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阿尔伯特·克雷文向我发出邀请时，他同时为自己没有早些和我联系而表示了歉意。他坚持说，那不是因为他对这个案子以及我正在着手的工作不关心，而是因为他不得不集中精力处理一件特别复杂的民事案件，完全没有时间关心别的事情，所幸现在终于结案了。我正往他办公楼的人口处走去，却看见前面不远的地方停着一辆加长轿车，克雷文正从摇下玻璃的车窗里伸出手来招呼我。

“我想我们可以到我的乡村俱乐部共进午餐，”我上车时他亲切地对我说道，然后拍拍司机的肩膀，“麦塞德湖。”

他陷进铺着长毛绒的真皮座椅里，开始说些什么，然后又摇了摇头，在衣服口袋里摸索着，像在寻找什么东西。

“哦，在这儿，”他一边说着，一边从西装外衣的左口袋里掏出一张小纸片。他戴上眼镜，研究着什么人写下的字条。

“这是我临离开办公室时接到的，”他解释说。

“地区检察官打来电话，留下口信说，他和你说过的事是认真的，如果你愿意进一步和他讨论的话，就尽快给他回电话。”

听完这话我脸上的反应让克雷文一时摸不着头脑，他禁不住问我：“他的做法让你觉得可笑吗？”

“我们走进会议室，他对汤普生法官说，决不做任何抗辩交易。我们一离开法庭，他就告诉我忘掉他对法官说过的话。两分钟之后，他走出去在走廊里，向全世界承诺，审判将会如期进行，不过那也只是为了履行处以死刑前的法律程序。而现在，显然他刚回到办公室，又打来电话让我知道，我不必拿他对别人说的话当真。”

克雷文的嘴边露出一个会意的微笑。

“‘哈里伯顿，半心半意的家伙。’他总是这样。他无论说什么都是为了追求某种效果，而不是因为他真的想那么说。他想要利用这个案子得到一切他能够从中获取的东西。但是那并不意味着他接下来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在审判中一决胜负。”

我纠正了他的说法：“三个星期。”

“用三个星期来审判一桩谋杀案？”他很吃惊，但片刻之后，他便确信自己明白了其中的缘由。

“哈里伯顿说得用更长的时间，而汤普生回答那不可能。我说的对吗？”他问我，显然很想知道自己是否猜对。

我告诉他事实的确如此，他听了之后满意地笑了。

“他们真的互相敌视，”他对我解释道，显然他对两人的这种状态并不感到遗憾。

于是，我问他这两个人为什么相互敌视。

他朝我这边倾了倾身体，脸上闪过一丝狡黠的笑意。

“他们相互敌视了这么多年，以至于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我却非常清楚。多年以前，他们俩刚从法学院毕业，一起在地区检察官的办公室开始工作。和其他任何一个新任地区助理检察官一样，他们从处理轻罪诉讼起步。几个月以后，哈里伯顿得到提升，开始处理重罪案。而汤普生却不得不等了一年多。”

克雷文凝视着窗外。此时，加长轿车正穿过行人车辆，行驶在出城的路上。我等待着他回过头来，接着把哈里伯顿和汤普生为何相互蔑视的故事讲下去。可是等他终于转过身来，他却开始谈论起天气。

“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儿？”我问道。仍然等待他说出下文，“为什么他们彼此之间这么敌视？”

“我刚才告诉过你，”他耸了耸肩。

“哈里伯顿先得到了提拔。”

“就为这个原因？”我忍不住问。

“这就是全部的理由？”

他打量着我，表情里有一种无奈的仁慈，像是对傻话、蠢事，甚至可能是人类的罪行所抱有的那种悲伤的听之任之的态度。

“当你认真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发觉它的确相当严重，”他提示着我。

“汤普生和哈里伯顿两人都是野心勃勃的年轻人，而就在他们事业的起点，更确切的说，是人生的起点，其中一个被认定比另一个更优秀。”

