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死气沉沉的城市里，在空荡荡的建筑物中生活了三年，在那里当监工，看着工人们在秋天把那些笨拙的石砌商铺拆掉，而到了春天又原样地把它们建造起来。

老板十分关心的事是，设法要我好好劳动，因为他要付我五卢布的工资；如果店里要重铺地板，得在地板下挖一俄尺深的土。这个活若另雇一个浪人来干，还得花一个卢布，而我去做就不拿钱了。不过要是我去干的话，就无人去监督那些木工了，他们会把门锁、把手等各种小物件偷走。

不论是工人还是工头，他们都千方百计地欺骗我，设法偷一点东西。他们这么干几乎是公开的，就像是在完成一项乏味的公差似的。我就是抓住了他们，他们也不生气，而是表示奇怪地说：

“挣五个卢布的工资就那么卖力，好像是挣了二十个卢布一样，真可笑！”

我对老板说：你利用我的劳动省了一个卢布，可损失的却是十倍还要多。他却向我眨眨眼睛说：

“算了，你就装吧！”

我明白，他怀疑我帮助那些人偷窃。这引起我对他的恶感，不过我并不生气，反正就是这么回事：大家都在偷，老板自己也喜欢拿人家的东西。

集市散了之后，老板便去查看他承包修缮的那些商铺，看见有一些别人遗忘了的茶炊、食具、地毯、剪刀，有时还有箱子、货物之类的东西，老板就会笑嘻嘻地说：

“做个清单，全都搬到仓库里去！”

然后他就从货仓里把这些东西拿回家去，逼我几次变换清单。

我不喜欢什么物品，我什么都不想要，甚至书籍我都觉得累赘。我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本贝朗瑞的书和海涅的诗集。我本想要一本普希金的作品，可是城里唯一的那家旧书店的凶巴巴的老头儿却把普希金作品的价钱标得太高了。什么家具、地毯、镜子和老板家堆着的一切东西，我都不感兴趣，那些笨重的物品及其油漆味我见了就生气。总之，我不喜欢老板的屋子，它就像是一只装满废物的大箱子。老板从仓库里搬走别人的东西，使得他身边多余的东西越来越多，这更使我反感。“玛尔戈王后”的房间也很狭窄，但却很漂亮。

总而言之，我觉得生活太杂乱太荒唐了，其中显然是愚蠢的东西太多了。比方，我们老在这里改建商铺，春天发大水便把它们淹了，地板浮起，门窗冲歪；水一退，柱脚都腐烂了；几十年来大水年年淹没市场，破坏房屋、马路；每年的大水都给人们造成巨大的损失，而且大家也知道，洪水是不会自行消灭的。

每年春天，流冰都要破坏一些驳船和几十只小船，人们只好唉声叹气地重造新船，可是再到融冰期，流冰又把它们破坏了。这种原地踏步式的忙乱又是多么的荒唐！

我对奥西普提出过这个问题，他奇怪地哈哈大笑：

“哎呀，你这个鹭鸶，瞧你闹的！这一切与你何干？你管它干什么？”

不过他立即又改变了态度，虽然他那双不像是老年人的明亮的碧眼里的讥笑并没有消失，却较为庄重地说：

“这事你指出来是很有道理的，即使它与你无关，说不定也有用处！同时你还要注意另一件事……”

接着他干巴巴地讲起来，虽然也不乏俏皮话、意想不到的比喻及各种笑话：

“人们都埋怨土地太少，可伏尔加河一到春天就冲刷两岸，把泥沙冲走，在河床里积成河滩，于是另外一些人又抱怨说，伏尔加河变浅了！春天的大水和夏天的雨水冲击峡谷，泥沙又被冲到河里去。”

他说这话没有怜惜也没有恶意，好像是在欣赏自己对人生哀怨的彻悟，虽然他的话与我的思想是一致的，我却不高兴听这些话。

“还有一点要提醒你的，就是火灾……”

据我的记忆，在伏尔加河对面的森林里，好像没有一个夏天不发生火灾的。每年七月份，天空中都弥漫着浊黄色的烟雾，深红色的太阳失去了光辉，好像一只害了病的眼睛望着大地似的。

