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人根据公众和私人的关系把人类的一般责任强加在身上，但是他们之间具体的义务，则受以下几点的影响：（一）承诺、（二）利益、（三）伤害。只要义务为法律所核定，发生利害关系的一方就可以通过司法诉讼强制执行。基于这种原则，每个国家的法学家都已制定类似的法律体系，成为理性和公正最完美的体现。（盖乌斯、查士丁尼和狄奥菲卢斯的《法学初步》，都将义务区分为四种，即“实有”“名义”“强制”及“承诺”，但是我承认有个人的偏爱，才根据自己的论点将其区分为三种。）

罗马人不仅在庙宇向诚信女神（有关人类和社会的诚信）献祭，而且在家庭生活中也对她顶礼膜拜。要是这个国家缺少仁慈和慷慨之类和善的特性，他们会使希腊人感到惊奇，因为他们用诚挚而单纯的态度来履行沉重的承诺。（无论波利比阿所提出的证据是多么冷酷和理性，总比含糊而杂乱的赞誉要好得多。）然而同样就在这个民族之中，依据贵族和十人委员会所坚守的规范，一个没有保证的协定，甚或是一个承诺或一份誓词，除非用契约的合法格式经过认证，否则都没有构成任何民事方面的义务。不论契约这个拉丁字眼的语源出于何处，都是在传达着“肯定而不能撤回的合同”这个观念，通常用问答的方式来表达。“你答应要付我100金币，是吗？”这是塞伊乌斯提出正式询问。“我同意。”这是森普罗尼乌斯的答复。森普罗尼乌斯有能力和意愿的朋友帮他承担这份债务，塞乌斯可能会分别起诉他们。于是利益的分配，或互惠行为的优先次序，逐渐背离契约的严格理论。为了维持无偿承诺的有效与合法，需要经过慎重思考后才能同意。市民获得合法的保障后，可能陷入欺诈的嫌疑，要因疏忽而支付所丧失的财物。法学家运用他们的智慧，继续努力将简单的约定转变为合于法定规格的正式契约。财务官是社会信用的护卫者，认可自愿或故意的行动所提出的合理证据，在他的法庭产生公平的义务，据以要求履行法定行为或补救措施。（杰拉德·诺特（1647～1725 A.D.，荷兰罗马法学者）有一篇论文讨论法定行为的补救措施，令人感到非常满意。我特别注意到，荷兰和勃兰登堡的大学在本世纪初叶，以最公正和自由的原则深入研究民法。）

法学家将第二类的义务特别称为“物篇”（经过双方同意，合同或合约成立，不仅格式完整而且适合各种不同项目，在《民法汇编》中占有4卷的篇幅，这是值得英国学生多加注意的部分。），就是为了交付物品所签订的契约。带着感恩的心情物归原主，无论何人被他人委托财产，都要负起归还的神圣责任。就出于友情的借用而言，慷慨的德行归于出借者这一方，接受者要负起保管的责任。但在质押的状况下，以及其他在普通生活中为自己牟利的商业行为中，这种恩惠要用等价物来补偿，归还的义务可以加以修正，这由贸易的性质来决定。拉丁语很顺利地用commodatum和mutuum两个词表示根本上的差异，我们的词汇比较匮乏，就全部混杂在一起，很含糊而普遍地使用“借出”这个词。commodatum的意义是借用人有义务要归还同样的特定物品，这个物品只是为了方便起见暂时提供使用而已；mutuum是指定给借用者使用或消耗，要根据所估算的数目、重量和尺寸，用等值的代用品来完成相互之间的承诺。按照买卖合同，物品的绝对处理权转移给买主，对方要用适当数量的金银偿还应付的利益，这些金银代表尘世财产的价格和通用的衡量标准。

还有一种有关“场所”的契约，所应尽的义务更为复杂。像是土地、房屋、劳务和才能，都可以租用或雇用一段明确的期限，等到期满，物品本身要归还给原主，为了获得占用或雇用期间的利益，还要加上约定的报酬。在这些以牟利为目的的合约中，有时会加上合股与佣金，法学家有时设想物品的交付所出现的状况，有时考量合伙人的意愿所发生的问题。实质的约定经过改进，要有可见的权利如抵押或担保。买卖的同意要有确定的价格，从订约那刻开始，赚钱还是赔本的机会全部要算在买主的账上。一般而论，每个人都会为自己的利润做最好的打算，也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如果他要接受交易带来的好处，那就要忍受买卖应付出的代价。

