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警总部在柏林的另一边,老皇宫西边的韦尔德市场大街(Werderscher-Markt),离哈维尔湖大约25分钟车程。马赫需要约斯特做份笔录,答应随后把他送回学校。尸体装上救护车后,湖边的这一小群人就散开了。马赫开着他那辆四门大众,加入了柏林的早高峰车流。

又是一个消沉暗淡的柏林清晨。潮气打在脸上,又湿又冷,像针扎。在波茨坦大街上,车轮溅出的泥水逼得为数不多的行人贴着人行道的最里边行走。从车窗里看出去,马赫觉得自己像在一座盲人城市里,人们在摸索着走路去上班。

马赫突然有种异样的感觉,似乎像某种事故:开始时一切都像往常一样。接着就是突如其来的某件事,之后就是一个永远改变的世界。虽然没有什么比一具从哈维尔湖里捞上来的死尸更寻常的事了。差不多每两个月一次:破产商人,失意情郎,溺水儿童;意外事故,自杀,谋杀;绝望者,沮丧者,还有疯子。

今天早上的电话是6:15响的。当时他正在安斯巴赫大街的公寓里。没有睡觉,而是睁眼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雨声。几个月以来,他的睡眠一直很差。

“马赫?哈维尔湖那边发现一具尸体。”打电话的是克劳斯,刑警总部的夜班官员。“去看看。”

马赫说他不感兴趣。

“你感兴趣也好,没兴趣也好,甭说这个。”

“我不感兴趣,因为我现在不当班。上星期我加了一星期的班。还有上上星期。”还有再上一个星期,也许应该告诉他。“今天我不去上班。找别人吧。”

电话那头一阵沉默,接着是克劳斯的声音。“你真走运。我看了上星期的值勤记录。你接着睡吧。哦,”对方吃吃窃笑起来,“或者接着做别的什么事。”

狂风夹杂着雨点打在窗户上。发现尸体后有固定的一套程序:病理学家,摄影师和侦探必须立刻赶到现场。侦探们有个轮值表,放在刑警总部里。

“今天谁当班?”

“耶格尔。”

马克斯·耶格尔。马赫和他共用一个办公室。马赫想起这个同事在潘考区的那套小公寓,他的老婆和四个女儿:早餐时间是这家人相聚的唯一时刻。马赫离了婚,因此自由得多。有时候他会在下午去看儿子。不过,如果他不出现场,那么整个早晨和上午都将坐在家里无所事事。

“哦,别折磨他了。我去吧。”

这是差不多两个小时以前的事。马赫从后视镜里看了看闷闷不乐的乘客。约斯特缩在后座上,瞪着窗外的灰色雨天和灰色城市。

汽车穿过了南北轴心大街,即将驶入菩提树下大街。在勃兰登堡门前,一个骑摩托的警察比着手势拦下了车流。勃兰登堡门那边,在巴黎广场的中央,一支身穿棕色制服的冲锋队乐队正在吹吹打打。大众的车窗都关着,因此只能模糊地听到大鼓和镲的声音。艺术学院大楼外有那么几十个人在驻足观看。

每年的这个时候,要穿越柏林的大街而不碰上这类排演,都是非常困难的事。在6天的时间里,帝国各地的演出团体都要云集柏林,以庆贺一年一度的“元首日”,也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的生日。

大众车的雨刷随着鼓点来回摆动,仿佛乐队的指挥。

“现在我们看到了最后的证据,”马赫小声地念叨着,“在军乐面前,德国人会变疯的。”他回头看了看约斯特,后者报以惨淡的一笑。

一声高音铙钹宣告曲子结束。乐队指挥转过来向观众们鞠了一躬,在他身后,那些冲锋队员扛着大号小号,半走半跑地奔向他们的巴士。人群走光了之后,巡警吹了声哨子,用戴白手套的手示意车辆可以继续前进。

根据一道野蛮的政府法令,菩提树下大街的那些美丽椴树在1936年以“迎接奥运”的名义都被砍光了。作为替代品,戈培尔下令在路旁树起十米高的石柱,每根柱子上面都耸立着一只帝国的金鹰。整条大街看起来就像一片印第安红人的丛葬地,上面戳着无数根图腾柱。

马赫在腓特烈大街路口右转,几分钟后就到了韦尔德市场的刑警总部。这是一座第二帝国时代建造的六层官僚大楼,巨大,丑陋。十年以来,马赫差不多每周要来这里七天。像他前妻抱怨的那样,他对这里比自己的家还熟悉。