“森林，毫无意义，”奥西普说，“这是贵族的财产，官府的财产，农民没有森林。城市火灾也不是什么大事，住在城里的都是有钱人，用不着怜惜他们！说到农村就不一样了。一个夏天要烧掉多少村子啊！可能不少于一百个。这才是重大损失！”

他轻轻地笑了笑。

“有地产，却不会经营！到头来你我都会觉得，人不是为自己、为土地在工作，而是为水火在忙碌了！”

“你笑什么？”

“笑笑又怎么啦？眼泪灭不了大火，加上眼泪洪水会更大。”

我知道这个外表优雅的老头是我所见到的人们中最聪明的人，可是他爱的是什么，恨的又是什么呢？

我正在想这个问题时，他又火上浇油地继续说道：

“你看，爱惜精力的人，不管是爱自己的还是别人的，又有几个呢？你那位老板又是如何挥霍你的精力的？伏特加酒又给大家造成多大的损失……数不清了，任何最聪明的学问家也算不过来……房子烧了可以再造一个，可是一个好的汉子白白地死了，这可是无法弥补的损失。比方，阿尔达里昂或格里沙，你瞧他们是怎样烧起来的，就这么死了！虽说阿尔达里昂有点傻，他却是个好心的庄稼汉。格里沙呢！也像一捆稻草在冒烟；那些娘儿们像森林里的蛆虫围攻死尸那样围攻他。”

我不是生气而是好奇地问他：

“你为什么要把我的一些想法告诉我的老板呢？”

他平静地甚至亲切地解释说：

“是想让他知道，你都有什么有害的思想，让他教育你。除老板外，还有谁来教你呢？我告诉他不是出于恶意，而是我可怜你，你小子不笨，只是魔鬼把你的脑子弄糊涂了。你偷东西我不会去说，你找女孩子我也不会说，甚至你喝酒我都不说，可是你若是粗鲁无礼，那什么时候我都会告诉你老板！你记住这一点吧……”

“那我以后就不跟你说话了！”

他沉默了片刻，用指甲去掏手掌上的松脂，然后用亲和的眼睛看了我一眼，说：

“你撒谎，你会说的！要不你还能跟谁说话呢？没有人……”

我觉得，干净整洁的奥西普，好像突然变成那个对一切都不关心的司炉雅科夫了。

他有时像经学家彼得·瓦西里耶夫，有时又像马车夫彼得，有时他身上又有点与外祖父相同的东西。总之，他跟我所见过的所有老头子都有点相似；他们全都是出奇的有趣的老人，但我又觉得跟他们无法一起生活，会感到难受和厌恶。他们好像要掏掉人们的灵魂，他们的聪明的话语会给人们的心蒙上一层红色铁锈。奥西普是好人吗？不是。是坏人吗？也不是。他很聪明，这点我很明白，但是他的灵活善变使我感到惊讶。这种聪明使我沮丧。因此最终我还是觉得他是敌人。

一种阴暗的思想在我心中翻腾：

“所有的人彼此都是陌生的，尽管他们言词亲切，面带笑容。而且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陌生的，好像没有一个人与牢固的爱情有联系，只有我外祖母一人爱生活，爱一切。只有外祖母和光彩夺目的‘玛尔戈王后’。”

这种思想和类似的思想像阴云一样越来越浓了，有时使生活变得近乎窒息，极其难受。如何才能过另一种生活呢？到哪里去好呢？除了奥西普，我甚至连可以说话的人都没有了，所以我跟他就谈得更多了。

他显然很有兴趣地倾听我的胡诌，反复向我提出问题。弄清楚我的意思后，他平静地说：

“啄木鸟很倔强，却并不可怕。谁也不怕它！我诚心地劝告你：你进修道院去吧，在那里直到长大成人；你将会很好地与朝圣者交谈，安慰他们，自己也会得到安宁，而且修道士也是有收入的；我诚心地劝导你。看来，你对世事还不善于处理……”

