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们的塞尔维亚之行，我要讲述的，并非是些故意针对那些反复预先确定对这个国家管窥的反图像。因为我印象最深的，几乎都是居于其间的东西，我既不必刻意为之，也不用添枝加叶——所谓介于其间的东西，在德国小说家赫尔曼·伦茨那里，必须“从局外的一侧”去观察或者眺望；而在那个老一辈的哲学家（可是丝毫没有反对现代哲学家的意思，我时而还需要这样一个）埃德蒙德·胡塞尔那里被称为“生活世界”。当然，我同时一直意识到自己身处在战事不断的塞尔维亚国家，一个不断缩小的南斯拉夫联盟的一部分。这样介于其间的东西，这样的生活世界并非在现实或者时代符号的旁边或者一侧。

在苏黎世登机前，我还买了一本小朗氏词典：在标准的黄色封面上以前写的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现在却只写着“克罗地亚语”（1992年版）。我一边翻着词典一边问自己，词典后面的“常用缩略语”附录里有没有“DIN，德国工业标准”这个词的缩写，因为在那个时候，用塞尔维亚语当然也可以名正言顺地参与其中。新版是由“赖因哈德·劳尔教授”修订的。而就在同一年，他应《法兰克福汇报》的招募，在那里连篇累牍地抨击全体塞尔维亚人民患上了最危险的神话病，连他们的作家也不放过，批评他们没有经过启蒙，从浪漫作家尼杰格斯到瓦斯科·波帕（瓦斯科·波帕（Vasko Popa，1922—1991）：罗马尼亚裔塞尔维亚诗人，受到法国超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深入研究塞尔维亚民间传说，并将其引入诗中。）莫不如此，看看这些狼的化身！看看波帕的狼诗！

与苏黎世机场的其他登机者不同，飞往贝尔格莱德的乘客登机时几乎没人说话，飞行途中我们也更多地保持沉默，看样子，仿佛连飞机上远远占多数的塞尔维亚人（外国劳工？看望父母亲的人？）也正在前往一个他们觉得没有把握的目的地。

飞机降落在平坦的、早就收获完毕的土地上，远近让人都丝毫感觉不到贝尔格莱德这座拥有百万人口的城市，这座“巴尔干地区独一无二的世界政治都市”（德拉甘·维利奇科，下文会讲到他）。S让我看看跑道附近一群人或者侧影，他们正在农田边上烤一头小猪。晚秋时节的空中到处弥漫着烧烤的烟雾。我之前读过塞尔维亚小说家米洛拉德·帕维奇（米洛拉德·帕维奇（Milorad Pavić，1929—2009）：塞尔维亚著名作家，代表作为《哈扎尔词典》。）写的小说，其中有一个女子一边亲吻她的情人，一边一颗接一颗地舔他的牙齿。其中还写道，自南向北流淌的河里的鱼不好吃，比如摩拉瓦河；往葡萄酒中兑水，而不是颠倒过来，这是野蛮的行为。

我的朋友和翻译扎克站在机场出口等候，他先我们从科隆飞过来。我已经好多年没有见过他的面了。尽管如此，有人来接机，我此刻几乎感到失望，为了进入这个世界，我宁愿独自踏进这个陌生国度的第一道门槛——他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连忙说道，连他也在此间对贝尔格莱德和塞尔维亚相当陌生了（后来，打开宾馆大门的时候，从他一个个迟钝的动作得到证实）。

坐车去往新城“诺维贝尔格莱德”的路上，不时能看见人群聚集在近乎荒原的空旷处，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人在狭窄的街旁排队，一个紧跟一个，同时也是各走各的：好像全国人民都在这里等待着，此时此刻，正值近乎失业的下午——所有的新楼都还没有建成，看来已经停工很久了。他们自称走向公交车和有轨电车，这种情形好像也很久了，等车的队伍半天都没挪动。这时，S又让我看看街旁卖汽油的流动商贩，他们也是一拨一拨地站在路边，手里拿着塑料油桶。在第一时间，不管是不是在特殊地区里，我为什么会常常对所有这些已经预先知道的现实情境视而不见呢。