在有关物权极其复杂的题材之中，历史学家特别提到土地与金钱的关系，一方是要付出租金而另一方是收取利润，这对于农业和贸易的繁荣会产生实质的影响。地主经常要预先将存粮和工具给予农民，然后才能安享成果。要是贫困无力的佃户受到天灾人祸的打击，可以根据法律的公平公正，要求地主对农民给予适当的救济。租期按照习惯一般以5年为准，不可能期望从农民手里获得实质或增值的改进，因为地主出售土地时，农民总是被拒于门外。（《民法汇编》和《御法集》对租赁契约有详尽的释义，5年期限一般是出于习惯而非法律所规定。法兰西所有的租约期限都是9年，这种有效期限的规定在公元1775年取消，然而还流行在那片美丽而幸福的国土，就是允许我居留的地方，使我感到非常遗憾。）高利贷是城市积习已深的苦难，《十二铜表法》予以制止（塔西佗在《编年史》中提到利息的计算方式，难道他会这样的无知或愚蠢？然而明智而重视德行的贵族为了满足野心，也许会放弃贪婪的念头，也许会阻止令人讨厌的办法。像这样低的利息没有人愿意将钱借出去，这么重的惩罚也没有债务人愿意负担。），在人民的疾呼之下废除。恢复高利贷是基于人民的需要和怠惰，谨慎的法务官也只有容忍。《查士丁尼法典》做出最后的决定，地位显赫的阶层所获取的年利率应为4%，普通而且合法经过宣布的标准为6%，为了方便制造业和商业周转可以提升到8%。航运的保险可以到12%，明智的古代人就没有判定上限。除非是极为危险的行业，否则过度的高利贷会受到严格的限制。（查士丁尼并没有自贬身价，让高利贷在《法学初步》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在《民法汇编》和《御法集》中列入所需要的法规和限制条件。）最单纯的利息都受到东部和西部教士的指责（神父都一致同意收取利息是罪恶的行为，像是西普里安、拉克坦提乌斯、巴西尔、克利索斯托、尼萨的格列高利、安布罗斯、杰罗姆、奥古斯丁都有这种看法，还要加上一大群参加会议的神职人员和诡辩家。），但是对于互惠的诉求战胜了共和国的法律，即使是教会的谕令甚至人们的偏见，都一概用坚决的态度抗拒。（加图、塞涅卡和普鲁塔克都大声指责高利贷的盛行和浮滥。按照这个词的拉丁文及希腊文语源，都是指运用本金来孳生利息，所以莎士比亚会喊道：“无生命的金属在繁殖。”要知道舞台回响着公众的声音。）

自然和社会强加严格的义务以弥补伤害。因受到私人不公正行为而受到伤害的人，会获得应有的权利和符合法律规定的行为。如果他人的财产托付给我们照顾，在获得暂时的所有权以后，用心的程度会按照利益的高低而产生变化。我们对无法避免的意外很少需要负起责任，但是出于故意的过失所造成的后果，通常会归咎于始作俑者。（威廉·琼斯爵士对委托法写下一篇机智和理性的随笔。他可能是唯一精通下列主题的律师：威斯敏斯特的年鉴、乌尔比安的注释、伊西乌斯的希腊文答辩状，以及阿拉伯和波斯宗教法官的判决书。）罗马人用窃盗的民事行动来搜寻和追讨被偷的财物，这些东西可能经过一连串清白无辜的手，但是没有任何物品的时效少于30年，只要在期限内就能拥有最初的要求权利。所有权的恢复可以根据法务官的判决，人身受到伤害可以获得2倍或3倍甚至4倍的损失赔偿，暗中的欺骗和公开的抢夺都是犯罪的行为，可以从事实的揭发和随后的侦查找出犯案的强盗。《阿奎利安法》用来保护市民有生命的财产，使他的奴隶和牛只免于恶意或疏忽的打击。家畜在死前这一年的任何时刻，都可以用当年最高价格来作为其所具有的价值；任何其他能够标出价格的财物，遭到毁损后所允许的限价期是30天；个人伤害的程度要视时代的习性和个别的感受而定，语言或动手所带来的痛苦或羞辱，很不容易用等值的金钱来让人感到满意。

十人委员会粗糙的法律对所有的侮辱一视同仁，只要不打断对方的手臂，攻击者就要接受25个阿斯的普通处分。经过3个世纪以后，同样的币值从1磅铜减少到半个盎司。有钱的罗马人无礼之极，竟将违犯和补偿《十二铜表法》的条款当成最廉价的娱乐。维拉提乌斯跑过大街去打一名信差的脸，受辱者根本没有冒犯他，于是引起群情骚动，追随在他身边的会计按照法律规定，马上付出25个铜板，照现在的币值不过1个先令而已（奥卢斯·吉利乌斯从拉贝奥对《十二铜表法》的注释借用了这个故事。），使得大家无话可说，愤怒的情绪不得不平息下来。法务官对于特别的指控，基于公平的原则要鉴定或评估完全不同的事实真相。为了裁定民事损失，官员有权考量时间、地点、年龄和地位这些不同的情况，这些可能会加重受害人的羞辱和痛苦。如果他接受了对他进行罚锾、刑责或警告这些办法，等于是进入了刑法的范围，虽然他也许只是犯了点小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