克雷文靠近我一点，搜寻着我的目光。

“你怎么想像汤普生当时的感受？如果是你，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难道你认为自己不会对此心怀怨恨，不会认为不公平，甚至可能比那更糟：一次出于偏袒的活生生的教训？不过现在让我们换个角度来考虑。你如何猜想哈里伯顿当时的感受？你认为那对他产生过什么影响，使他变得更谦虚，更少些野心，不总是那么胜券在握、急功近利吗？你已经见过他了。你认为那件事就丝毫没有影响到他对汤普生的看法或是他对待汤普生的方式吗？在我看来，任何一个在那时目睹此事的人都不难猜出，这两个人将会终生为敌。”

我曾经认为阿尔伯特·克雷文是个浅薄而又自命不凡的人，总是不停地忙于搜寻什么高明的事情，在他那数以百计并无深交的朋友面前夸夸其谈。但是现在我开始发现，他对人类的本性有一种洞察力，这种洞察力完全不同于他通常扮演的那个人物身上所时常表现出来的那种肤浅的乐观。

麦塞德湖到了。克雷文告诉司机两小时后回来接我们。俱乐部门前的旗子在正午的微风中轻轻地飘动；和加利福尼亚其他所有俱乐部一样，这家俱乐部前面的旗子也降到一半，以表示对杰里米·富勒顿的怀念。这是一座一层的木质结构建筑，长长的，但并不高。从这座房子离我们较远的一边，隐约传来一阵断断续续的说话声，是几个刚打完高尔夫双打的人，正从十八洞的场地走回存衣问。他们边走边计算着总分，脚上的高尔夫鞋踏在沥青路面上，鞋钉敲打出一阵悠闲的节奏。

每个人都认识阿尔伯特·克雷文。我们穿过咖啡馆大小的饭厅，朝阿尔伯特的桌子走去。那张桌子，即使不全部归他所有，也总是为他虚位以待。一路上我们不得不停下来六次，和他的老朋友们逐一寒暄上一两句。因为是在平日上班时间，餐馆里的客人还不到一半。如果里面有一位不到四十岁的男人，那么他一定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惟一能看见的女人是那些中年女侍者，她们正在不紧不慢地做着手边的日常工作。酒吧里还能看到两个身着羊驼毛毛衣的灰发男人，在那里来回传递着骰子盅打赌喝酒。要不是这个酒吧的存在，这儿看起来就是一个退休者之家的大餐厅。

阿尔伯特·克雷文的桌子在房子的远角，从地面直通到天花板的那些窗户的连接处。那张桌子属于他已经不止四分之一个世纪了。窗外，极目向远处眺望，阳光照耀下绿色的高尔夫场地纵穿过枞树和柏树的树林。远处，一个独自打着高尔夫球的人，手臂越过肩头放在身后，两手紧紧抓住又长又细的球杆，观察着一只球飞出去的路线。太远了，我根本看不到球飞到哪里去了。

“从哪个地方望出去，你看到什么了？”克雷文给我们俩点了两杯酒后，问道。

“你的意思是说除了一个高尔夫球场以外吗？”

“对，的确只有一个高尔夫球场，那是每个人都能看见的。我问的是个相当愚蠢的问题，是吧？看看这个房间周围。他们都是常年来这儿，打高尔夫，吃午饭，喝酒，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而且是相当多的一部分人，他们散布着轶闻，编造着谎言，提醒着自己已经拥有了多么伟大的生活。这儿没有一个人能告诉你，就在那儿，”他说着指了指远处，在那边的场地上，那个刚刚把高尔夫球打进球洞的人正吃力地往上走着。

“在杰里米·富勒顿还有鲍比·肯尼迪在加利福尼皿被谋杀之前，就在那个地方，还曾有过一位美利坚合众国参议员被枪杀。”

女侍者给我们送来了酒。克雷文直呼其名，表示了谢意，又看着她走远。

“这是个好女人，”他边说边喝了一口酒。

“嗯，”他接着说下去，脸上满是光彩，“我想你无法真的去责备任何人健忘，那得追溯到几年前。”想到他正要说的话，他的脸上已经露出了微笑，“几年前，不，再往后退几年。实际上是在1859年，在美国内战之前。更精确的说，9月13号。那时这儿当然还没有高尔夫球场。”他说话的语气让你觉得，仿佛你要听到的是一个隐而不宣的秘密，如果它被广而告之，就会降低作为知情者的价值。