我们住在“莫斯卡瓦”饭店。这家饭店位于市中心，坐落在萨瓦河和多瑙河上方的平原上，建于世纪转折时期，随着岁月的流逝，成为一座看上去很高贵的街拐角建筑。饭店几乎所有房间都空着，而在楼下的接待大厅里有一群服务员，还有他们的朋友？懒懒散散地走来走去。起初，我们在自己的房间里觉得，我们是好久以来的第一批客人，也会是好久以后最后一批客人。从S的房间瞭望，透过高高的阳台落地窗俯瞰那落满树叶、破旧的汽车突突驶过，完全不同于在巴黎的感觉的林荫大道，不，是“bulear”，我觉得她法国式的“乡愁”也感染了我，她的诧异，她在这里的陌生感，或者确切地说，她“离开祖国的感受”，她“身在异乡的感受”（就像失去了自制）。这时，我多么希望我的另一位塞尔维亚朋友兹拉特科能过来多好啊，那个当年的洗衣工和赌徒，他四海为家，不管在萨尔茨堡还是在他祖国的首都，他似乎立刻都会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如果我非要找一个本地人做向导，他一定会对此嗤之以鼻。（他自己开车穿过东欧，晚到了两天。）

对我而言，感觉是“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国家”，是“返乡”，不管是在那条陌生的林荫大道上，还是在商店里买东西时，特别是当我按下商店那古旧的铁门把手，不得不费力地推开店门时，我立刻就有了这样的感觉，变得不可更改，适用于所有接下来的日子。我说着之前在街上学到的商品名称，售货员立刻就听懂了。到了傍晚，我们穿过贝尔格莱德市中心，出乎我们的意料，并不是一片漆黑。我们朝着卡莱梅格丹城堡方向走去。那是一座古老的土耳其城堡，高高地矗立在萨瓦河和多瑙河交汇的地方。这时，S好像脚步变稳了。只是扎克这个当地人，我们的向导，踉踉跄跄，摔了一跤，迷路了，辨不清楚方向，而且还喋喋不休地说他在自己祖国的首都感到多么陌生。可是，他在这儿已经又待了好几天，还有母亲悉心照料。我随之就想到，也许他在贝尔格莱德一直都很陌生——果不其然，他似乎又回答说：其实他家在贝尔格莱德郊外的策穆恩，在多瑙河边，河水从那里流向潘诺尼亚平原。他出生和成长在那里，直至离开。

在贝尔格莱德的第一个夜晚暖融融的。一轮半月当空，沐浴着古老的土耳其城堡。大街上来来往往有很多人，这才像个南欧大都市的样子。只是他们给我留下的印象，比起那不勒斯或者雅典的人来，不仅更安静，而且也更自觉，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行人，也更专注。一种特有的彬彬有礼，一种一点都不张扬十分含蓄的彬彬有礼。看他们走路的样子，即使匆忙，也绝不会冲撞别人。或者一种近乎温文尔雅、给别人留下空间的言谈，而不是常见的高声叫嚷、吹口哨、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街上的小商贩也不会随便和人搭话，更多地是静静地等候顾客（有这样的顾客，完全出乎我的预想图像）。这天晚上，我随意地看来看去，没有看到一个塞族人酗酒。取而代之的，倒是有人在街边的井里掬水喝。大街上看不到任何标语或者暗示战争的宣传，几乎没什么警察，无论如何显得比一般的城中心少得多。S后来认为，贝尔格莱德人显得沉重而忧伤。与之相反，在我看来，至少第一眼看去，这里的人民特别有活力（与当年在剧院里截然不同，也就是三十年前），而且很有教养。出于普遍的罪责感？不，出于某种伟大的思考，出于一种无与伦比的意识以及——我在那里有这样的感觉，我此刻在这里也这样想着——出于一种高贵的集体个性，或许也出于自豪感，当然是一个毫不张扬的人的自豪感。后来我在德国《时代》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塞尔维亚人变得谦虚了”，之后在《时代》杂志上也看到有人这样说。变得谦虚了？凭什么这样说？或者，用我最喜爱的（奥地利的）话说，除了“你必须早点起床才能这样说！”：“一个外国人，知道什么呢？”

