《三国志》，岂不知诸葛孔明隆中对时也只有子充这般年纪，对天下大势就了如指掌。安见得子充就不如古人？刘锜这番受命时，官家还亲口说到子充，说他办事干练，成效卓著哩！”

“俺早说过这小子有出息，不枉赵参议结了这门亲事！”

许多人同声称赞马扩，承认他立了功劳，干成大事，也就等于承认决策伐辽是正确的、英明的。他们的推论是简单的。刘锜抓住这个有利因素，乘机扩大战果。

“马都监、马子充几番出入金邦，备悉辽、金两朝底细，将来用兵运筹之际，都是前线不可少的人才。只怕朝廷到时又另有任使，不肯放手。这个，种帅倒要向朝廷力争。”

马政离开西军时，只是一个中级军官，马扩还只有承节郎这个起码的官衔，但在西军中有一条不成文的法则，单单只有朝廷任命而未经基层战士批准的军官，他就不能够享有职位上应有的威信，他的指挥权和发言权都是不完全的，甚至在人们的心目中是无足轻重的——刘延庆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反之，如果他真正立过战功，具有“真正的军人”的素质，而为基层所公认，那么他即使没有任何军官的职衔，在实际工作中，特别在具体作战时，他就是事实上的长官了。大家听他的指挥，连军部也承认这个事实，马政、马扩都是属于那种“真正的军人”，在部队中享有比他们的职位高得多的信任和声誉。刘锜发出这张王牌是明智的，完全收到事前预计的效果。

只要把赵隆打败，对付种师中就比较容易了，他接着只说：

“至于端叔所虑我军来到过河北，虽是实情。但兵家用兵，全靠机动灵活，因时制宜，田地制宜，岂可局限于一隅之地，固步自封。记得当年周世宗统率禁旅北征，高平一战，大败河东兵，略地直至晋阳。后来旋师西南，席卷秦陇，饮马大江，后蜀、南唐望风披靡。后防既固，养锐北上，亲征契丹，刀锋所及，捷报频传，瀛鄚诸州，相继底定，大功已在俄顷间。倘非因病舁归，这燕、云之地，早已归我版图了。今我西军荟萃了天下的劲士才臣，锐卒良将，是朝廷的柱石，国家的干城，东西南北，何施而不可？周世宗能做到的事，又安知我们就做不到！瑞叔这论，未免有点胶柱鼓瑟了。愚侄妄言，请端叔赐教。”

这席话说得讷于言语的种师中只有点头称是的分儿，他原来就不是坚决反对伐辽的。可是赵隆却非片言只语就可以折服，他不仅仍然要坚持“两知论”，不相信他的姻亲和未婚女婿办的事一定妥当，并且进一步提出一个更加尖锐的问题：

“童太尉新除两河（宋人习惯称河东、河北为两河。）、陕西宣抚使，眼见得此军就要归他节制，将来用兵时，种帅在军事上可作得了主？”他停顿一下，毅然说道，“不但如此，伐辽之役，在朝廷中又有何人主持其事，难道王黼、蔡京、蔡攸之辈担当得了这等大举动？自古以来，未有权臣在内，大将得以成功于外者。贤侄岂曾长虑及此？”

这确是问题的症结，但事涉庙算和官家的用人，在这等公开场合里正该竭力避免说到的。赵隆不仅十分直率地还是非常轻蔑地提到这些权贵的名字，使得众人都吃了一惊，连种师道也不便表示什么。辛兴宗张口摇舌要想说几句话来回护恩相的威信，看看赵隆的严肃的表情和周围的气氛，又把话缩回去，弄得十分狼狈。

刘锜也没料到赵隆会有此一问，但对这个问题，他自己是有答案的，否则他就不可能支持这场战争了。他说：

“此番大举，全出官家圣断，王黼、蔡攸不过在旁赞和而已。刘锜赍来的诏书，就是官家御笔亲制，书写时除刘锜外，并无别人随侧，刘锜岂得妄言？”接着刘锜又发出第二张王牌，说道：“官家对种叔可说是简在帝心，倚任独专。记得早时，京师传诵着两句断诗，称颂种叔功绩，道是‘只因番马扰篱落，奋起南朝老大虫’，不知怎的，传入禁中，官家讽诵至三，并对宰执大臣道，‘老种乃朕西门之锁钥，有他坐镇，朕得以高枕无忧’。今日简为统帅，可见早有成算。刘锜此来，官家再三嘱咐致意，温词娓娓，这是种叔的殊荣，也是我全军的光采。将来总统帅旅，电扫北边，事权在握，进退裕如，宣抚司怎敢在旁掣肘？夙昔童太尉曾来监制此军，家父与种帅都不曾受他挟制，这个实情，诸公想都记得？”