我不想进修道院，但我觉得我陷入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怪圈里旋转，非常苦闷。生活变得越来越像秋天的森林——蘑菇已被采光，在空荡荡的森林里已无事可做，而且我好像对这个森林了解得十分透彻了。

我不喝伏特加酒，也不跟姑娘们胡闹，我用书籍代替了这两种麻醉心灵的东西。但是我读书越多，就越觉得无法过这种大家所过的空虚而又无用的生活。

我刚过十五岁，可是有时候我却觉得自己已经是渐近老态的人了；我由于经历过许多事情，读过许多书，心神不定地思考过各种各样的问题，如今好像从内部膨胀起来，变得非常沉重了。窥视自己的内心，我发现，自己所储存的各种印象，就像是一个黑色的库房，里面塞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我已没有力量也没有办法去清理它们了。

所有这些重负，虽然内容丰富，但并不牢靠，它们颠簸着，让我摇摆不定，就像放得不稳的一瓶子水那样。

我厌恶不幸、疾病和叫苦，看见残酷的东西，例如流血、斗殴，甚至是语言上对人的侮辱，就会本能地感到厌恶，这种厌恶又很快地转变为冷酷的疯狂，于是我自己也会野兽般地跟人斗殴，事后又痛心疾首地感到惭愧。有时候我很想把折磨人的家伙毒打一顿，于是我便盲目地扑过去跟人打起架来。这种由于无能而产生的绝望举动，现在想起来也还感到可耻和可悲。

我身上好像活着两个人：其中一个人对卑鄙龌龊的东西知道得太多，从而变得多少有些怯懦，又因为熟悉日常生活各种可怕的事情，心情受到压抑，因此，开始时对生活对人都抱不信任的态度，对一切人，同时也包括对自己表示无能为力的怜悯；这个人曾想过离群索居，只读书，不与人交往，也想过进修道院，做林中看守人、铁路巡道员，去波斯或到城郊什么地方去当个更夫。总之，尽可能到人少的地方去，尽可能远离人们……

另一个人则是受过诚实、聪明的书本的神圣的精神洗礼，观察了日常各种可怕事件的那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感到这种力量会很容易地扭断他的脖子，用肮脏的脚掌去踩踏他的心脏，因此他紧张地进行自卫，咬紧牙关，捏紧拳头，随时准备迎接一切论争和战斗；这个人像法国小说中的英雄人物那样，用实际行动表现他的爱和怜悯，不说废话，拔剑出鞘，战场上分晓。

当时我有一个很凶恶的敌人，他是小波克罗夫街上一家妓院看院子的人，我是有一天早晨去市场的时候认识他的。他在妓院门前从一辆马车上拖下一个醉得不省人事的姑娘，他抓住她的两只脚，她脚上的袜子卷在一起，身体露到腰边；而他却毫不知耻地拽着她，大叫大笑，还不断地向她身上啐唾沫。那姑娘从车上滑滚下来，闭着眼，张着嘴，两条胳膊软得像是脱了臼似的拖在脑后，脊背、后脑勺、发紫的脸在马车座位上、脚蹬上磕碰着，最后跌落在马路上，脑袋撞在石头上。

马车夫给了马一鞭子，马车走了。那个看院子的人抓住姑娘的两腿，倒退着，像拖死尸一样，把姑娘拖到人行道上。我气疯了，跑了过去，幸好在我跑去的时候，不知是我自己扔掉了还是无意中失落了那把一俄丈长的水平尺。这使我和看院子的人免于闹出大乱子来。我跑过去，挥拳打倒了看院子的人，然后跳上台阶，拼命地按门铃。走出来几个粗汉，我什么也没对他们说，拾起水平尺就走了。

在下坡路上我追上了马车夫，他从车座上居高临下地看了我一眼，赞赏说：

“你很灵巧地把他打倒了！”

我生气地问他，为什么让看院子的人侮辱那个姑娘？他却平静而又厌恶地说：

“我才不管呢，让他们见鬼去吧！把她架上车时，老爷已付了钱。至于谁打了谁，与我何干？”

“要是把她打死了呢？”