那许许多多的老人是干什么的？第二天，我看到他们几乎是各走各的，被笼罩在从两条河河面上升腾起的早冬的雾气中，在卡莱梅格丹城堡废墟一带如此不声不响，悠闲自得地走来走去。他们常常系着领带，戴着礼帽，按照巴尔干人的生活习惯，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他们既不像是退休工人，而且这么多人，也不像是以前的政府职员或自由职业者。虽然他们都绽放出一种身份意识，但是有一点——这也表现在他们之中这个或者那个医生、律师或者商人身上——，比如说，与我在德国尤其是奥地利所熟悉的中产阶级的风度显然不同。此外，这些绝对不显老态龙钟的老人给我的感觉既不像欧洲人，当然也不像东方人，而十分确切地说，更像是在巴斯克潮湿的林荫道上散步的人，虽然没有戴他们那种便帽。他们迈着有力的步子，在城堡废墟之间走来走去，雾气中一个个身影清晰可见，一副近乎狂怒的表情。然而，慢慢地，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现实，或者自制。他们也不像是老单身汉——都有过多年的幸福婚姻，只是现在成了鳏夫，这种情形还没有那么长久：像是鳏夫，同时也像孤寡老人，对这样上了年纪的人来说很少见。不，在我看来，他们不可能是塞尔维亚爱国主义者或沙文主义者，也不是极端的东正教教徒；他们既不是忠臣，也不是老游击队员，更不会是纳粹内奸，可是也难以想象他们是与铁托同呼吸共命运的游击队员、之后的南斯拉夫干部、政治家、实业家。显而易见的只有，他们都遭受了同样的损失，不管他们在这里怎样游荡，损失依然活生生地浮现在他们那忧郁的眼前。那么，损失是什么呢？损失？难道更多不是这样的情形，仿佛他们被无情地骗取了什么？

这次在塞尔维亚旅途中，我实际上也想搞清楚一些问题，其中我最常提到的一个问题——如此反复地提出，它已经快让我发疯了——那个问题，你会不会认为，大南斯拉夫联盟还会重新崛起？被问的人几乎没有一个相信有可能，“即使再过一百年也不可能”。只有一次，有人这样说，“我们无论如何再也看不到了”。作家米洛拉德·帕维奇认为，如果南斯拉夫联盟各成员国有可能再度靠近的话，那也只是通过经济途径。他还讲到，比如说，以前，斯洛文尼亚的产品在塞尔维亚非常受欢迎。哪些产品呢？“化妆品，斯洛文尼亚的润肤霜，噢！”唯独兹拉特科年近八十岁的老父亲却说：“就算要靠近，那也不会跟克罗地亚，而肯定跟斯洛文尼亚。没错，而且很快就会这样。我们塞尔维亚人总是生产大件东西，而斯洛文尼亚人则生产精美的小部件，双方向来都得到了很好的互补。我这一生从来没有在任何其他地方像在斯洛文尼亚一样得到过如此周到的款待。”（他的老伴为他发表的一番议论频频点头。）他住在一个位于摩拉瓦平原的村子里，村名叫坡洛丁。

雾天之后，有几天是好天气，晴朗温暖。有一次，就在兹拉特科（这个可爱的人）入伙之前，我们和扎克（这个活泼的人）一起驱车前往贝尔格莱德城郊策穆恩，他美好的青春之地，如今大概是他想象中的家乡——跨过萨瓦河大桥出城，这座桥被城里人称为“羚羊”。到了扎克老家后，他带着我们看看他们家老房子的两扇窗户（他的父亲是一个地方小官员，早年就过世了）。这承租房位于楼上，又矮又破，街拐角是些常见的杨树。起初，简直让人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感觉。扎克还指给我们他以前上学的路，而我心想着或者说道，这路也太近了，恐怕一路上也不会看到什么值得一提的事情吧——扎克随即回答说：“但是，我们放学回家都是绕道走的！”策穆恩的水果和蔬菜市场当然会让人有某些特别的感受，它分成了两大区域，干干净净的，在城郊这个地方绝对很宽敞，还有从河面上吹来的风（我买了几个苹果，因为我可不想只是作为一个好奇的人走过异乡的市场）。