走过党卫队岗哨和笨重的旋转门,在大门里边,有一块告示板,标出今天的反恐警戒等级。一共有四个等级,绿、蓝、黑、红。今天,像往年这个时候一样,是最高的红色警戒。

马赫向传达室门卫出示了自己的证件,并替约斯特登记。今天比往常都要繁忙。元首日之前的一个星期都是这样。大堂里,女秘书抱着文件盒穿梭来往,高跟鞋在大理石地板上的笃直响。空气里有一股橡胶雨衣和地板上光蜡的味道。穿绿制服的民警和穿黑制服的刑警在小声讨论案件。在大堂的远端,人群的头顶上,有两座胸像: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党卫队和帝国中央保安总局的双重头子,正用那冰蓝色的眼睛冷酷地盯着对面的元首塑像。马赫拉开电梯门,把约斯特拽了进去。

海德里希手下的保安力量分为三个部分。最底层是奥波,普通警察。他们负责的是日常调解、酗酒斗殴、夫妻吵架、交通违章、还有救人灭火这类普通案子。他们还负责高速公路、火车站和机场的安全保卫工作,给超速驾驶的司机开罚单,偶尔也负责从湖里捞尸体什么的。

在这个结构的最顶层是“西波”(Sipo),这是Sicherheitspolizei的缩写,意为保安警察。这个部门是由过去的国家秘密警察,也就是盖世太保,和党的情报保安机关——SD(保安处)合并而成的。他们的总部在西南边的阿尔布雷希特亲王大街,负责处理恐怖主义、颠覆、间谍、不同政见者、以及其他“高度危害国家安全”的案子。他们在每座工厂和学校、每家医院和教堂、每座城市、每个村庄和每条街道都安有眼线。湖里的尸体不会惊动他们,除非死者是恐怖分子或者叛国者。

在这两个阶层中间的什么地方,是被称为“克里波”(Kripo)的刑警。确切地说,是帝国中央保安总局第五部。他们负责刑事案件,从抢劫银行到人身伤害,从强奸到跨种族通婚。调查一具湖里的尸体——他们是谁,怎么到那儿去的——是刑警的生意。

电梯在三楼停下。门廊上淡绿色的霓虹灯名牌照着绿色的地毡,再衬上绿色的墙壁,整条走廊看起来像个很久没清洗的鱼缸。这里也有一股地板蜡的味道,不过还夹杂着实验室试剂和香烟的气味。二十扇毛玻璃门沿走廊一字排开。这里便是刑警们的办公室。有些门半开着,里面传出打字机的劈啪声,或是电话铃声。

“同国家社会主义敌人的无休止战争的神经指挥中枢”马赫说。这是最近某期党报《人民观察家》上的原话。见约斯特仍然没有反应,马赫补充了一句:“一个笑话。”

“对不起?”

“算了。”

他推开一扇门,扭亮电灯。他的办公室看上去像一个黑沉沉的碗橱,一间牢房。一扇很小的窗户面对刑警大楼空洞洞的内院,窗外的景色是水泥地和砖墙。一面墙被打造成书架。皮面精装书,法医手册,一本杜登大字典,一本大地图集,柏林街道指南,电话簿,一大堆贴上标签的案卷盒子:“布劳恩”,“洪特”,“斯塔克”,“扎德克”,仿佛被官僚主义再度埋葬的遇害者墓碑。另一面墙摆着四个柜子,其中一个顶上搁了盆吊兰,两年前由一个对扎维尔·马赫怀有某种希望的中年女秘书摆上去的,由于老不浇水,早已枯死。除了窗前并排摆的两张桌子和椅子外,这些就是全部的家具了。其中一张桌子是马克斯·耶格尔的。

马赫把大衣挂在门旁的一根钉子上。他能不穿制服就尽量不穿,今天的借口是外面的大雨。灰裤子,海军发的蓝毛衣。他把耶格尔的椅子推给约斯特。“坐。咖啡?”

“好的,谢谢”

走廊里有台咖啡机,很稀罕的美国货。“瞧瞧他妈的这些照片。嘿,真带劲儿!”马赫身后走廊上,从某间房间里传出菲贝斯的声音。他是VB3——性犯罪部的探员。“她家女佣拍的。真他妈清楚,每根毛儿都看见。这丫头应该上咱们这儿来上班。”