“今昔异势，不可一概而论。”赵隆还是摇头说，“贤侄怕不省得童太尉之为人？如今除了宣抚使，朝廷明令节制此军，非当年监军可比，怎容得种帅自由施展手脚？”赵隆还企图为已经激升的温度泼冷水，但是整个会场的气候改变了。

大将杨惟中欲前又却地问了句：

“今日伐辽，是否师出有名？”

刘锜抓住机会，理直气壮地驳斥他，这时他感到已经有把握操纵与会人员的情绪，因此就更有信心地把自己的道理阐发无余：

“燕、云乃吾家之幅员，非辽朝之疆岩，景德（景德，宋真宗年号。澶渊之盟订于景德元年（1004年）。）中将帅巽懦，朝廷失策，与它订了和约，致使形胜全失，俯仰不得自由。更兼朘刻百姓，岁赂银绢，国耻民穷。这正是有志之士、血气之伦痛心疾首，扼腕抚膺而叹息不止的。今辽、金交战，鹬蚌相争，我朝正好坐收渔翁之利。因势利导，大张挞伐，雪二百年之奇耻，复三千里之江山，这正是名正言顺，事有必成的。杨将军——”杨惟忠在西军中也是个趋奉唯诺、专看主帅眼色行事说话的阘茸货，刘锜提到他的时候，连正眼儿也没瞧他一下，“说什么师出无名，岂不是混淆黑白，把话说颠倒了！”刘锜很容易就把他驳倒，然后再流畅地说下去：“辽积弱已久，将愒士玩，怎当得我精锐之师，与金军南北夹攻。大军一出，势如破竹，数节之后，便当迎刀而解。这等良机，可说是百载难逢。所望大将们早早打定主意，明耻教战，上下一心。异日前驱易、涿，横扫应、蔚，燕、云唾手可得，山前山后，都将归我版图。诸公建立了不刊之功，垂名竹帛，图画凌烟。刘锜也要追随骥尾，请诸公携带携带哩！”

刘锜这番话说得意气风发，神采飞扬，犹如一轮炎炎的赤日，把诸将心中残余的冰雪溶化得一千二净。将士们受到感染，不知不觉间也把刘锜描绘的一幅胜利的图景写在自己的眉宇之间。很多人似乎已看到胜利在握，许多人都想到那一天凯旋归来，官家亲自驾到陈桥门外迎接大军，老百姓夹道欢呼的盛况。大家都要分享这一份唾手可得的胜利的光荣，唯恐落在别人后面。连一开始十分害怕出征的刘延庆也被打动心坎，不住地向邻座的杨可世打听此去燕京的日程，并且不掩饰他对战争改变态度的原因：

“照信叔这一说，不等到来年麦熟时节，”他站立起来，敞开大裘，把一只脚踏在坐椅上，仍然保留了一个蕃部酋长的习惯，大声嚷道：“大军就可开进燕京城去痛快一番了。久闻得燕女如花，如若俘获个把北蕃的后妃公主，将来伴酒作乐，却不是—太快事！”说到这里，他忽然忘形，哈哈大笑道，“契丹皇帝，自家不要，契丹皇后，手到擒来，就是自家的人了。这话言明在先，省得日后争闹起来，伤了和气。”

刘延庆的愚蠢，常在不恰当的场合里说不恰当的话，但是他的倒戈大大增强了主张北伐营垒的比重。

一场热和冷、炎日和冰雪、出师与拒命的激烈交锋结束了，前者无疑地获得全面的胜利。种师中默然退坐在座隅，顽固的赵隆也无法独自压住阵脚。种师道默审时机，一来知道朝廷之意已决，天心难回，二来看到诸将跃跃欲试的神情，绝非自己力量所能控制。他秉着“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大败”的军事教训，决心由自己主动来收拾残局。这时整个会场处在连佩剑的钩子略为挪动一下也可以听清楚的大静默中，大家听到种师道微微叹口气，声音略微有些发抖，但是不失为清楚地宣布他的最后结论：

“既然天意如此坚决，诸君又佥同信叔之论，俺种师道也只好听天由命了！”这听天由命四个字说得十分颓唐，充分表示出他的不满情绪。然后转向刘锜道：

“贤侄回去缴旨，就可上复官家说，微臣种师道遵旨前赴太原。”

听了这一句有千钧之重的话，压在刘锜心头上的一块大石头才算砰然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