“那时这儿什么都没有。在旧金山和圣马特奥两地的这个交界处，只有这个湖。我猜这正是他们选择此地的原因：偏僻，或许还因为，假设当局试图阻止他们的行为，这个位置也会在确定权限时造成某种技术上的困难。你看，确切地说，它不是一次谋杀，而是一次决斗，加利福尼亚这个地方的最后一次持枪决斗。它是一次决斗，信不信由你，决斗的双方是州最高法院的法官大卫·S·泰利和参议员大卫·布罗德里克。他们俩都是民主党人，不管我的那些共和党的朋友如何认为，这一点却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参议员布罗德里克反对南方蓄奴制，而法官泰利则站在加利福尼贬民主党内赞成蓄奴制的那一边，就是后来被称做‘骑士’派的那些人。”

克雷文停下来，又喝了一口酒，他那双淡蓝色的眼睛睁得很大。

“法官似乎已经成为那些人当中的一员，他不得不和他们一起不断地推波助澜。他已经无法控制自已。他不得不开始制造舆论，不断地诋毁和反对蓄奴派；而参议员明显地站在右翼，把法官叫做‘可怜的倒霉蛋儿’。这一下子强烈刺激到了法官那特殊的南方人的敏感。他向参议员发出挑战。要进行一场决斗。后来，有一些人断言，决斗双方的手枪是由法官的一位同事提供的。参议员的那把枪使用的是微动扳机（一种能对极小的压力作出反应的扳机。），这样就会导致过早开火。不管事实是否如此，惟一能断定的是法官的那支手枪完全好用，那天清晨参议员就死在那支枪下。1859年9月13号，在外边的那个地方，就是那个人准备推球进洞的地方。”

“那个法官后来怎么样了？”我凝视着窗外远处绿地上飞舞着的红旗，追问他。

“为了他的信用，或者是为了他的不守信用，这取决于你如何看待这些事，他对自己拥护的事情还算忠诚。南北战争爆发的时候，他加入了南部联军，在军队中升到了准将军衔。我不了解他在战争中的实际作为。不过他幸存下来，最后回到了加利福尼亚，隐居在斯多克顿。”

停了好长一会儿，克雷文又想起了什么。

“整个这件事情突然有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转变。泰利一定是对暴力有着超乎常人的嗜好，或者也可能是对政府怀有非同寻常的憎恨。1889年，恰好在他枪杀参议员三十年后，他又企图向一名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开枪。斯蒂夫·费尔德法官在他那个年代相当有名，他在兰茨洛普火车站遭到了袭击。不过，这一次泰利没有得手，他被斯蒂夫·费尔德的保镖开枪打死了。”

女侍者来到桌子旁，拍了拍克雷文的肩膀。

“你需要菜单吗？”她微笑着问克雷文，那笑容里透着对老朋友的感情。

“玛格丽特，”他边说，边拍拍她的手，“我想让你认识一下约瑟夫·安托内利，他将会和我们待上一段时间。”

我们相互打过招呼后，她对我眨了眨眼，给了我一个忠告，“别让他劝你喝青豆汤。”

“可我总是喝青豆汤，”他表示抗议，还用肩膀轻轻地顶了顶她的髋部。

“那好吧，”他飞快地瞥了我一眼，继续说道，“我还点青豆汤，不过你可以给他来份汉堡包。安托内利先生喜欢汉堡包胜过一切。”

克雷文注视着她沉静地缓步走向厨房，眼里流露出一丝渴望的神情。

“二十年前，她最早来这儿工作时，男人们为了能和她共度一夜，情愿离开自己的妻子，”他把眼光收回来，落在我身上，“其中一些人得到了这个机会。”

我向后靠了靠，审视他片刻，然后问他：“你一直爱着玛丽萨，是吗？”

克雷文挑了挑眉毛，回答道：“是的，玛丽萨。你知道，她是我最喜欢的人之一。不过现在，我担心你会把她偷走。”

他迅速地从桌子那边伸过手来，抓住了我的手腕。他的手很柔软，也很光滑，没有一个老茧或是什么坚硬的边缘。

“不，我是在开玩笑。我们是老朋友，玛丽萨和我。如果说我对她怀有某种近乎父爱的感情，那是因为，嗯，那是因为她比我认识的大多数其他女人要更耐人寻味得多。”