咖啡机里弹出一个塑料杯。某个大官的老婆,他想。还有来自总督区的某个波兰园丁。大多数案子里,这些小伙子都是波兰人,年轻,英俊,多愁善感,带点波兰人的那种贵族气。然后是某个落寞的官太太,丈夫在遥远的乌拉尔前线、或者某个金发小妞儿的爱巢里,忽视了对自己妻子的义务。看样子,他们似乎是被某个心怀醋意、要不就是极端忠于当局的女佣给告发了。根据1935年的种族法令,这是非常严重的罪行。人民法院将展开听证会。然后就是杀鸡儆猴的审讯。那女人,拉文斯布吕克的两年徒刑。她丈夫,降职和训斥。至于那波兰人,要在萨克森豪森关上25年,如果幸运的话。不过更有可能是后脑勺吃颗枪子儿。

“操!”从那房间里传出另一个男人的惊叹。接着是菲贝斯得意的大笑。这个不得志的家伙有50多岁,老婆在10年前跟一个党卫队滑雪教练私奔了。马赫端着两杯清咖啡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用脚把门踢上,把菲贝斯那猥亵的声音挡在了外面。

“我的名字是赫尔曼·弗里德里希·约斯特。1945年2月3日生于德累斯顿。我是柏林泽普·迪特里希党卫军学校士官生。今天早晨0530时,我离开学校开始例行晨跑。当时单独一人。我按照通常路线,穿过绿林,前往哈维尔湖,在林德岛餐馆掉头南返。在天鹅岛(Schwanenwerder)堤道以北大约300米的地方,我注意到湖岸有一个白色物体。那是一具男性尸体。我跑到半公里外的电话亭通知警察,随后返回尸体旁边,直至警察赶到现场。其间附近没有人或车走动。”

“在刑警侦探扎维尔·马赫在场的情况下,我自愿写下以上证明。”

在约斯特写报告的时候,马赫研究着写报告的这个人。党卫军学校的生活还没有在这个孩子的脸上烙上成人的烙印,这是一张粉红色的、甚至带有一丝女孩儿气质的纤弱面庞。马赫怀疑这孩子是否刮过胡子。

“你为什么一个人跑步?”

约斯特把签好名字的报告递给他。“我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一个人思考问题。在兵营里,你很少有独处的机会。”

“你进入这学校多长时间了?”

“三个月。”

“喜欢那儿的生活吗?”

“喜欢!?”那孩子勉强挤出一丝苦笑,“我刚在哥廷根大学入学,就收到了征召令。这么说吧,这绝对不是我最快活的一天。”

“你在哥大学什么?”

“文学。”

“日耳曼文学?”

“难道还有别的什么文学吗?”约斯特再次露出苦笑。“我希望服完这三年的役就回去上课。我想当教师。或者作家。不是党卫军军官。”

马赫看了看这份报告,“既然你不喜欢军事,那你为什么加入党卫军呢?”他已经能猜到答案了。

“我父亲。他是‘阿道夫·希特勒卫队’的创建人之一。”马赫知道这支部队,一开始是泽普·迪特里希创建的元首私人卫队,后来成为赫赫有名的党卫军第一装甲师,在西线和苏联战功累累。“我是独子。他希望我继承他的事业。”

“你一定不喜欢这点。”

约斯特开始畏缩。“我混的还可以。而且有人私下告诉我,我不必去前线。巴德托尔兹的党卫军军官学校需要一名教员助理。”看到马赫的疑惑神色,约斯特补充说:“他们开设了一门课程,‘美国文学的堕落’。听起来和我以前的兴趣差不多。‘堕落’。大概我会成为这方面的专家。”

马赫哈哈大笑。然后把目光移回报告。“我想你会的。希望你能当上老师。”

“我可以走了吗?”

“恩。”

约斯特一脸放松的表情。他站了起来。马赫握住门把手,帮他开门。“对了,你为什么要对我撒谎?”

约斯特满脸惊愕。“什么!?”

“你说你五点半离开兵营。你是六点过五分给警察打电话的。天鹅岛离你们兵营三公里远。你每天都跑步,所以这段路只需要15分钟。你没有闲溜达,因为当天在下雨。除非你突然崴了脚,否则你应该在5点45分跑到天鹅岛。你过了20分钟才打电话报警。那么,相差的这段时间里你干了些什么?”

可以看得出,约斯特满脸震惊。“可能我离开兵营的时间要晚一些。也许我先在教练汽车道上兜了几个来回……”

“也许,也许。”马赫警告地摇着脑袋。“这些我们都可以查出来。我先提醒你,如果我发现事实和你说的不一样,那么你要有所准备。你是同性恋吧。”

“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先生!看在上帝的面上……”

马赫把手搭在对方的肩膀上。“我关心的不是这个。不过也许你每天单独晨跑是为了跟某个人约会。在绿林里。20分钟,啊?放心,这是你的私事,我不会记录的。我感兴趣的只是那具尸体。你看见什么了?你当时到底干了些什么?”