之后，有这位朋友破例而出色的引路，最后又让我们走在前面，于是，我们不知不觉地穿过那连绵一片、矮小而带有毕德迈耶风格（毕德迈耶风格（Biedermeier Style）：1815年—1848年之间在德国及中欧盛行的中产阶级艺术风格。）的房子，来到多瑙河畔。在这里，与我在奥地利境内终究熟悉的那条也叫多瑙河的河流相比，河面无比开阔。在水面之后那里，同时还远离开另一边的河岸，又有一片蜿蜒曲折的领域，这才使得多瑙河真正成为一条“大河”（出自奥地利国歌里的一个词，每当我打眼看去时，我都会觉得它言过其实）。一种内陆水上世界，一个河流世界展现在我们眼前，贝尔格莱德或者策穆恩的多瑙河。岸边的林荫道上坐落着多家餐厅，从这里就可以步行回到首都；远远望去，水面上停泊的船只鳞次栉比，小小的三桅帆船就跟独木舟一样，还未盖上过冬的护幔。时而就会有这样一个玩意儿动起来——小发动机的隆隆声，与零星的人声混杂在一起，这是远近能够听到的唯一声响。朝着斜对岸望去，仿佛是一道跨越大陆的彼岸。在那里的林子边上，矗立着支撑在木桩上的茅舍。然而，大多数船只在水面上随波起伏摇荡，偶尔可以看到船上升起炊烟。此外，整个下午，河中间都没有船只航行；禁运。这个河的世界景象也许是一个沉没的世界，一个正在沉没的世界，一个腐烂的世界，一个古老的世界。然而，它同时也呈现出一种世界景象，而在那些出自17世纪的荷兰油画上，我还从未有过这样的感受：一个原始世界，它就像是一个尚不为人所知的文明，更是一片让人感兴趣的天地。后来，我们在河边一家叫“鲤鱼”饭店享用了美味的鲤鱼。黄昏时分，我们登策穆恩城堡，途中有一位较年长的女人向我们询问去城堡的路，操着纯正的英语，可她马上抱歉地说，她虽然是塞族人，可是不会讲塞尔维亚语。在上面的公墓里，墓碑上刻着逝者的面部轮廓，是忠实地按照照片刻上去的，只是放大了好多倍，大都是夫妇俩，通常都是这样，不管他们多大年纪去世，墓碑上刻的都是他们新婚时的年轻模样——也许吧，这是他们一辈子唯一的合影？

返回贝尔格莱德（白色之城）后，月亮已经近乎满月，我们终于见到了兹拉特科。由于超速驾驶，他不得不在匈牙利度过一个晚上（他的车被送到旅馆附近一个停车场保管起来了）。我们四个人一起，在一家名为“那些日子”（一首塞尔维亚歌曲的名字）的酒吧里听音乐，直至午夜过后好久。我们听的是南斯拉夫各个地方的音乐。而就在同一时刻，伊扎克·拉宾在特拉维夫遇刺身亡——第二天早上，反对派的报纸《我们的战斗》虽然在头版报道了这一刺杀事件，但是有关拉宾的照片只是依稀可辨，文字也没有特别编排，既不是高亮印刷，也没有凹版设计。深夜返回饭店的路上，雾气重又袭来，浓雾使得行人的身影若隐若现。在贝尔格莱德的大街上，突然间，到处都是成群的路人。他们仿佛是从两河之间一片灰白的浓雾中突然冒出来的，奔跑着，然后又在某一处停下，拥挤在一起；这些人都是赶末班电车的乘客。从旅店窗户向外看去，浓雾弥漫，什么也看不清，只看到路面上飘来飘去的闪亮纸片，还有旁边模糊的扫帚轮廓，以及贝尔格莱德街头环卫工人劳作的身影。在塞尔维亚官方电视上，还可以看到米洛舍维奇总统告别的场面；他即将启程飞往美国，参加在俄亥俄州代顿市举行的和平会谈。停机坪上，长长一队军人、还有普通民众列队送行。米洛舍维奇与每个人都紧紧拥抱，可惜只能看到他的背面——长达几分钟的告别画面，这个即将启程的人仅仅留下的是背影。

关于《那些日子》这首歌曲，兹拉特科讲述了多瑙河一个传奇的地方，就在斯梅代雷沃城边。在那里——他自己并没有亲眼看过，只是道听途说来的，是当年在乡村小学里听一个老师讲的——，这条河静静地流淌着，静得一点声响都听不到。第二天，我们乘坐他的车（既没被偷也没被刮蹭）前往那个神奇的地方，并且同时第一次更加深入到塞尔维亚腹地。正如兹拉特科所说，这里朝着东南方向，才显示出典型的塞尔维亚地貌：平缓的丘陵连绵起伏，一望无际（阿瓦拉山，距离贝尔格莱德一个小时的车程，要说是“看家山”有些言过其实。尽管海拔并不高，但是风景秀丽——看样子，仿佛每一个如此不显眼的风景都宛如法国普罗旺斯的圣维克多山）。这里的村落星罗棋布，错落有致，分别由大大小小的院落组成，可谓大村庄里包含着小村庄。还有田野里一座座公墓，看起来也跟村庄差不多，不是“逝者的城市”，而是逝者的村落，当然是生机勃勃，特别是现在正值万灵节。在塞尔维亚，“在我们之后”几天才祭拜：他们给逝者带去食物，在墓前与他们一起进餐和饮酒。这里的土地打眼看去非常肥沃，直到连绵起伏的大地尽头，到处都生长着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一切；玉米、向日葵和粮食，当然早已收割完毕；山坡上，只是依稀可见闪闪发黑的葡萄藤蔓。当然，到处还可以看到贩卖汽油和柴油的小贩，手里举着油桶或大大小小的油瓶——油品来自不远的罗马尼亚。路上总能看到稀稀拉拉的人群徒步穿来穿去，他们大多是本地人，也有来自波斯尼亚和克拉伊纳的难民，就像不久之前，在“我们”中欧地区，也可以看到乡民赶路去遥远的医院看病，或去周末集市赶集一样。他们大多走在高速公路旁的辅路上，也有人干脆走在高速公路上。高速公路上几乎就没有车辆行驶（高昂的高速费，对外国人更甚。）