他皱着眉，似乎在考虑自己刚才说过的话。

“那还不完全对。我认识的其他女人，我知道她们当中相当多的人——”他向我保证，“都很优秀，尽管刚才我说过那样的话，但是我得说她们真的都很引人关注。但是玛丽萨——真的相当令人吃惊，有时当你想到她究竟有多么与众不同时，你会发觉她是这些女人当中惟一一个完全没有欺骗性的人。”

这番话看来接近他想要表达的意思，这一成功使他很高兴。他在椅子边上拍打了一下。

“我真的认为她是我认识的所有女人里面，惟一一个年龄超过三十五岁，至少没做过重要的整形手术的人。你知道吗，”他接着说下去，嘴唇鼓成圆形，撮出一个滑稽的笑。

“我那些所谓的朋友中，大多数都有一家他们常去的私人医院。我想那里甚至还为他们设置了一个急诊室人口，以便他们每个星期天晚上或是星期一早晨去整修他们周末发生的故障。千真万确！”他微笑的眼神里闪动着嘲讽的愉悦。

“你认为这些人为什么总在给医院捐款？他们是被敲诈才不得不这么做的！”他得意地大声笑起来。

“我喜欢玛丽萨，”他说着，突然变得非常严肃，“她可能是我惟一真正喜欢的人。是真的吗？我很想知道。是的，嗯，或许是的。”

他的眼光在房间四周逡巡着，好像在寻找某个能给他肯定答案的人。然后他把目光收回来，看着对面的我。

“我想一定是因为钱。”

“钱？”我不解地问。

他重又开始扫视整个餐厅。

“现在到处都讲钱，”他的意思有些含糊。这时他不再一脸严肃，面部表情重又洋溢着一种兴奋和愉悦，那种神情和前一刻他给我讲关于私人医院和夜间美容手术的那些故事时一模一样。

“那恰好就是玛丽萨不同于我的大多数女性朋友的另一个方面。这个城市里的女人，好吧，我们不妨这么说，她们共同拥有着一种奇妙的本能，可以轻易看破男人们的虚荣心。那些上了年纪的有钱男人，我想你能理解。她们运用这种本能去实现目标的方式，真是相当精明。她们不只是吸引那些老男人，而是要设法和他们结婚，因为她们嫁的男人总是老得不成样子，不久就会死去，并且还会把巨额财产留给她们。我没法告诉你，我是多么钦佩这一切当中所包含的绝对智慧。想一想，她们获得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因为她们仍然沿用丈夫的姓氏，这一点当然无可厚非；而且，除此之外，她们还得到了她们想要的一切，因为现在，她们理所当然地继承了已故丈夫的财产。最绝妙的是，总是还有其他老富翁可以嫁。当然，当她们再嫁时，”他故作神秘地又补充一点，“她们会同时保留前任丈夫和现任丈夫的姓氏。我的意思是说，为什么要放弃作为一个名人能得到的显而易见的好处呢？尤其是，一个代表着富有的姓氏？过一段时间，”他轻蔑地哼了一声，把身体仰靠到椅子里，两只手也随之搭在膝盖上，“你就会纳闷，一连串的婚姻中的某个情节是不是做了什么手脚，是不是总在努力寻找结婚机会！”

克雷文的眼睛眨动着，就像外面飞舞的旗子。

过了一会儿，他抽动了一下他那小小的、几乎看不出来的下巴。

“玛丽萨就完全不是那样。她自己赚钱。”

一丝微笑浮现在他的嘴角。

“你不知道她很有钱是吗？是啊，你当然不会知道。钱可不是她愿意谈论的事儿。很好。嗯，是的，她很富有。而且绝对不是从她丈夫那儿得到的这些钱。离婚之后，她自己开始创业，没依靠任何人的帮助，就凭她自己的天分。她开了一家服装店，最初店面很小；之后，她开了一家大服装商店，再后来，又开了另外几家大店，现在，她已经拥有了一个完整的服装连锁店。”

“一个完整的服装连锁店，”我目瞪口呆地重复了一遍。

“她提到的好像是个商店，叫‘肉体之路’。”