约斯特拼命摇着脑袋,泪水从他淡蓝色的眼睛里流了出来。“我什么也没看见,我发誓!”

“好吧,好吧,”马赫放开了他,“到楼下等着。我安排车子把你送回学校。”他把门拉开。“记住,由你自己告诉我,比我亲自找出事实来,结果要好得多。”

约斯特犹豫了片刻,一时间马赫以为他要开口说话了。但约斯特最后还是一句话没说,走出了房间。

马赫给车库打电话要了辆车。他放下听筒,盯着另一面墙上的空洞窗户。雨水在墙上形成了一道水幕。他对那男孩是不是太严厉了?也许。但有时候真相只能通过这种出人不意的方式问出来。马赫隐约觉得约斯特是同性恋,本想借此吓唬他说出真相。在第三帝国,这种“反社会行为”一般要被关进集中营,而党卫军成员若犯下此桩罪行,则会被送入东线的惩戒营——很少有人从那里活着回来。

马赫看到过许多像约斯特这样的年轻人。这类人越来越多。他们反抗父母,置疑政府,留长发,穿牛仔裤,偷听美国的电台,在小圈子里私下交流禁书——君特·格拉斯和格雷厄姆·格林,乔治·奥威尔和J·D·塞林格(注:美国犹太人,著名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作者。)。更重要的是,他们反对战争——二十年来乌拉尔山以东那场无休止的、针对由美国支持的俄国游击队的战争。

马赫突然为自己对待约斯特的审问方式感到羞愧,觉得有必要向他道歉。但是另一种念头又占了上风,那就是无论如何也要把那具死尸背后的迷团解开。只有这样,才能为刚才那种欺凌弱小的行为赎罪。

刑警总部的值班室占据了大楼的整个三层。马赫三步并做两步爬上楼梯。在入口外,一个斜挎冲锋枪的警卫检查了他的证件。厚重的防弹钢门在电铃蜂鸣声中缓缓打开。

远处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柏林市区图。如繁星一般的桔黄色小灯泡标出了大柏林122个警察局的位置。它的左边是一幅更大的地图,大德意志帝国。红灯泡标出所有大得足以设立警察局的城镇。整个欧洲中部一片深红,宛如银河中心繁密的恒星团。这条红色的银河越向东越稀疏,莫斯科以东只有零星的一些小点,宛如银河边缘的寥寥星光。这就是第三帝国警察机器的天象图。

克劳斯,柏林大区的夜班警察头头,坐在这幅星象图下面的一个高台上。他正在打电话,看到马赫向他走近时举起一只手示意。在他下面是报案中心,几十位穿着白色衬衫的年轻妇女坐在玻璃隔出的办公间后面,戴着耳麦忙来忙去。她们从来都是生意兴隆。一个从东线回来探亲的装甲师上士,在家里吃完晚饭后拔出手枪,把妻子和三个孩子一个个地打死,最后把自己的天灵盖轰到了天花板上。一个包打听的邻居报告了警察。于是,案情——严加控制,以免流传到社会上——被提交到这里,然后分发给下面一层的侦探们。

在克劳斯身后,一个穿制服的女秘书在夜间案情通报板上写着什么东西。通报板有四栏:严重犯罪,犯罪,人为事故,灾祸。每栏又细分成好几项:报案时间,情报来源,报告内容,应对措施。在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里,其1000万人口一晚上的犯罪活动,被浓缩到这块几平方米的白色塑料板上。

从头天晚上10点到现在,大柏林一共有18起命案。最严重的一起——IH2D4K——是潘考区的车祸,3个成人和4名儿童死于非命。这个案子将移交给民警。在克罗伊茨贝格,一家人被烧死在自家房屋里。在韦丁有一场酒吧斗殴。斯潘道有名妇女被殴打致死。马赫的案子排在最后:0607时,哈维尔湖。女秘书回到自己的座位,把手里的马克笔放回笔筒。

克劳斯放下电话,语气有些生硬:“我已经向你道过歉了,马赫。”

“没事儿。我想要整个柏林的失踪人口报告。过去48小时的。”

克劳斯看上去放松了一些。他转向那位板着脸的女秘书:“你听到侦察员同志需要什么东西了。快去办,黑尔嘉!看看上一个钟头有没有什么新报告送来!”克劳斯转了回来,眼睛因为缺觉而通红:“我一个小时前刚从那边回来。你知道那个地方。敏感地区。”

马赫盯着那张柏林大地图。绝大部分是灰色的道路蜘蛛网,但西南角有一块巨大的喜人绿色,那里是绿林。旁边一条长长的蓝色水面是哈维尔湖。一个像胎儿的东西从湖岸伸入水中,一条细细的堤道将其同湖岸连接起来。

天鹅岛。

“戈培尔家是不是还在那儿保留着一所房子?”