到了斯梅代雷沃市，我们步行到多瑙河边，看到了中世纪的平原古城堡——斯梅代雷沃城堡。它在“二战”期间几乎被德国占领者炸掉了一半。广阔、平静和波光粼粼的多瑙河毫无声息地缓缓流过，一片寂静；我们在岸边待了一个小时，没有听见哪怕是一丝潺潺流水声。在返回贝尔格莱德的途中，我们向一位老者问路，可他并不知道怎么走，原来他是来自克宁的难民。

这一天就是这样度过的。临近黄昏时，在塞尔维亚，天气第一次变得这么冷，还下起零星小雪。还好，第二天天气又转好了，风和日丽，我们赶上了深秋的最后一次暖阳。我们决定从今后命运就取决于那些和平谈判的贝尔格莱德启程去探望兹拉特科的父母。他们住在一个小村子里，得知我们要去，已经提前好几天开始张罗。离开贝尔格莱德之前，我们绕道去城里的市场转了转。市场位于萨瓦河边的一面斜坡上，缓缓地延伸到河边。

在为数不少的报道中，人们热衷于对那些可笑的东西冷嘲热讽，说如果不是当地的黑手党，塞族人就会试图拿着这些玩意儿做买卖，从歪歪扭扭的钉子到不能再薄的塑料袋，还有空火柴盒。现在看来，这里也可以买到很多漂亮的东西、令人喜爱的东西和——为什么不呢？——十分可爱的东西。比如说，市场大大小小的摊位上堆着切得精细的烟丝，柔软纤细，可以用来自制烟卷，看上去那样令人垂涎。一个不抽烟的人是难以体会到其中的滋味的。可我对市场上一些食品的滋味胸有成竹，有只是打眼看上去形式单调、品种单一的南斯拉夫面包，有深褐色的大罐森林蜂蜜，有跟火鸡一样大的熬汤柴鸡，有炸得焦黄的面窝点心，还有长着猛兽似的尖嘴、肥美胖大的河鱼。然而，这样的市场景象，虽然让人觉得受到一个物资匮乏时期的影响，但是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不管是看到那些美味的食品，还是那许许多多似乎真的没有什么用处的东西（谁知道呢？），这都呈现出一种活力，是些令人心旷神怡的东西、轻松愉快的东西，买卖过程中为之一振的东西，因为这个过程常常在别的地方彻底变得奢华浮夸，也互不信任，甚至带着些许鄙视——一种普遍的、优美的指舞，纵横穿越在市场区域，一种手脚灵活自如的轻舞。在这里，从生意场上熙熙攘攘的混乱、气味和必然中，凸显出某些像原始和民间的交易所渴望的东西，虽然规模不大，但却各式各样，连我们这些从犯也从中获得了乐趣。一桩又一桩生意：这样一句话在这个只有依靠自己的国家里才又获得了它的意义，同样就像“零用品”这个词一样。赞赏这种交易——你恐怕会期待自己说出这样的话（这话绝对不是预定的）？后来，我甚至萌发了这样的愿望，但愿对这个国家的封锁——不，不是战争——延续下去；但愿这种西方或者不管别的什么商品和垄断世界的缺失依然延续下去。

在去往坡洛丁村的路上，我们终于跨过了摩拉瓦河。这条河千百年来被人传唱歌颂，无疑也在土耳其战争以及巴尔干战争中被迫成为了一个象征角色，被挤成一条象征的河床，而眼下随着深秋的来临，正处于枯水期，河床上的鹅卵石到处可见。在行车桥的旁边，是那座当年的车马和人行小桥，已经快要坍塌了。坡洛丁村沿着马路延伸，也许是欧洲最狭长的村庄之一，有许多小中心，像个“村庄之国”。据说在这个县里，这样的村庄之国的确比比皆是，相互离得很远。到了其中一个中心，我们在一家杂货铺里停留了一会儿。正值中午，几个村民在杂货铺前喝啤酒；在这些遭受限制的岁月里，咖啡对大多数老百姓来说太昂贵了。所以，这个商店就改卖酒。杂货铺斜对面的房前挂着一块黑布，那家有一个小孩子不久前在村子里被车撞死了。在沿路的村子里，车子通常都开得飞快。当一个穿着农夫衣服的年轻人两眼红肿嘴唇肿胀地进入杂货铺时，我们大家都立刻意识到，这一定是孩子的父亲。