克雷文大笑起来，然后他说出了一个名字，那是玛丽萨的服装连锁店的名字，它的确非常出名。我并不能确定，这是否会使她更令人好奇，或是更富有魅力；我能够确切知道的，是和她在一起时我曾出乎意料地变得那么轻松，而此刻我却发觉她似乎和我印象里的那个人并不相同。我奇怪地产生了一种被背叛的感觉，仿佛我此刻听到的事情是她本该告诉我的；我想知道她之所以瞒着我，是否因为她认为如果我知道了她有多少钱，可能就不会那么喜欢她了。

女侍者给克雷文送来了他的青豆汤，又在我面前摆上了一只盘子，里面是一个汉堡包和一小堆凉拌卷心菜。她先替克雷文把餐巾塞进领子里，又帮他抻开，遮好他的衬衫和领带。显然，这是她常做的事儿。她做这一切时，克雷文仍然一直在说话，等她弄好了，克雷文也没有任何感谢的表示。他拿起汤匙，舀了一勺热汤吹了吹，试探着先尝了一口，然后有点像被烫着了似的缩了一下。他放下了手里的汤匙，等汤稍凉一会儿再喝。

“从我最早入会那时起，他们就一直没有改变过菜单。当然，这汤的口味也没变过。我想他们一定是在十年或者二十年前做了一只巨大的配料锅，以后只是不断往里面加点儿料，然后把它搅拌一下，每天多加一点儿。”他又拿起汤匙，重复着那套同样的动作，不过这次他开始享用了。

“今天我在法院外边碰到了你的朋友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我对克雷文说，“不是偶遇，他一直跟在我后面。他说他为了某些事情，不得不见我一面。你能猜到可能会是什么事儿吗？”

克雷文似乎有些吃惊：“他跟踪你？”

“从法院开始。如果他想和我谈谈，他为什么不直接给我打电话呢？”

克雷文提示我，那或许是因为我没有电话，饭店的电话号码当然不如我自己的打起来方便。这倒让我联想到，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的话，伯格多诺维奇完全可以像地区检察官那样给我留个口信嘛。

“你忘了一件事，他曾经当过间谍。我没法想像他能在电话里谈很多问题。”

“甚至不能用电话邀请某个人吃午饭？”克雷文的推测丝毫不能让我信服。

“如果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就不会打电话，”他的表情倒一点儿也不像是在开玩笑。

克雷文搅了搅他的汤，然后放下了汤匙。

“我认识安德烈好多年了，大概是在60年代晚期的什么时候。他在苏联领事馆工作，但是他却相当娴熟地周旋于各种社交圈。想像一下他那时的风采：比现在年轻些，但是有着和现在一样的那种老派的魅力。声音也和现在一样，那么圆润浑厚，富有教养。认识他的人会忘记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而只记住他是个俄罗斯人。他谈论托尔斯泰、普希金，以及每一个俄国历史上出现过的伟大作家；但他从不提起马克思和列宁，而且他也从不谈论政治，从来都不。他曾是个克格勃，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我一直相信，他仍然是一个正派而又大度的男人。他在另一边，就是那样。可是我认为如果可以选择，那并不一定是他愿意为自己选择的一边。”

“但是，他的确选择了阵营，不是吗？他投诚了。”

克雷文把双手抬到下巴底下，手指相互敲打着，朝窗外望去。他的视线滑过一段长长的球道，注视着绿地上飘动着的旗子，那个地方曾是法官和参议员的决斗场。

“事实上现在只剩下一边了，”他冷静地说道，“他投诚了吗？谁了解？他说他只是决定留下来。关于这个人，我能确切告诉你的一点就是：他从不说谎，但是他也从不说出全部真相。还有就是，”他仍然看着窗外，继续说道，“他从不作出回答，他只是提出问题，而他的问题似乎就是答案。”克雷文转回头来，看着我的眼睛。

“比如说，关于肯尼迪暗杀事件的那番话。”

我没有忘记伯格多诺维奇那晚在餐桌上说过的话，还有他说那番话时的情形。

“你是指，他提到J·埃德加·胡佛。”

“对，就是那样，”克雷文点了点头，“他什么也没说，对吧？但是他肯定给你留下了一个印象，那就是他似乎说出了什么。他就是那么做的，而且他总是如此。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是个风度迷人、充满智慧的男人。而且，就像我对其他人的了解一样，我认为他绝对是个擅长隐蔽的天才。要是知道他想和你谈些什么，该是多么有趣啊！”