克劳斯点点头,“还有其他那些人。”

天鹅岛是柏林最高尚的住宅区之一,住在那里的都是达官贵人。岛上零星散布着几十座房子,入口的堤道有警卫把守。隐秘,幽静,安逸,坐享森林空气和湖泊美景的好地方。也是最不适合发现无名尸体的地方。

“当地的民警管那儿叫‘野鸡地’。”

马赫笑了笑。“锦鸡”是柏林街头黑话,指的是那些党国要人。“是啊,在那种地方出现浮尸可不太好。”

黑尔嘉回来了。“从星期天早上起的人口失踪报告。”克劳斯接过报告,瞟了一眼,递给马赫:“最新的报告还没加进去,不过够你忙的了。你应该让你那胖伙计耶格尔来办这案子。按理该他处理,记得吧?”

“谢谢。我至少先把开头的工作做了。”

克劳斯摇了摇头。“你太热心了。又不会给你升职。薪水那么少。”

马赫把名单卷成一筒,凑近克劳斯:“同志,别忘了,‘通过劳动获得自由’”。这是集中营的口号。

他转身而去,听见克劳斯对那女秘书发牢骚:“看见了吧?他净开这类鬼玩笑。”

马赫回到办公室时,耶格尔正在挂外套。

“扎维!” 耶格尔张开双臂,“值班室告诉我了。真谢谢你!”他穿着党卫队二级突击大队长的制服,黑色的束腰上衣上面还能看出早餐的蛛丝马迹。

“哎,别高兴的太早。尸体上面没有一点儿线索。星期天以来柏林有上百人失踪。核对名单就要半天。我答应儿子今天下午带他出去玩。所以接下来的活就是你的了。”

马赫点燃一支烟,向耶格尔讲述所有已知细节:丢失的脚,他对约斯特的怀疑,案发地点的特殊性。耶格尔一边听一边轻声哼着,表示听明白了。这是个大块头的家伙,有差不多两米高,大手,大脚。他有50岁了,比马赫大10岁。两人自从1959年起便分享一间办公室,刑警总部的人有时开玩笑说这对搭档是一狐一熊。

“这是人口失踪报告。”马赫一屁股坐在桌子上,打开从三楼拿来的纸卷。上面是一串人名,出生日期,失踪时间,联系地址。耶格尔叼着一支肥大的雪茄,肥大的手指飞快地翻看着报告。

“那位好医生艾斯勒说,咱们这位先生大概是昨天晚上6点钟死的,所以他的家人到七八点钟才会发现人不见了。也许再等上一晚上,有可能到今天早上还没有报告。但是还有两种可能:一、他死前就已经失踪一阵子了;二、以前也发生过这种情况,就是艾斯勒把死亡时间弄错了。”

“那家伙当兽医都不够格。”耶格尔颇为赞同。

马赫飞快地数着人名。“一百二十个人。我们这位先生大概在60岁左右。”

“也有可能是50多岁。在水里泡12小时,样子不会好看的。”

“对。所以应该把1914年以后出生的都排除在外。这样还剩下一打左右的名字。而且没有比这再省事的调查了:小朋友,你爷爷少了一只脚吗?”马赫把名单一撕两半,把一半递给耶格尔。“哈维尔湖附近有哪些警察局?”

“尼古拉湖分局。万湖。克拉多夫。加托。皮切尔斯多夫。不过最后这个可能太靠北了。”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马赫给所有的分局都打了电话,询问有没有人上交一团衣服、或者报告失踪人口。没有任何新线索。失踪名单上的人也都没有少一只脚。到11点半,马赫站了起来。

“无名氏先生。”

耶格尔十分钟前就挂上了电话,此时正在窗口抽烟。“可怜的老家伙,是不是?比你还形单影只。”他啐掉舌头上的散落雪茄烟叶。“我一会儿去值班室看看有没有新的报告。你该走了。跟皮利好好玩玩吧!”

刑警总部对面,一家不起眼的教堂刚刚结束午祷。身披雨衣的牧师正在锁上教堂的大门。马赫站在总部门口盯着他。基督教在第三帝国是不受官方欢迎的。好多牧师都成了盖世太保的告密者。那位牧师把一枚巨大的铁钥匙塞进衣袋,发觉街对面的警察巢穴门口有人在注视着他,连忙垂下眼帘,低头匆匆离开,仿佛正在做一件非法的勾当。马赫也扣上外套,迈上丑陋肮脏的柏林大街。