“是啊，这种女人，是很快会被打死的。”马车夫说，好像自己就多次试图弄死这种喝醉了的女人似的。

从这天起，我几乎每天都看到这个看院子的人。我每次上街，他都在扫马路，或者是坐在台阶上，好像是在等着我似的。我走到他跟前，他便站起来，卷起袖子，警告说：

“来吧，我现在就要打断你的腿！”

他大约有四十岁，个子很小，拐腿，肚子却大得像孕妇一般。他冷笑着用一双闪亮的眼睛看着我。其实他的眼神是善良而快活的。这使我非常惊讶。打架他是不行的，他的胳膊比我的短，交两三手后，他就后退了，背脊靠在门上，惊讶地说：

“你就瞧着吧，有本事的好汉！”

我已经讨厌这种打架了，于是有一次我对他说：

“你听着，傻瓜，请你以后别再缠着我了！”

“那你为什么要打人呢？”他用责备的口吻问我。

我也问他为什么要如此可恶地侮辱那个姑娘。

“关你什么事，你怜惜她？”

“当然怜惜……”

他沉默了一会儿，擦了擦嘴唇问道：

“那你也怜惜猫吗？”

“是，猫我也怜惜……”

于是他对我说：

“你是个傻瓜，骗子！等着瞧吧，我会给你点颜色看……”

我不能不走这条街道，这是一条最近的路。不过我打算早一点起床，避免见到这个人。可是过了几天还是碰见了他——他坐在门口抚摸着躺在他膝头上的一只烟色猫。当我走到离他约三步远的时候，他跳起来，抓住猫的两只脚，使劲一摔，把猫摔在石柱子上，一股温热的东西溅到我的身上。他把猫头摔碎后，又把猫扔到我的脚下，并站在小门旁边，问道：

“怎么样？”

嘿，还能怎么样呢！我们就像两只公狗那样在院子里扭打起来了。后来我坐在斜坡草地上，无法形容的苦闷使我快要疯了。我紧紧咬住嘴唇，使自己不致大哭大吼起来。这件事，一想起来，心里那无法忍受的厌恶就让人全身发抖。我很奇怪，当时我怎么竟没有发疯，没有杀人呢？

我为什么要讲述这些丑事呢？为的是使你们，先生们，知道这些东西还没有过去，没有过去啊！你们喜欢听那些杜撰的恐怖的故事，喜欢那些渲染得很美的骇人情节，幻想的恐怖让你们愉快地激动，而我却知道真正可怕的东西，日常生活中最骇人听闻的事情，而且我有不容否定的权利把它们讲出来，让你们感到不快，为的是要你们记住，你们是在过一种怎样的生活和生活在什么状况之中。

我们大家都过着一种卑鄙肮脏的生活。这就是问题所在！

我非常爱人们，不想让任何人痛苦，但也不能多愁善感，不能用花言巧语的谎话去掩饰严酷的真实，而要面向生活，正视生活！要把我们心灵中和头脑中一切美好的、人性的东西融化到生活中去。

……特别让我恼恨得发疯的，是人们对待妇女的态度。读过许多小说之后，我把妇女看作是生活中最美好最有意义的东西。我的外祖母讲述的关于圣母和贤女瓦西丽莎的故事、不幸的洗衣妇娜塔利娅以及我见到过的千百个作为生命之母的女人的目光和笑容，都坚定了我这方面的信念。正是她们的目光和笑容美化了这一缺乏快乐、缺乏爱的生活。

屠格涅夫的作品赞美了女性的荣耀。我也用我所知道的关于妇女的一切好的东西来美化我永不忘怀的“玛尔戈王后”的形象。这方面，海涅和屠格涅夫所作的贡献特别大。

傍晚从市场上回来时，我常在内城城墙边的山上停下来，眺望伏尔加河对岸太阳落山的景色，眺望火红色的河流在天边的流动；大地上可爱的河流时而变成红色，时而又变为蓝色。在这样的时刻，整个地球好像变成了一只巨大的装着囚犯的驳船，它像猪一样，被一只无形的轮船拖着，懒洋洋地不知拖到什么地方去。

