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源起于我所供职的杂志。《三联生活周刊》从2005年抗战纪念系列专题获得成功后，一直在摸索着一个新的专题品种和报道类型。抗战60周年专题的成功，给了这本杂志几个重要的启示，一是尽管阅读越来越受到大众趣味的冲击，但严肃读者对于历史信息消费的兴趣实际上有增无减，关键在于，传播者能否提供对于历史信息新的解释和更为宽阔的思考——它们实际上构成了对历史的重新整理和再述。作为《三联生活周刊》有责任也有义务，为那些更高端的读者提供更为厚重的历史文本。

另一个启示，是杂志如何在新闻的淡季提供优质的新闻产品，这关系到作为一本连续出版的周刊在内容和品质上的持续性。我一直认为，一个好的周刊应该保持出色的节奏，它必须在追逐热点新闻和提供知识性消费这二者之间切换有序，抗战系列正提供了这样一个思路：如果每年三联生活周刊能够找到一个好的母题，它将形成一个持续性的生产主题，让没有足够令人兴奋的新闻选题的周期里，记者能够投入到另一种形态的新闻产品的生产中去。

基于这两个思考，《三联生活周刊》从2005年开始，每年开始策划一个完整的跨年度专题，除了历史这个母题之外，我们还把触角深入到地理、国家产业升级等领域，推出了“发现西藏”等系列，直到今年以建国60周年为背景，又一次重回历史题材。有幸的是，我几乎全部参与了这些跨年专题的操作和采访。

有必要再次感谢一下这四年来相关专题的策划、采访和写作的经历，这对我职业和职业之外的能力锻炼都大有裨益。过去我常常对自己的职业多有抱怨，中国大多数媒体仍然是压榨式地使用记者，在普遍的“计件”工作下，供养式的方式对现实来说是极为奢侈的，这大大压迫了一个优秀记者的成长空间。几年前，美国《国家地理》传奇人物汤姆·阿伯克龙去世时，我曾感叹说，“阿伯克龙在这本杂志任职38年中总共才写了43篇稿件ｈtｔp://ｗｗw•9９liｂ•nｅt，这差不多只是我在三联一年所要上交的任务量。”而这种专题式的采访和写作，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改变传统工作方式的可能性，它使得我能够在一个相对长的时间里去关注一个话题，深入寻找细节，并有足够地空间来思考我拿到手的材料——它直接促成了这本新闻性历史著作的产生。

当然，缺憾也是明显的。和所有的新闻作品一样，这本书受到时间限制的缺点非常突出：驾驭宏大叙事和追求历史细节的平衡原本就需要功力，更不用说，我在每一个城市实际停留和采访的时间最多也不过两周，这显然是不够的，时隔60年去再现解放和进城的历史时刻，这需要见微知著的观察，而往往我对城市认识的开始，正是在离开之时。

另一方面，这本书本身也体现了“周刊式专题写作”的特点和局限。在写作沈阳时，对研究这个专题使用什么样的方法，事实上我还不甚了了，因此沈阳和南京两个城市，仍然可以看出我偏重依赖史料的痕迹；到写作武汉时，我脱离既有史料，寻求历史当事人访谈的追求已经变得非常明显，而在上海、广州和北平三篇里，应该说，我在严格依赖一手采访的研究方法上已经很鲜明，在如何使用和调度浩瀚的历史素材上也显得顺手得多了。这种断裂性也许对一本书的统一和连续是有破坏的，但它体现了一名研究者在面对一个研究对象时完整的思考过程，保留了思维的现场。我想，和这本充满实验性的著作一样，这也是本书实验性写作的一个特点所在。

为了这个选题，我和我的主编朱伟、副主编李鸿谷曾多次深入交流和讨论，我的同事王恺也提供了大量的一手采访素材，这本书的编辑杨志友先生从今年年初就写信和我讨论这本书成形的可能性了，对此我十分感激。也感谢三联优秀的摄影团队为年过古稀的当事人拍摄珍贵的近照和图片总监商园搜寻难得一见的历史照片珍藏。当然，和我的所有作品一样，它们的背后都有陈晓的帮助，她是我的妻子兼同行。这本书还送给我的父母和刚刚一岁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