兹拉特科父母的庄园——实际上早就过户到他们的独生子，这个生活在国外的塞族人名下——位于坡洛丁村最远的一端，不是在七座山，而是在七道长拐弯的后面。房子两边前面是他母亲种的花花草草，紧挨着就是棚屋和马厩前一大片泥泞。田野和栽种葡萄的山丘四处分散，大多都相距很远。兹拉特科父母的居室位于形式各样难以捉摸的建筑群中，到处都可以看到，新房子要么贴着旧房子，要么盖在旧房子上面，或者包住旧房子，其中当然有不少东西还没有完工。对这样一个急于去挣钱和回家的外籍工人来说，人们可能习以为常了：有一个这样的附属建筑看上去像一个不说是空空如也，但也彻底与乡村格格不入的会议厅。令人震惊的是，里面摆放着好多崭新的椅子，一种可谓萨尔茨堡式的华丽，中间同样是明光闪闪的椭圆形长桌，就像会议室一样。在这层的三个拐角，等待客人的是贴着巴洛克蓝瓷砖的浴室。显然，他的父母从来都没有敢进去过。也许令人感到最为惊讶的是，在这个新旧交织、弄不清究竟是为谁设计的（９9ｌib•ｎｅｔ？）居住区里，虽然到处都可以看到狭窄的厨房长椅，却无论在哪儿也找不到像是给父母准备的卧室或双人床：“扎特克，你父母睡在哪儿呢？”——“随他们的便，爱睡哪儿就睡哪儿。我父亲有时在楼下住，母亲一般睡楼上，可以看电视。”

吃饭时，有鸡汤，有烤乳猪，有“塞尔维亚”卷心菜沙拉，还有那样一种口感浓郁和清新的葡萄酒，它是用马路对面山坡上的葡萄自酿的。在那里，朦胧中最后还可以看见的东西就是漫山遍野的羊群。在这个回家的儿子和父母聊天期间，尽管我竭尽全力去听，可压根儿什么都听不懂——那是塞尔维亚语吗？不是，他们一家人不由自主地说起了罗马尼亚语，这是大多数村民聊天和感到亲切的语言。坡洛丁村作为这样一个语言孤岛也远近闻名。可是，他们还会不会觉得自己是塞尔维亚人呢？当然是——不然会是什么呢？返回贝尔格莱德的路上，我们穿过一条水果之路，路两旁挂满了葡萄，直到快要驶进城里时，满眼还都是亮晶晶的葡萄。

在塞尔维亚唯一带点官方色彩的这天，我们驱车前往南部山区的斯图德尼察修道院，一个中世纪教堂和修道院建筑群，一个民族圣地。这是一次旅行之内还是旅行之外的旅行？我们与著名作家米洛拉德·帕维奇结伴而行。他是一位令人尊敬的老者。他讲述说，虽然他一直在写作，但是直到五十多岁成名之前，更多只是作为文学教授，作为塞尔维亚巴洛克文学专家而出名，曾在巴黎索邦大学讲学。我记得他还去过普林斯顿。

与此同时，这也是初雪的一天，就在早上从贝尔格莱德出发时下起了雪，十一月的雪，伴随着它，一阵阵寒风袭来，树叶也开始纷纷扬扬地落在地上，那些不太结实的南斯拉夫雨伞也被掀翻了。雪越下越大，后来，应这个民族作家的提议，我们在高速公路服务区休息一下，顺便喝点……，当然少不了喝热水。服务区一个孤独的老板为我们敬酒。在这五个小时行程中，几乎没有人不认识“帕维奇先生”（想必不仅仅是从电视上认识的，塞尔维亚人是个喜欢看书的民族）。

克拉古耶瓦茨和克拉列沃——塞尔维亚中部比较大的城市，从这里继续往西南方向走就是另外一个塞尔维亚：山峦起伏，峡谷众多，几乎荒无人烟，到处都会看到城堡遗迹，围绕着光秃秃的山，就像是西班牙高原被遗忘的城堡。渐渐地，只要一看到任何哪怕只是让你领略一下的地方或者风景，我就预先猜测，这个在车后排坐在我身边的人已经为之拟就了什么东西，而且几乎每次都猜对了，甚至连针对这个乡村讲堂写散文，或者针对那个山涧写诗都没错。