但我想得更多的还是地球之宏大，是我从书本上知道的那些城市和过不同生活的外国。在外国作家的书中，人们的生活被描写得比我们周围那种徐缓而单调地沸腾的生活要干净一些，可爱一些，没有那么多艰辛。这就减轻了我的恐惧，激起我对另一种生活可能性的执着的幻想。

我总觉得，我会碰上一个纯朴的英明的人，他将带领我走上一条宽广的光明之路。

有一天，我坐在内城墙下一条长凳子上。雅科夫舅舅突然出现在我身边，我没有发现他是怎样走过来的，一下子没有认出他来，尽管我们几年来都是住在同一个城市里，但很少谋面，偶尔见着，也只是一会儿。

“嗨，你长高了。”他推了我一下，开玩笑似的说。接着我们就像相互认识很久却仍是陌生的人那样谈了起来。

我从外祖母那里知道雅科夫舅舅这些年来已经完全破产，全部家当都已吃光花光了。他当过一所地方监狱的副看守，但是结果很糟糕。正看守生病期间，雅科夫竟在自己家里给囚犯举办欢乐宴会。此事败露后，他被革了职，交法庭审判，被指控夜里放犯人上街“游玩”；虽然没有犯人逃跑，可是有一个犯人去掐一个助祭时，被当场捉住了。此案侦查了很长时间，不过没有正式开堂审理。犯人们和看守们都巧妙地为好心的舅舅开脱，挽救了他。现在他失去了工作，靠儿子养着；儿子在当时有名的鲁卡维什尼科夫教堂唱诗班里唱歌。关于他的儿子，他说得颇为奇怪：

“他在我面前变得严肃了，摆起架子来了！他是个独唱歌手。要是我没有及时把茶炊烧好，或者没有把衣裳刷干净，他就会大发脾气！他是一个很认真的小伙子，也很爱整洁……”

舅舅本人老了很多，浑身很脏，头发脱落，精神委顿，他的快活的卷发也十分稀疏了，耳朵竖了起来，眼白上和刮了胡子的脸颊的光滑的皮肤上，现出了稠密的红色血丝网。他说话虽然很风趣，但嘴里好像含着什么东西似的，妨碍着他舌头的转动，尽管他的牙齿还是完整的。

有机会同这样一个善于快活地生活并且见多识广的人交谈，我很高兴。他唱过的那些活泼可笑的歌曲，我现在仍然记得清楚。记忆中又响起了外祖父说他的那些话：

“在唱歌方面，他是大卫王；在做事方面，他却是恶毒的押沙龙（押沙龙在基督教传说中是大卫王的第三个儿子，一个逆子。）。”

人行道上，从我们身边走过的都是些衣冠整洁的人，穿戴华丽的太太小姐、公务员、官吏。舅舅穿一件破烂的秋外套，戴着皱瘪的便帽，脚上是一双棕红色的皮靴，缩着身子，好像为自己的破旧衣服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似的。我们走进波查市峡谷一个小酒馆里，在面朝市场的窗口下占了个位子。

“还记得当时你们唱的歌吗？

一个乞丐去晾晒包脚布，

另一个乞丐就把它偷走……”

我在背诵这两句歌词时，忽然首次发现它们有讽刺的含义，于是我觉得，这个快乐的舅舅是一个既凶恶又聪明的人。

但他一边把伏特加倒进杯里，一边若有所思地说：

“是啊，我活这么久了，也胡闹过一阵子，不算多！这歌也不是我的，是一个神学校的教师编写的。他叫什么名字来着？他死了吧？我忘记了。我和他相处得很友好，他是个单身汉，喝酒太多，死了，是冻死的。在我的记忆中，因喝酒而死的人有多少啊——数不清了！你不喝酒吧？别喝，以后再说。你常去看外祖父吗？他是个不快活的老头子，好像要发疯了。”

我问起他关于囚犯的事情。

“你也听说了？”他环顾一下四周，压低嗓子问道。

“囚犯又怎么啦？我可不是他们的法官。我认为，他们同样也是人，所以我就说：弟兄们，让大家和睦相处吧，快活地生活吧！我还说，有这么一首诗：

命运阻碍不了我们欢乐！

就算它要对我施加压迫，

我们也要为欢笑而活着，

傻瓜才不想这样的生活……”

