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很大。在一面墙的高处有玻璃窗。天空静止不动，呈蓝色。只有一片厚厚的白云离开蓝色。它缓缓地越过玻璃窗，越过蓝色。

这里没有书。在一张报纸上没有写字。在小词典上没有词汇。一切都井井有条。

空间中央有一张矮桌，它下面有另一张更矮的桌子。两张桌子上都堆满了空颜料管，它们被扭弯，往往中间被切断，往往被切断，被摊开，被刀刮抹过。

用过的颜料管和尚未动用的颜料管没和那些被挤空的颜料管放在一起。它们是圆圆的、鼓鼓的，很丰满，很硬实，仿佛是还未完全成熟的果实。它们被摆放的姿势让人看不见标明颜色的标签。它们都是呈金属灰色的合金软管。管盖下是密封的。

在这张桌子上的一个罐中放着画笔。五十支画笔，也可能一百支。它们基本上都不成形，缩得很小，扁平，裂开，还掉了毛，全在干了的颜料中变得僵硬，显得滑稽可笑。它们没有管中的颜料或说话的男人那种可触知性。真认为它们是在洞穴中，在尼罗河的坟墓里被找到的。

在这许多东西中间有一位男人。他独自一人。穿着白衬衣和蓝色牛仔裤。他在说话。他指着沿着另一面墙排列的几立方米的画幅。他说这些是画好的，是为展览会画的。

画幅很多。都面朝墙。颜料管里原有的颜料都用到这些画幅上了。现在颜料在那里，在画幅上，它结束了画幅的进展。

那人在说话。他说这些画有大有小。可以相信他，是的，它们尺寸不一。这种每次都有所不同的差异，向这个人提出了一个神秘的问题。有时人们可以将大幅画和小幅画混放在一起。但这次不行。他不知道为什么，但他知道应该考虑到这一点。

他一个人在讲，大声讲，有时声音急促，在喊叫。我们不知道当他作画时是否为画而喊叫。我们知道这个人时时刻刻在作画，白天和夜晚，睡眠中或清醒时。

这个人说一口他所特有的法语。他用只有他说的这种法语来讲正在讲的一切。他在这种语言中停止了进步。那要花时间而且不值得。

他谈到如何挂画。他这就亲自动手。他谈到这个。他谈到画展在哪里，在城里什么地方举行，是在塞纳河边一家旧时的精装作坊里。

他说自己有七年没有展览作品了。他生活中有另一项工作，而且他做得很开心，但问题不在这里。春天以前，他突然强烈地想展览自己的画。他说：七年了，我觉得重新开始是对的，不是吗？

他说得越来越快，他道歉，说太紧张。七年。他说：我停止了一切活动。在这里关了四个月。四个月以后展览会准备就绪。他说最重要的是决心。

他必须成功。

他开始展示展览会上的画。

他一幅一幅地拿起来，当他走到与放画的墙相对的那面墙时，他将画翻向墙壁。不论他拿着画还是翻转画，他一直在讲。有时他仿佛在犹豫翻不翻画，但他还是做了，翻转了画。

他一直在讲他想遵循的展览顺序。他不愿意这些画被相互比较。他喜欢一种自然顺序，使所有的画在展览会的墙上地位平等。决不能将画孤立起来，或占突出地位或在极不显眼的地方。它们必须在一起，几乎相互挨着，几乎，对，就是这样。它们不能像在这里一样相互分开，你明白？

画一幅幅地被拿过来，进入到光线中。

那人说这些画是同一个人在他生命的同一时刻作的。因此他想把它们都挂在一起，这事让他很操心，他并不希望它们合而为一，不，绝不是，绝不是这样，但他愿意它们按照自然的、正确的顺序相互靠近，只有他对这种靠近负责，只有他知道这种靠近的价值。

他就画幅之间的距离谈了许多。他说有时几乎不需要任何东西。有时也许根本不需要任何东西，画幅就彼此贴近，是的，有时。他其实也不知道。面对他作的画，他和我们一样，茫然。

在他滔滔不绝的话声中，画被展示出来。他说话是为了让话语声伴随着进入光线的画幅。他说话是为了产生局促不安，为了最终出现对痛苦的解脱。

最后我们任他独自完成自由驰骋的工作，任他承受他的痛苦，承受他那无视一切评论，一切暗喻，一切模糊的可怕义务。也就是说任他承受他自己的故事。我们进入到他强烈的绘画之中。我们看着画，我们不看他，不看说话的人，画家，在沉默大陆上挣扎的人。我们看画，只看画。说话的这人作了画却意识不到在作画，他处在意义之外，重要的消遣之中。

人们可以说：所有的画都用同样的速度。有时它们长了翅膀，仿佛有人指引。有时带动它们的力量像波涛一样覆盖自己，呈蓝黑色。

在上方，当人们上溯到力量时，天空中可能有一张熟睡孩子的面孔。几乎说不上是孩子，说不上是天空，什么也无法确定。什么也没有。而是全部绘画。

一个白色地面的白色房间通过这里，开向空旷，一扇门上留下一段白色门帘。

还有特征不清的牲畜，浮肿块，古老绘画的轻柔笔触，他本可以鉴别它们。一些符号看上去像物体。消逝和隐没中的树干。潮湿的水源和青苔中的几段海蛇身体。流动，出现，概念和物体间可能的接近，物体的永久性和虚幻性，关于概念、色彩、光线以及天知道其他事物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