我们上山去修道院，沿着斯图德尼察那条荒僻的小溪（冰冷的溪水意味着是这样）越走越进入寒冷刺骨的隆冬。在所有剩下的日子里，它就一直这样等待着我们。这个古老的拜占庭教堂坐落在高原山谷底部，海拔近千米——在塞尔维亚如此可以感受的遥远的大海之上。雪花飞扬，下个不停。在那些壁画上，我又认出了奥赫里德、斯科普里、塞萨洛尼基等地的东罗马教堂里圆形的晚餐桌，耶稣及其门徒围坐在桌子旁，就像围坐在托勒密（古希腊天文学家，于公元2世纪提出了自己的宇宙结构学说，即“地心说”。）的地球圆盘旁；施洗的约翰看起来就像切·格瓦拉，乳头周围还依稀长着胸毛，就像一个微小的弹孔。修道院接待厅位于冷冰冰的院子对面，里面的壁炉冒着火苗，仿佛白色的烤炉。那个留着传统的东正教大胡子的修道院院长先是让我们吃了一些专门招待客人的小点心，然后让人摆上兑了水的热李子酒，他自己甚至也陪着我们喝起这种劣质酒来。

鹅毛大雪纷纷地打在修道院下面的旅馆窗户上，后面的山崖立刻消失在初冬的昏暗中。一个鞋盒大小的加热器给这个平日没有暖气的餐厅增添了些许暖意。湿冷，无助，无人理睬。与此同时，我倒饶有兴致，要在这个远离世界的地方度过这样一个漆黑的夜晚。可后来几乎感到失望，因为下雪并没有阻挡住我们的返程。

后来，当我问起S那天——大家始终都会觉得是近乎半官方的——有哪些最不起眼和无关紧要的细节时，她立刻就说起我们在那家阴冷的小餐馆吃法式可丽煎饼的情形：那些又凉又厚的煎饼端上桌后，帕维奇先生对此说，别指望了，塞尔维亚人似乎永远也学不会怎样做可丽煎饼。是的，我也想起来了，这位作家一反他的作品里通常所描写的，居然往葡萄酒里兑水（而不是相反）。他解释说，这毕竟是矿泉水，而这样的水对他来说则不是水。而且，在一次漫长的行驶途中，他提起了那个塞尔维亚流亡国王。这位国王（自南斯拉夫解体之后）现在已经很好地掌握了他祖先的语言；身为枢密院成员，他越来越频繁地被国王邀请去伦敦，或者他们也在希腊碰面。这时，我讲了我生活在克恩滕的斯洛文尼亚外祖父：他在1920年全民公决时，投票赞成并入新成立的南斯拉夫，而我总认为这种行为就是决定赞成斯拉夫的东西、反对1918年缩成小德语国家奥地利。可是在此间，我也问自己，在哈布斯堡王朝灭亡后，随着共和国的成立，他的这个决定是不是更多出于一种渴望或者需要，即使不是渴望一个皇帝，至少也是一个国王，而这个年轻的南部斯拉夫民族就有一个国王在位？！

就在这有点官方色彩的同一天，我还约好与42岁的作家德拉甘·维利奇科晚上在贝尔格莱德见面（一天见了两位作家）。在战争之前的岁月里，有一次，我在斯洛文尼亚喀斯特地区的利皮卡与他邂逅。我读过他两本篇幅不长的小说，一本名叫《路过普拉》，其中讲述了一个生活在克罗地亚普拉的塞尔维亚人的青年时代，相当豪放，一再出现了向第二或者第三生活的过渡或展望。另一部是《子午线画家》，这是我从塞尔维亚回去之后才读的（两本书都是由维泽尔出版社出版的）。后者是一个关于分崩离析的南斯拉夫解体的故事，充满影射，也断断续续，片段式——叙述和被叙述的东西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结果就是在“作品”和“国家”之外形成了第三种东西。维利奇科写作离奇；他是一位反其道而行之的作家，源于地理-历史的“我”与相应分裂的“我”相互碰撞，这同样也是一个不相上下的“我！”。这就是这部作品的内在或支撑。这种支撑使那些片段和章节水乳交融。当然这里必须举例为证。“生存就是坟墓。这种情形也许在一个国家里没有什么两样，因为在那里，在经历了数百年的风向旋转中心，系着丝绸腰带的狡猾太监、穿着袈裟的蛇眼僧侣和蓄着大胡子的教会分裂者彼此处于对立状态。只有通过假象才能使他们彼此交融。”又如：“在欧洲城市里，90年代初逃亡的贝尔格莱德青年人过着生不如死的飞地生活（1995年）；在战争期间，在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亦是如此。人们遗忘了他们，这就是他们的命运。因为那些争斗的党派，那些战争疯狗，不管他们叫什么，也不管他们用多少指头画十字，都是一丘之貉。他们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就好了。”还有：“他（英雄）就像一只睡着的蝎子，在绿色的墙壁里安享他的岁月，梦想着那没有实现的生存。让跳动着的脉搏停下来，这是不可能的。”