我们又转变了话题，开始讨论我留在旧金山准备审判期间的工作安排。克雷文不仅付给我律师费，而且负担我在旧金山的一切费用。他只有一个条件，不过这个条件是他一再坚持要我必须答应的。我不能告诉任何人他和这个案子有任何牵连，除了他帮助哈迈尔·华盛顿的母亲找到律师，以及因为我堂兄是他的搭档而允许我使用事务所的这两个事实。另外他告诉我，他会从他在一家欧洲银行的账户上给我开出律师费的支票。

“在这个城市里我的朋友太多了，”这是他给我的惟一解释。我当然不必去问，不知劳伦斯·戈德曼是否也是其中之一。

我们站在外边等候的时候，那辆加长轿车恰好刚刚开进停车地点。这时，他对我说，虽然他不得不谨慎行事，但是对这个案子他也不一定非得那么超脱，不管是在这之前还是以后。

“我非常了解你在这一行的名气，我知道你懂得如何打赢官司。不过，这个案子的确不太一般，它牵扯到了太多的人。杰里米·富勒顿曾影响过很多人的生活，但是那些人对事情的真相并不真有兴趣。如果你想有机会查清楚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实，那么对这些人，包括对富勒顿，你都得有所了解。在这方面我或许能给你某种帮助。我希望你不要介意，”我们坐到汽车后面的座位上时，他又加了一句，“不过，我已经做了。”

“已经做了什么？”我在后面的座位上伸开胳膊，转回身去问他。

“已经开始试着帮助你。我已经作了安排，”他一边说着，一边转过脸去看着窗外，“让你见见梅雷迪思·富勒顿，杰里米·富勒顿的遗孀。”

他没再多说什么，只是继续看着车窗外面，脸上一副漠然的神情。显然，他也不希望我再多问。车向前行驶，我们就这么沉默着，只听见轮胎碾过地面发出的嗡嗡声。阿尔伯特·克雷文脸颊上柔软光滑的皮肤看起来不再那么红润健康，而是露出了一种暗淡的菜色，泛着了无生气的暗灰。有那么一会儿，我以为他可能生病了；可随即我便记起，对一个老人来说，一点儿劳累就会使他突然暴露出自己的年纪。他的嘴巴张开着，仿佛他有什么话要说，不过他又合上了嘴。然后过了一会儿，他闭上了眼睛。我们一直往前开，耳边回响着轮胎摩擦地面发出的单调的嗡嗡声。我猜想他也许已经睡着了。我对自己笑了笑，把头转过来，看着我这边窗外的风景。璃城区越来越近的时候，商店门头和房屋便开始从我们身边一一闪过。

“我在这座城市里生活了一辈子，可是现在它仍然让我感到迷惑，”我听到他在一旁开始说话，他的声音又变得惊人地清晰有力。

我们经过市场大街，行至鲍威尔街，当我们停在一辆有轨电车后面等绿灯时，我扭过头去，看到他一边说着，一边冲窗外比肩接踵的办公大楼做着手势。

“有时候我不敢确信它真的存在，也不能确定那并非是一个梦。你知道，”他接着说道，似乎打算向我解释一下他的话是什么意思，“我的祖母和外祖母都经历过1906年旧金山的大地震。其中一位老太太发誓说，当地震过去之后，当晚住在皇宫饭店的恩里克·卡卢索出现在阳台上，他高歌一曲咏叹调安抚受惊的民众。而另一位老太太则坚持说，恩里克出现在阳台上的时候，仍然惊魂未定，以至于当他张口想要歌唱时，竟然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

司机把车停在克雷文办公大楼的前面，打开车门等候他下车。

“和富勒顿夫人的约会是在今晚，”

我们往里走时，克雷文通知我说，“六点。很抱歉时间安排得如此仓促，我已经尽力而为了。明天她就要离开这儿，只有上帝知道她什么时候才会回来。”他犹豫了一下，然后又对我说，“别相信任何人告诉你的那些关于她的传闻。她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她是个相当了不起的女人。除了她以外，我没见过其他任何人能像她那样忍受那些年里她所忍受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