他笑了笑，从窗口望着渐渐变黑的峡谷，那边摆满了各种货摊。他捋了捋胡子，继续说：

“他们当然很高兴，因为在牢房里是十分苦闷的。瞧吧，点名完了，他们马上就到我这里来，有吃，有喝；有时是我请客，有时是他们出钱，于是，俄罗斯母亲呀！摇起来，玩起来吧！我喜欢唱歌、跳舞，他们当中还有许多优秀的歌手和舞蹈家，出色得令人惊讶！他们有些人戴着镣铐，而戴镣铐是跳不了舞的，所以我允许他们把镣铐下了，这是真的。其实他们不要铁匠帮助，自己也可以把镣铐取下来。他们都是很灵巧的人，灵巧得出奇！至于说我放他们进城去打劫，那完全是胡说八道，最终也没有证据……”

他不说话了，从窗口望着峡谷，那边卖旧货的商贩们开始收摊了，响起了门栓的声音、锈铁环碰得叮当响，几块木板掉在地上，发出砰砰声。后来他欢快地向我眨眨眼，继续小声说：

“如果说实话，倒确实有一个人常在晚上外出，不过他不是戴镣铐的重犯，而是尼日尼城本地的一个小偷，他有一个情妇，就住在不远的彼乔尔村。还有是助祭的那件事也弄错了，他们把助祭当成了商人。那是在冬天的一个夜晚，刮起了暴风雪，大家都穿着皮大衣，在忙乱中，谁还能分清谁是商人谁是助祭呢？”

这事我觉得很可笑。他也笑了起来，说道：

“可不是吗，鬼才分得清呢！”

这时舅舅出人意料地奇怪地有点生气起来，推开餐具，嫌恶地皱起脸皮，点着香烟，低声地嘟哝道：

“相互偷窃，然后又相互抓人，关进牢里，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这关我屁事？呸，我才瞧不起他们呢……我有自己的灵魂！”

我眼前好像立即出现了头发蓬松的司炉工，他也是常说“瞧不起”这个词。此人也叫雅科夫。

“你在想什么？”舅舅柔声地问我。

“你同情那些犯人吗？”

“他们很容易叫人同情。多么好的小伙子，简直叫人惊奇！有时你看着他们，就会想：虽然我是他们的上司，其实就连做他们的鞋垫也不配！这些鬼东西，多么聪明、伶俐……”

酒和回忆重又使他兴奋起来。他一只胳膊肘靠在窗台上，挥动着夹着烟头的焦黄的手指，神气活现地说：

“有一个犯人，是独眼龙，他既是雕刻师，也是钟表匠，因为造假币被判了刑；他曾经逃跑过。你听听他怎么说的吧！他就是一团火！简直就像独唱家在歌唱。他说：‘请你们解释解释：为什么官家可以印钞票，而我就不可以呢？请解释吧！’谁也无法给他解释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够，我也不能够。可我还是他的上司呢！另一个，是莫斯科有名的小偷，他很文静，讲究打扮，有洁癖，说话也彬彬有礼。他说：‘人们干活，干得头脑发昏。我可不愿意这样。’他又说，以前我也这样干过，干呀，干呀！累成了一个傻瓜，花一个戈比去喝酒，花两个戈比去玩牌，再花五戈比去讨个女人的亲热。最后还是挨饿受穷。不，他说，我才不玩这种把戏呢……”

雅科夫舅舅身体俯在桌子上，醉脸红到了头顶，他兴奋得连小耳朵都在发抖了，还在继续说：

“老弟，他们不是傻瓜，他们的判断是对的。就让这一切烦心事统统见鬼去吧！比方说，我是怎样生活的？想起来都感到害臊。一切都是瞬间的，偶然的；痛苦是自己的，快乐却是偷来的！时而是父亲喊：你敢！时而是老婆嚷：不可以！有时我真害怕为了一个卢布而掉了脑袋。瞧，就这样浑浑噩噩过了一辈子，现在老了，就给自己的儿子当佣人了！有什么好掩饰的呢？老弟，我恭顺地侍候他，他却对我随便呵叱，摆老爷架子。他叫我父亲，我听起好像在叫仆人！怎么，难道我生下来就是干这个的吗？一生忙忙碌碌，就是为了做儿子的仆人？就算不是为这个，那又是为什么活着呢？我得到过许多乐趣吗？”