那天晚上在贝尔格莱德，我觉得德拉甘·维利奇科起初看上去更为压抑和失望，几乎丧失勇气。而留在我记忆里的他，有活力，有热情，同时很专注，值得信赖。也许我们见面的地点不合适：那个所谓的私人地址结果是一家小出版社。在那里，和维利奇科一起，还有其他几个圈里的人等着，肯定是为了避免让人觉得我们是在搞什么政治阴谋。由于已近深夜，再也没有可能去附近的餐馆，于是，大家都正儿八经地坐下来，就像是按照预先安排好的日程，以奇怪的方式直到深夜。大家可能都在寻思着说些什么，关于目前的局势、关于波斯尼亚战争、关于这场战争中波斯尼亚塞族人的角色以及塞尔维亚塞族人的角色，好像要举行一场圆桌对话。我们久久地坐在那里，几乎没有说话，受到刺激，不知所措。我们喝了一大瓶弗拉斯卡蒂酒，有些窖藏的年头了，其实当地产的白葡萄酒味道更好。德拉甘同时也带来了一瓶帕里克产的非常有名的雷司令，但是因为大家都不说话，低着头喝酒，一会儿工夫瓶子就见底了：很少见，可以看到产于1990年的标签，时间也就是在那场斯洛文尼亚小战争之后，那些大战争之前。

后来，有人拿出一个出自波斯尼亚战争的纪念品让大家传看，正如所说的，这是一个刚刚在去年秋天针对塞尔维亚发射的“战斧”导弹的制导盒。这时，出现了最糟糕或者最尴尬的时刻。制导盒有橄榄球大小，是沉重的钢制品，介于半球、圆锥和迷你金字塔形状。据称，这枚导弹在即将命中目标时被导弹击落了。这个纪念品是在波斯尼亚塞族人居住地巴尼亚卢卡附近弄到的（实际上，制导盒上的美国空军徽记清晰可见）。然而，我并没有想对此看个究竟，只是突然觉得大家一起不知身处何地，并且似乎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我想，不只是我一个人有这样的感觉。幸好，我后来突然有了一个想法，让维利奇科讲讲他在普拉和伊斯特利亚的情况。和在座的其他人一样，维利奇科如释重负。他说，他在普拉租的房子已经被克罗地亚军队占领了，一名军官住在里面。他现在远在贝尔格莱德，却还要继续交租金——短暂而有力地笑一声。为什么不这样做呢？接着，气氛活跃起来，大家很快就你一言我一语，谈论着大大小小的地方，比如谈到维也纳，他的小儿子去年夏天待在维也纳，把所有地铁站的换乘方法差不多记得滚瓜烂熟，还谈到巴伐利亚州的费尔达芬小镇。

渐渐地，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了南斯拉夫的现状上。在场的有一个人首先声嘶力竭地说道，塞尔维亚最高当权者对他们的人民目前所遭受的苦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还说到对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的压迫以及盲目认可的克拉伊纳共和国。这是在大声喧闹，而不是在发表意见，也不仅是一帮在野的文化人聚在后院里发发牢骚。这个塞尔维亚人也独一无二地说到他自己国家的领导人，而并未提到其他地方的战争疯狗。看样子，仿佛这只是冲着老天，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叫喊着他们的行为。

但是，奇怪的是：虽然我最终面对这个人，再也没有感受到这种情形有什么冠冕堂皇或者事先准备好的东西——他不是在发表声明，而是心里痛苦、愤怒和清醒——，可我还是不想听他对当权者的严厉谴责；不应该在这里，在这样的空间里，也不应该在这个城市里，在这个国家里；不应该是现在，因为这也许关系到一场战争之后的和平。这场战争是由外部的、完全另外的强权挑起的，并且最终的结局无疑也是由他们决定的。（告别时，他拥抱了我。这时，我在想，他可能觉得被别人理解，并且此刻还问我，是不是恰恰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