我没有太注意听他说话。我不想，也不指望有什么回答，但我还是说了：

“我也不知道我该如何生活。”

他冷冷地笑了一下。

“是啊……这谁知道呢？我就没见过有知道自己怎么活的人！大家都是按照自己的习惯活着……”

接着他又委屈地和气冲冲地说了起来：

我那里有过一个强奸犯，是奥勒尔人，贵族，出色的舞蹈家，他常爱逗大家笑，唱了一首关于万尼卡的歌：

“万尼卡在墓地走来走去，”

“这事——并不稀奇！”

“唉，你，万尼卡，把鼻子伸出墓地，”

“到更远的地方去！……”

“我倒以为，这完全不可笑，而是真理。无论你怎么转，也转不出墓地。因此，对我来说，无论是当犯人还是做看守，都完全一样。”

他说累了，喝了一口酒，像鸟一样用只眼睛看了看空瓶子，默默再点上一支烟，把烟吹进胡子里去。

不管你怎样折腾，也不管你有什么向往，而棺材和坟墓是谁也躲避不了的。泥瓦匠彼得也常常这样说，但他完全不像舅舅。这样的和类似这样的成语我不知听过多少了！

我不想再问舅舅什么了。跟他在一起我感到很郁闷，也很可怜他，可是我还是想起了他的快活的歌曲和吉他的乐声，这种乐声透过淡淡的哀愁吐露着快乐。我也没有忘记那个快活的小茨冈。之所以没有忘记，是因为一见到舅舅这种委顿的样子，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他还记得小茨冈是怎样被他们的十字架压死的吗？”

我不想问这件事了。

我望着那充满潮湿的八月的幽暗的峡谷，从那里散发出一股苹果和香瓜的芬芳。在那条通往城里的小街上，亮起了街灯。这一切是多么的熟悉。瞧，开往雷宾斯克城的轮船就要鸣笛了，另一艘船则驶向彼尔姆……

“我们该走了。”舅舅说。

在饭馆门口，他摇了摇我的手，开玩笑似的劝告我：

“你不要忧愁，你好像有点儿忧郁，是吗？别这样，你还很年轻，主要的要记住：‘命运是阻碍不了欢乐的！’好，再见了！我要去做圣母升天节的祈祷了。”

快活的舅舅走了。他的一些话把我弄得更糊涂了。

我走出来，穿过田野，进城里去。这是一个圆月的夜晚，浓重的云朵在天空中游动，它的黑影盖住了我在地上的身影。沿着田野绕过城市，我来到了伏尔加河边的奥迪科斯斜坡上，躺在那里的满是尘土的草地上，久久地眺望着河对面的草场和静静的土地。云影慢慢地渡过伏尔加河，投在草场上，变得更亮了，好像在河里洗了个澡似的。四周的一切都处在半睡半醒之中，一切都沉静下来，一切都好像不想活动了，因为这种活动是由于沉重的必然性引起的，而不是出于对活动、对生活的热爱。

在这种为了另一种生活——美好的、生机勃勃的、诚实的生活而新开拓的生活中，真想给整个大地，也给自己击一猛掌，使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切像欢快的旋风那样旋转起来，像相互热恋着的恋人们节日跳舞那样旋转起来。

我想：

“应该对自己有所作为，否则就会完蛋……”

在那些秋天的阴沉的日子里，当不仅看不见，而且也感觉不到太阳的时候，你会把太阳忘了。在秋天的日子里，我不止一次在森林里迷了路。离开了大路，也忘记了所有小道，最后你找路累了，仍会咬紧牙关，沿着枯枝腐叶和沼泽中那些不牢靠的草墩，直奔密林去——最终总能找到一条路。

我就这样决定了。

这一年的秋天，我暗中抱着也许能设法上学读书的希望，到喀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